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齐齐哈尔的秋风已经带着寒意，城里老百姓却格外热闹。街头茶馆里，不时有人压低了声音说一句：“听说没？那位打鬼子出名的王司令，现在就住在城里。”旁边的人接话：“那可得找个机会见见，活着的抗联司令，可不常见。”类似的议论，这些年一直没断过。
有意思的是，真正坐在屋里面对记者时，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并不爱提自己受了多少罪，更不愿被人描绘成被日军追得东躲西藏的“苦命人”。一次采访里，他突然变了脸色，盯着记者问：“你干嘛老问我挨饿挨冻，问我怎么被鬼子追？”那位年轻记者一愣，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要明白这句“你为什么专问我吃败仗那回”，得从他早年的一张油印传单说起。
一、金矿里的传单，初心是怎么点燃的
1931年11月，汤原县北部山里，格节河金矿的冬天来得早，工人上工时哈出的白气，在冷风里一晃就散了。王明贵拎着工具，沿着山路往矿上走，忽然看到路边雪地里压着一张皱巴巴的纸，边角被泥水染成了灰黄。
他捡起来一看，是张油印传单，纸不大，字迹却很扎眼：写着“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的经过，也写着蒋介石“不抵抗”的态度，还用很直白的话，号召东北三千万同胞起来抗日。那一年“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两个多月，可在这种偏远矿山，交通阻塞、消息不通，多数工人只知道矿主换了脸色，不知道东北已经变了天。
这张传单，对他来说，就像一巴掌把人拍醒。他把纸叠好，赶紧揣进怀里，到了宿舍，点上昏黄的油灯，磕磕绊绊念给工友们听，念完还觉得不解气，又拿着传单去找炊事员艾俊山。
艾俊山三十多岁，识字，比普通矿工见过的东西多一些。看完以后，他一边卷干烟，一边对大家说：“这是共产党印的。共产党领头的是毛泽东、朱德。听说啊，他领的红军，国民党多少次围剿都搞不掉，蒋介石拿他没办法。”
这番话，在矿工心里掀起了波澜。对王明贵来说，共产党这三个字，从那天起不再是个空名，而是跟“打鬼子”“穷人翻身”连在了一起。他很直接地问：“那咱们这儿，有共产党没有？”艾俊山压低声音，指了指西头：“那两户朝鲜人，可能就是。”
那时候，他还没入党，但心已经偏过去了。等到日军一步步伸手到汤原，抗日，不再是纸上的口号，而成了“今天不反抗，明天矿山、房子都保不住”的现实问题。
1933年春天，日本人公开没收黑金河的金矿，接着又盯上格节河。伪汤原县当局下令要接收金矿，还要派兵镇压。矿上工人都明白，这不是换个老板这么简单，而是黄金要进敌人腰包，自己连活命都难保。
这时，矿局经理刘纪三站出来，说了一句很硬的话：“黄金是中国人的宝贝，不能让日本人抢走。”他召集十多名工人组队，暗暗准备抗日武装。一个月后，日军带兵冲进格节河，用刺刀顶着工人的胸口，威胁说谁再挖金就杀谁。矿房被点着，火光照红了半个山沟，工人们只得四散逃命。
就在这天夜里，王明贵跟着刘纪三，离开了干了多年的矿山，从一个普通矿工，踏进了抗日队伍的大门。那股“不能把黄金拱手让鬼子”的倔劲，在他后来打仗的选择里，一直没变。
二、从游击到攻城，日本人眼里的“噩梦司令”
到了1940年，东北抗日游击力量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起步阶段，转入更有组织的战斗。那年4月中旬，王明贵奉三路军总指挥部命令，率六军一、三师部分部队，到木沟河南岸活动。这一带山林、河滩交错，非常适合游击。
在中共北满省委的指示下，他带着三支队打一场“半年拉锯战”，表面上不断变换活动区域，让敌人误以为抗联主力不过是一些零散队伍，借此麻痹对方，为一场硬仗做掩护。现实版的“声东击西”，就是那时候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
真正让日伪发懵的，是1940年秋对克山县城的奇袭。克山是伪满北安省的“模范县”，设防严密，城外有围墙和电网，城内有伪军团部和日方守备力量。硬冲，几乎等于送命，要想拿下，只能靠“脑子”。
9月25日夜里，部队沿公路行动。战士全部换上伪军服，打前锋的扛着伪军旗，队伍走得整整齐齐，装出一副“调防部队进城”的模样。王明贵骑在马上，心里其实也不踏实——万一有人认出他们，整个计划就得泡汤。
运气也好，部署也周密。一路进城，居民只是远远看一眼，只当又是一支伪军。队伍走到北二道街十字口，三支队和九支队分头行动。九支队直奔伪军团部，出其不意出现在岗哨面前。哨兵愣神那一刻，枪已经到了手边，只能乖乖放下。
冲进院子后，战士们动作很快，把团部人员集中关押，屋里的伪军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已经被控制。另一边，三支队八大队带一个中队冲向十字街中央炮台。炮台上的伪军仓促射了两枪，反倒成了“信号”，我军战士一窝蜂冲上，抢占制高点，架起机枪严阵以待。
