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五五分流”政策一度将约一半初中毕业生导向职业教育轨道，而近期的调整却又显现出“扩招”与政策回摆的迹象。这种反复令不少家长感到困惑与不安，有网友直言：“拿孩子的人生来回试错，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政策的摇摆背后，是中国职业教育长期面临的困境：尽管官方话语中“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但在现实选择里，绝大多数家庭宁愿不生也不愿孩子未来成为工人。这种观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当前职业教育体系质量与出路直接作用的结果。
一面是“最顶级职校学生最好的出路还是考大学”，另一面是普通职校“基本上只收钱不教学”。 知乎上一条获得高赞的回答尖锐地指出：中国职校往往学生“放羊”，缺乏对口实践，甚至存在被安排打杂干苦力的现象；教材被批为“洗脑的狗屎”，师资则多是“中小学淘汰剩下的”，部分教师连教师资格证都未具备。这样的描述或许极端，却折射出公众对职教质量严重不信任的普遍情绪。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常被奉为楷模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在德国，职校多由企业创办，学生入学即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教材与师资由行业公会严格遴选，确保教学内容与行业顶尖水平同步。学习过程在企业实践与学校文化课之间规律交替，学生真正掌握实用技能。工作环境也有保障，“基本都是恒温车间，有充分噪音防护”。职业教育在这里不是“升学失败者的收容所”，而是一条有尊严、有前景、被社会广泛认可的成才之路。
中德职业教育的巨大落差，根本在于体系设计与价值定位的不同。德国的职业教育深深嵌入其产业体系，企业是重要的办学主体与受益者，因此有动力投入资源、提供优质实习岗位、保障学生就业。行业公会则确保了教育内容与行业标准对接。这套体系赋予了学生明确的职业身份与社会认可。
反观国内，职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扮演着“分流”与“缓冲”的角色：既是中考高考筛选后的分流渠道，也被一些人视为“缓解就业压力”的临时手段。企业参与度低，校企合作常流于形式，甚至异化为廉价劳动力的输送管道。学生在职校中难以获得有价值的技能提升，毕业后就业质量普遍不高，上升通道狭窄，自然被家长视为“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社会观念与资源分配。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影响下，技能劳动者长期面临社会地位不高、收入待遇偏低、职业发展天花板明显等困境。教育资源向普通教育严重倾斜，职教投入不足，导致硬件设施、师资力量难以保障，形成“质量差—声誉差—生源差—质量更差”的恶性循环。
网友的批评点出了关键：“教育不是用来挣钱的”。当职业教育过于追求规模效益而忽视内涵建设，当它无法为学生提供切实光明的未来时，家长的“用脚投票”便是最理性的选择。要打破这一僵局，仅靠政策层面的“分流”或“扩招”指令远远不够。
中国职业教育需要的是一场系统性的重建：借鉴德国经验，真正确立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建立以真实职业能力为核心的标准与课程体系；大幅提升师资专业化水平，让能工巧匠走进课堂；保障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与薪酬待遇，拓宽其职业发展空间；最终，让选择职业教育成为一条有尊严、有保障、有盼头的主动选择，而非政策驱动下的被动接受。
唯有当职校学生能在恒温车间里专注打磨技术，而非在流水线上从事重复性杂役；唯有当职教文凭能赢得市场真心实意的尊重，而非一纸空文；唯有当“工匠”二字承载着社会由衷的敬佩，而非隐形的歧视——中国的职业教育才能真正“吃香”，而孩子们的人生，也不再会成为政策试验田中来回摇摆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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