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初，奉化溪口的雨下了整整两天，山间雾气像棉絮一样挂在檐角。就在这样的天气里，蒋介石披着灰呢大衣，走进慈庵，点上一炷香，又掸了掸佛龛上的尘土。他已经离开南京一个多月，却依旧习惯性地翻阅当天的电报，将所有密封公文放在身旁的小几上——名义上退隐，行动上却没放手。
事情要追溯到1月21日。那天的南京城阴沉得像一块铁板，杜聿明被俘、邱清泉饮弹的消息铺天盖地，行政院外挤满了记者。李宗仁领到了代总统章后第一句话是：“长江防线还能守多久？”事实上，谁都清楚，徐蚌会战的溃败意味着国民党在大陆已无翻盘余地。蒋介石把总司令大印往办公桌上一放，留下一句“国事艰危，愧无以报”，乘专列直奔宁波，再转汽车回到溪口老宅。
溪口丰镐房并不算阔气，四合院两进，寒潮过后墙面微露青苔。蒋介石搬回这里，一面向外界宣布“寄情山水”，一面通过密电调度长江防务；他写日记时自嘲“乡居老农”，可笔尖停留最多的仍是“淮南”“江北”这样的词。
2月下旬，南京的气氛焦灼。和谈代表迟迟未能启程，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中“惩办战犯”一条触痛许多人神经。李宗仁清楚，要想把和平谈判谈下去，必须让蒋介石真正退到幕后，最好干脆离境。于是他把目光投向张治中。张治中素有“和平将军”之称，既与蒋介石熟识，又在西安事变中做过调停，被认为最合适的说客。
3月2日上午十一点半，张治中和吴忠信的座机降落宁波栎社机场。蒋经国亲自来接，一共两辆灰色雪佛兰。车刚启动，蒋经国低声问：“文白兄真能说服我父亲？”张治中叹了口气，只答：“尽人事而已。”车厢里短暂的对话，像一粒石子落进深水，激不起浪花，却预示着不确定的结果。
傍晚抵达丰镐房后，按旧例要先到厅堂向蒋氏祖先牌位行礼。张治中进得门来，脚步放得很轻，他明白蒋介石极重家风。行过三鞠躬，蒋经国领客人到厢房休息。夜已深，乌僧乌煞的山风拍打窗棂，张治中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里盘旋着李宗仁的叮嘱：“务必让校长出国，哪怕去日本暂住。”
第二天一早，众人陪蒋介石在慈庵喝茶。蒋介石把一份《中央日报》摊在桌上，冷冷一句：“他们说我该出洋避嫌，可笑！”张治中只好先谈和谈事宜：“中共八项中第一条，南京方面意见一致，无法接受。”蒋介石顺势而下，提出“备战求和”，还点名要顾祝同加紧整编江防部队。话锋一转，他又埋怨“有人一心妄想拉苏联”，暗指李宗仁。张治中察觉对方情绪高涨，暂且按下出国话题。
午饭后众人登轿游雪窦寺。山路弯急，清泉声断断续续。蒋介石指着远处的千丈岩，说那是“天开画卷”。张治中趁着兴致尚可，小声劝道：“总裁若暂居国外，可免流言，也能方便德公推进和谈。”话音未落，蒋介石脸色一沉：“亡命天涯？我宁做散淡布衣，也不做海外寓公！”短短一句，山风便凉了几分。
第三天，张治中再试一次。这回他搬出美国的顾虑、南京官场的猜疑，还提到军统看押张学良、杨虎城一事。“若总裁离境，军统便能听新政府调度，何乐而不为？”蒋介石闻言摇头，声音虽低，却透着决绝：“这方土地，我经营二十余年，岂能说走就走！”
接下来几天，双方你来我往，却始终在原地踏步。蒋介石坚持“坐镇故里”，张治中无功而返只能预料。临别那天清晨，溪口雾气又起。蒋介石送客到门口，忽然轻声说：“文白，你告诉德公，我绝不复出，但我也绝不弃守。”张治中点头，上车时回望老宅，墨瓦灰墙在雾里显得模糊，他突然意识到，真正的难题并不在奉化的一座院子，而在蒋介石那颗仍想左右全局的心。
3月10日夜，张治中的飞机降落南京。他进门就对李宗仁说：“总裁态度已明，谈判只能靠南京自己了。”这一刻，长江江面正酝酿春汛，水色愈发浑重；而政治上的洪峰，也离渡江战役只有一个多月。
随后发生的事世人皆知：4月23日共军突破长江天堑，南京城灯火熄灭。蒋介石仍守着溪口，直到年底才转往台湾。他曾信誓旦旦不出国，却终究远离了故土。历史就是如此戏剧，在奉化山雨里发端，却在涛声中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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