许多人以为，贪官都是胆大包天的人。
其实并非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初也是谨慎的、甚至畏惧的。刚进入体制时，谁都听说过纪律的红线，也都曾告诫自己：一步错，步步错。
你看到周围的人都在做同样的事：一张卡、一份礼、一次“帮忙”后的感谢……起初是拒绝的，后来半推半就，再后来，也就习惯了。
但即便习惯了以后，也是经常提心吊胆。
一点风吹草动，心里就咯噔一下。开会时领导多看了一眼，就怀疑是不是在暗示什么；同事聊天时笑声大了一些，就担心是不是在议论自己。
这种压力，外人是看不全的。他们可能照样上班、开会、做报告，说话依然有条不紊，举止依然稳重得体。
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心里那根弦一直绷着，绷得发痛。
有人说，既然那么怕，为什么不早停手？
问题在于，很多时候，停不下来。
拿了一次，往往就有第二次。关系网一旦织进去，就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后面有人推着你，旁边有人看着你，前面还有更大的诱惑吊着你——像是一辆没有刹车的车，明明知道前面可能是悬崖，却找不到减速的方法。
更何况，已经得到的东西，让人难以割舍。
不光是钱或物，更是一种虚幻的掌控感、优越感，一种“我能绕过规则”的错觉。权力像一层外衣，穿久了，就以为是自己的皮肤。
可这层皮肤底下，藏着的是一颗越来越沉重的心。
他们开始活得像个演员。在单位演正直，在家庭演从容，在朋友演轻松。戏份太多，到后来，自己都分不清哪一面才是真的。
唯一真实的，是抽屉里不敢存进银行的卡，是手机里随时要删的记录，是听到“审计”“巡查”这些词时，瞬间加速的心跳。
偶尔在新闻里看到别的官员落马，会一阵发冷，下意识地对比：我做得比他隐蔽吗？我的风险有多大？
然后安慰自己：我和他情况不同，我这儿更稳妥。
这种自我安慰，就像止痛药，药效一过，恐惧又卷土重来。
实际上，很多案件的突破口，往往极其微小——一张忘记销毁的发票，一次粗心的聊天记录，甚至是一个关系人的偶然失误。
这些他们都懂，所以怕得更具体。仿佛生活在布满细线的房间里，不知道哪一步，就会触响警报。
也有一些人，到最后已经麻木了。不是不怕，而是怕得太久，变成了一种日常的负担，带着它吃饭、开会、睡觉，像是得了某种慢性病。
直到有一天，敲门声真的响起。
那一刻，很多人反而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再演了，不用再算了，不用再在夜里突然惊醒，浑身冷汗。
调查期间，常听到类似的忏悔：“其实我一直没睡好过。”“早知道这么难受，当初绝不会伸手。”“最对不起的是家人。”
可惜，人生没有退回去的按钮。
回过头看，这条路的起点，往往只是一次小小的让步、一个当时觉得“没什么”的借口。
就像第一块松动的石头，之后便是山体滑坡。
而在整个过程里，他们始终是清醒的，清醒地看着自己一步步走下去，清醒地害怕着，清醒地盼着“也许不会有事”。
这种清醒的煎熬，比一时的冲动更折磨人。
他们不是故事里脸谱化的“恶人”，而是活生生的人，被困在自己织的网里，每天与恐惧共存。
这或许能给旁观者一些警示：
贪官一时的贪腐可能可以骗过制度、骗过别人，甚至暂时骗过自己，但心里那面镜子，始终是亮的。
睡不着的夜，就是那面镜子在无声地发光。
而人这一生，说到底，求的不过是一个“心安”。
心安了，躺下才能睡得着，醒来才能看得清阳光。
这道理，很多人都懂，只是在诱惑靠近时，总以为自己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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