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附近有一所艺术学校,十多年之前,每年都有艺术考生大军背个画架到这里来考试,当年各种艺术培训也是火热的不得了。很多孩子都是因为文化课学习一般,想走捷径,通过艺考来进入高等学校学习。一般艺考生的录取分数比其他考生要低几百分,这些年艺术类的大学毕业生也以数百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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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近几年风向开始转变。随着高等教育招生的不断扩大,考生大军也在不断缩小。各种艺考补习班、培训班也门庭冷落。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一,人才供给结构失衡

近年来,全国多所高校陆续宣布暂停艺术类本科专业招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热议。从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顶尖艺术院校对部分方向进行动态调整,到地方综合性大学如苏州大学、山东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等相继取消美术学、音乐表演、广播电视编导等专业招生,这一趋势已非个案,而呈现出系统性、结构性的收缩态势。

究其根源,并非艺术教育价值式微,而是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人才供需结构、学科发展逻辑与社会现实需求深度耦合后的一次理性校准。

首要动因在于生源质量与培养效能的持续承压。据教育部《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艺术类考生人数连续五年超110万,2024年达115.2万人,占高考总报名人数的11.3%。然而,优质生源高度集中于头部院校——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类报录比常年高于200:1,而大量地方院校艺术类专业第一志愿录取率不足60%,部分专业甚至依赖降分补录。

更严峻的是,相当比例考生并非出于专业志趣,而是将艺考视为文化课成绩弱势下的“升学捷径”。调查显示,近43%的艺术类高考生未接受过系统专业训练,仅在高三突击集训6—12个月。

这种功利化应试路径导致入学基础薄弱,课程完成度低、实践能力弱、创作思维僵化。某省属高校跟踪数据显示,其音乐表演专业毕业生中,仅29%能独立完成小型音乐会编排,71%在毕业设计阶段需教师全程代改乐谱与舞台调度方案。

当人才培养起点失衡,教学投入产出比显著下降,停招成为保障教育质量底线的必要选择。

二,就业困难是根本原因

深层症结在于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失衡长期未能缓解。文化艺术产业虽保持增长,但吸纳能力远滞后于供给规模。

智联招聘《2024文化艺术行业就业报告》指出:全国艺术类本科毕业生年均约28.6万人,而影视制作、舞台演出、美术馆策展、非遗保护等核心岗位年新增不足4.2万个,供需缺口达85%以上。

更值得警惕的是岗位性质的错配——市场亟需具备数字技术能力(如虚拟制片、AIGC内容生成、沉浸式交互设计)与复合素养(艺术+传播+管理+科技)的新型人才,而传统艺术专业课程体系更新缓慢。

某双一流高校动画专业课程中,传统手绘课程占比仍达47%,而实时渲染引擎、动作捕捉数据处理等前沿模块仅占9%;其毕业生入职游戏公司后,平均需6—8个月岗前培训才能胜任基础技术美术岗位。

当专业供给与产业演进节奏严重脱节,盲目扩招不仅加剧学生就业困境,更稀释了艺术教育的社会公信力。

三,学科设置跟不上市场需要

学科建设逻辑的内在演化亦构成关键推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强调“学科精度”与“不可替代性”,倒逼高校放弃低水平重复建设。

据统计,全国开设环境设计专业的高校达723所,视觉传达设计达689所,专业同质化率超76%。大量院校缺乏地域文化支撑、产业协同平台与特色师资储备,仅靠复制课程大纲维持专业存在。

相较之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停招传统染织服装设计方向,转而设立“智能媒介与艺术系统”交叉方向;中国美术学院撤销部分纯理论型美术学方向,强化“书画修复科学”“数字人文与古籍活化”等具有明确技术接口与文化遗产服务功能的新方向。

这种“关停并转”并非退守,而是以战略收缩换取学科纵深突破——将有限资源聚焦于能形成学术制高点、服务国家文化战略、具备不可替代性的特色领域。

四,政策导向的刚性约束

政策导向的刚性约束亦加速调整进程。2021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本科专业省级统考管理办法》明确要求:“高校须依据办学定位、师资力量、实训条件严格核定招生规模,对连续两年就业率低于60%、师资达标率不足80%、生师比超18:1的专业,启动预警与动态调整机制。”2023年《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艺术类人才培养须向应用型、技术型、融合型转型”。

在此框架下,高校面临双重考核压力:既要确保专业建设符合国家标准(如《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对工作室面积、设备值、双师型教师比例的硬性规定),又需回应区域发展需求(如服务乡村振兴的乡村美育、对接制造业升级的工业设计)。

某中部高校因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生师比达24:1、VR实验室设备使用年限超8年未更新,被省级教育督导组亮黄牌,最终主动申请停招。

五,艺术教育的出路何在?

值得注意的是,停招不等于否定艺术教育价值,而是推动其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国际经验表明,艺术教育成熟度往往体现于“少而精”的专业布局:德国包豪斯体系影响下的高校普遍仅设3—5个艺术类专业方向,却以跨学科工坊制支撑创新;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坚持“小班导师制”,每年美术学部招生仅120人,但92%毕业生进入国家级艺术机构或国际双年展主创团队。

我国高校正逐步探索差异化路径:北京电影学院强化“电影工业全流程”课程集群,压缩通识性表演方向,增设“影视声音工程”“AI剧本辅助创作”方向;四川美术学院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停招传统雕塑方向,新建“公共艺术与城市更新”“数字艺术与文化遗产数字化”方向,与地方政府共建12个社区美育实践基地。

艺术教育的本质,从来不是批量生产从业者,而是培育具有审美判断力、文化理解力、技术驾驭力与社会责任感的创造性主体。

当高校以停招为支点,撬动课程体系重构、师资结构优化、产教融合深化与评价标准革新,这恰是艺术教育回归育人本位、响应时代命题的清醒抉择。

未来艺术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将不再系于单一技能熟练度,而在于能否以艺术为方法,介入真实社会问题,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处构建新的意义空间。停招潮的表象之下,一场静水深流的范式革命已然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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