更难的是县公署。那地方大门紧闭，墙高七尺多，上面还有玻璃、电网。战士们搭人梯，有人肩膀被压得直哆嗦，也硬是撑着，让后面的人翻墙过去。有人用钳子剪断电网，有人接应翻墙的战士，一声令下，抗联队伍像一股风从后院涌了进去。
激战二十多分钟，县公署全被控制。日本参事官想打电话求援，拿起话筒才发现电话线早就被剪断了。战斗稍一稳定，王明贵立刻想到监狱——那里关着几百人。大门一打开，阴冷的牢房里，犯人们一时不敢相信，听到“愿意打日本的就跟着走”的话，好多人眼圈都红了。最终，有一百多名在押人员报名参加抗日部队。
城里枪声一响，西门外的日本守备队反应很快，两辆载着机枪的汽车飞速冲进城，想夺回团部。车还没靠近门口，就被我军火力扫中，死伤一片。少数跳车的日军试图反扑，在街角被步枪和机枪压住，抬不起头。
日军不甘心，又把车开到十字街，想从另一方向突击。可是街口已经被控制，汽车被打坏，敌人暴露在大街上，而抗联战士藏在暗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倾泻，日伪一看形势不妙，只得仓皇撤退。
这场战斗两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结果很清楚：日军守备队和伪军警死伤二十余人，俘虏五十多人，缴获迫击炮四门、步枪百余支、子弹上万发，解救囚犯三百多人。对一支长期活动在林海雪原的抗联部队来说，这种“攻城拔寨”的战绩，无疑狠狠打了敌人的脸。
从那以后，王明贵名字在敌人内部的通报里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红军协同作战，到1945年8月共同击溃了日本关东军，结束了东北十四年的殖民统治。日本人嘴里提到的“麻烦人物”里，就有他。
战后，他被任命为嫩江省军区司令员，着手组建嫩江省人民自卫军和民主大同盟等群众组织，用三个多月时间，解决了齐齐哈尔外围城镇的解放问题。到1947年3月，齐齐哈尔城已在解放军控制之下，嫩江省境内的土匪也基本被肃清。
抗美援朝期间，广西一带土匪活动加剧，中央决定派人去“收拾残局”。王明贵采用诱敌深入战法，把盘踞山里的股匪引到预设圈套里，一口气吃掉。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军区顾问等职。1955年授衔，获少将军衔，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勋章接连挂在胸前。
这些阅历，让他在后来面对镜头时，更在意的不是“吃了多少苦”，而是“仗是不是打得值不值”。
三、深山密林的惨烈与自信，艰苦并不等于窝囊
进入抗联最艰难的几年，局势远比城市里的胜利消息复杂。抗日联军的长处在机动灵活，可一旦被几十万日伪军围追堵截，局面也会迅速恶化。
到1938年前后，日军把抗联当成东北的心腹大患，开始大规模“围剿”“讨伐”。他们在许多抗日游击区烧房子、抢粮食，还把老百姓往“无人区”赶，只要查出谁跟抗联有来往，就大开杀戒。
有一次，日军在一个小镇附近遭伏击，吃了亏，恼羞成怒，把一条街的百姓赶进一所大屋，点火焚烧。紧接着，又抓了四十二名抗日群众，捆起来，用刺刀刺死后扔进一口大井。面对这种残暴，抗联部队只能进一步隐入深山密林，把游击根据地和秘密交通线维护下去。
那几年，物资短缺到了极点。树皮、草根，在饿得前心贴后背的时候都能往嘴里塞，鞋底、皮带煮一煮也得分着吃。药品更是稀罕东西，受了伤，只能用树皮煎水，权当消毒。不得不说，这种生活换到一个普通人身上，很难撑几年。
有时候，队伍饿得眼睛花，看见山林里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心里都算一算能不能下锅。除了老虎这种危险过头的家伙不敢动，其他山珍野味，只要能抓到，几乎都吃过。这种说法，后来在抗联老战士的回忆录里也得到印证。有人回忆，在撤往苏联境内之前，他们甚至埋了一台留声机，战后再去找，已经不见了。
艰苦是真艰苦，可在王明贵眼里，“艰苦”不等于“被动挨打”。他受访时撸起裤腿，指着膝盖上的伤疤说“这是艰苦生活的见证”，紧接着补了一句：不管日军怎么“扫荡”“讨伐”，抗联没停下过战斗，群众也没放弃过支持。有人送情报，有人送弹药，有人冒着杀头危险偷偷送粮食，这才撑起了“孤悬敌后十四年”的局面。
有记者问他：“抗联那时候有多难？你们怎么坚持下来的？”他并不是没回答，而是顺着这个问题，把东北人民革命军和抗日义勇军的贡献讲得很细。从1933年9月之后两年多时间里，东北人民革命军六个军陆续成立，各路抗日武装慢慢走到一起，为东北抗日联军的诞生打下基础。
他说得动情：“没有抗日义勇军和人民革命军，就没有抗日联军的基础。”在他看来，抗联既是枪杆子，也是民心所托。如果只拍掉“困苦”的照片，却不提这些土生土长的抗日队伍，画面就严重失真。
也正因为这个心理底色，当有人紧追细问他“吃败仗那一回”时，火气才会上来。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他习惯的是“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哪怕有仗没打好，也要看到转折点在哪里，而不是把自己刻画成一个被追得满山跑、毫无还手之力的“逃兵”。
