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的清晨，闽中群山罩着薄雾，永泰县殡仪馆外却排起长队。送行的人里，有白发老兵，也有赤脚农民，手中捧着菊花，嘴里轻声念着“杨主席”“磐扬法师”两个并不相同的称呼。
葬礼之前，县里开过一次简短会议。老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世上少有这样走完两条路的人。”这话听来玄乎，可在本地几乎无人质疑，因为二十三年前的那场调查，至今是永泰人口中的传奇。
时间拨回1966年5月。永泰公安局接到一封署名“群众”的来信，直指闇亭寺主持身份可疑，或为深藏不露的旧军政人员。当天午后，三辆吉普车爬上寺前山道，带队干部开门见山：“请师父协助调查。”
寺中钟声未停。穿褐色僧袍的八旬老人合十欠身，神色恬淡，却突然吐出一句让调查组半晌无言的话：“我已为革命牺牲一次。”这短短九字像石子落井，四周立即安静得只剩蝉鸣。
要弄清真相，得从江西兴国说起。1900年春，杨家迎来了第三个男孩杨道明。三十年后，赣南已是红旗招展。杨道明先做共青团干事，后任区财政委员，组织百姓筹粮支前。1931年反“围剿”胜利，他又被推为县委骨干，很快升任兴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彼时年仅二十四岁。
兴国是苏区腹地，国民党五次“围剿”重兵压境。1933年冬，杨道明调至闽赣省苏维埃政府，主理内务。密林深处的机关昼伏夜行，却终因兵力悬殊，转入游击。1935年春，敌保安团联络地方武装重围紫山，局势急转直下。
就在最需要团结的时候，三名军政骨干心生去意。夜色中，杨道明仅一句“要投降吗？”便看透事态。拂晓，营地只剩寥寥数十人，他带着省委工作团钻进密林，一路东折西转，躲进石洞。山下枪炮震天，敌军误认那具中弹的同名干部为“杨道明”，捷电飞往南昌，自此烈士名册上多了一个新名字。
余生该如何落脚？探路被断，联络无门，逃亡小队最终沿古驿道进入福建永泰。山坡尽头的闇亭寺，瓦片残缺，却香烟未断。方丈接待了这群衣衫褴褛的客人。几日后，杨道明剃度，法号“磐扬”。从此木鱼晨钟代替机关图章。
抗战尾声，他因“通共嫌疑”被捕，四个月不屈，出狱时肺疾缠身。此后长住寺中，闭口不谈旧事。新中国成立，闇亭寺也分得山场和田地，僧众照例耕作礼佛，磐扬法师的过去，像砖缝里的苔藓，被岁月遮住。
再说1966年那场风波。调查组按程序取证，很快联系到兴国公社。杨道明烈士的名字赫然在烈士碑上，党史办人员反复翻卷宗才找到“紫山殉难”电报的原件。几番对照，身份呼之欲出。随即，一封加急电报送到永泰：“此人确为我党早年闽赣苏维埃干部，误传牺牲，望妥善安置。”
身世坐实，荣誉却仿佛与本人保持距离。县里请他出山主持民政工作，他笑而不答；省里授予烈士家属抚恤，他全部捐给了山区小学。寺门依旧敞开，他仍每日挑水劈柴，只在重要节日为部队、贫农做义斋。
有意思的是，改革开放后，他成了永泰佛协首任会长。会上常说：“修行不离众生，讲经也得懂庄稼。”他鼓励僧侣参与开展义诊、扫盲、高龄慰问，这些做法后来被其他寺庙借鉴，也被地方党政写进年终总结。
1989年冬天，病榻前的磐扬法师留下一句叮嘱：“庙门向善，乡亲在外头。”随后合掌而逝，享年八十九岁。安葬那天，曾经的老游击队员与青灯黄卷的弟子并肩抬棺，几十面红旗同寺中幡幢交错。阴雨不断，暮鼓响彻山谷。
从烽火里走出的杨道明，用烈士身份换来隐姓埋名的三十载；又用僧侣之身，携一口木鱼在山间陪伴乡民。许多人说不清他究竟是谁，可在永泰的记忆中，这位“既死又生”的老人，已是一座沉默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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