四、那场不欢而散的采访，真正在意的是什么
晚年离休后，王明贵把大量时间放在整理抗联史料上，写了三十多篇回忆文章。那时候，许多报刊都希望挖掘“前线故事”，记者络绎不绝。他对采访并不排斥，只要能帮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大多时候都愿意开口。
他在一次访谈中说过一句话：“我只是个幸存者。”在他心里，真正的功臣，是十四年里“孤悬敌后、英勇奋战”的东北各族军民，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共同支撑起的抗日大军。他反复强调，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各族人民的努力，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不会有他个人今天的地位。这些话，记者都记下来了。
采访快结束时，有人问：“抗日联军在整个抗战中，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他在屋里踱了几步，一条一条列出四个方面：牵制敌军兵力，打乱日军部署；坚持敌后斗争，发动群众；配合全国战场，形成多线压力；保存革命火种，为解放战争积蓄力量。这些内容，既有情绪，也有条理。
问题出在另一场采访。
那天，一位年轻记者和他聊了大半天，从九一八讲到抗联发展，又问到密林游击的艰苦，王明贵开始还算耐心。可到后来，对方的问题越来越集中在“你们挨冻有多严重”“那次失败是不是很狼狈”“被日军围追堵截时是不是差点没活下来”这些点上。
聊着聊着，他脸色变了，眼神也冷下来。记者察觉不对，小心问：“王司令，是不是哪句问得不合适？”老将军瞟了他一眼，话头压得很低：“我怎么觉得，这不是采访，是在寒碜我？”
记者赶紧摆手：“哪敢寒碜您啊，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当年抗联有多艰苦，多顽强……”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你怎么老问我挨冻受饿，让鬼子追得多惨？你也是当兵的，你想想，整天没饭吃，一点希望都看不到，这样的仗，你能把队伍拉起来？还能扩军？”
紧接着，他自己把话题转向了那些“记者不太关心”的地方：“那时候鬼子吃啥，我就打他的仓库吃啥。打关东军一个汽车，要什么有什么。山上飞的，水里游的，除了老虎没动过，什么山珍野味没吃过？库楚河那一仗，你老追着问。老子那次西征兴安岭，前后十六仗，除了这仗，哪一仗让日本人占便宜？你偏盯着那一仗问，你什么意思？”
语气很冲，但逻辑并不乱。他在意的，是抗联整体战果的全貌，是“十六仗十五仗赢”的事实，而不是被固定在“唯一那次不占上风”的瞬间。对战场出身的人来说，失败本身并不可怕，可如果只抓住这一场来写，就会让后人误以为抗联长期是被动挨打，这一点，他无法接受。
不得不说，记者的难处也很现实——上级希望他写出“有冲击力”的稿件，突出“牺牲多惨烈、环境多艰苦”。从新闻角度看，这样容易引起读者情绪共鸣。但对一位老将军来说，这种提问方式，在无形中弱化了抗联的主动战果和战略意义。
更有意思的是，相关记载表明，王明贵强调“打鬼子仓库吃同样的东西”，并非夸口。陈翰章将军在1939年的日记里写过某天的安排：白天听汇报、开会、讲课、参加讨论，忙得不可开交，晚上居然还“放留声机放到夜里十一点才睡”。抗联老战士回忆，撤往苏联境内前，专门埋了一台留声机和一些物品，希望有朝一日能再翻出来。
这些细节，说明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努力保留一点“正常生活”的痕迹，也说明在部分阶段里，部队的补给和缴获，远没有想象中那样绝望。日军自然恨得牙痒，对能屡次打穿他们据点的抗联指挥员，心里既怕又记得清清楚楚。甚至有材料提到，有日本军官在内部讲话中，把“斯大林、毛泽东、王明贵”并列作为“特别要注意的敌人”。虽然这种说法略显夸张，却反映出一个事实：在日军眼里，他确实是个“经常出现在他们身边”的麻烦人物。
库楚河那一仗，之所以让他心里不舒服，很大一部分原因，不在于这仗有没有失利的地方，而在于被人拿出来单独放大。不少后来者不了解全局，只记得“吃败仗那回”，而忘了他在兴安岭西征十六战中的整体战绩，也不知道在战斗后期，他用“十三检点回马枪”的方式，让日本人付出了沉重代价。
这一层心理，外人不一定容易体会。对于那些经历过生死线的人来说，真正想留下的历史，是“整体抗争的轨迹”，不是把自己塑造成被动受苦的素材。抗战需要记住牺牲，更需要记住那些打得敌人胆寒的战例。王明贵在采访中那句“你为什么专问我吃败仗那回”的质问，说到底，是希望后人看抗联，既看到寒风中的饥饿，也看到枪口下的自信和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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