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刻意抱着研究写作的心态去阅读一本书，但过去一年的阅读，总是不由自主的会琢磨，换做是我，该怎么写？读小说时，会思考有没有同一类型且可能比小说更精彩的历史事件？读历史包括口述史时，又会想要是小说的话这段历史能怎么讲？另外，过去一年我和历史作家陆大鹏开始做一档历史播客，所以阅读也会和播客产生关系，当大多数主播都是在呈现观点时，历史类播客又会有怎样的可能性？
在各种“可能性”的心态下，我梳理了过去一年读过的书，发现旧书很多，于是索性就只从旧书里选了印象最深的几册来谈。这也是因为，岁末年初，时常参加一些评书选书的活动，也时常会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看法。有人说，现在书品类很多，但是好书太少，一年到头读不到几本让人眼睛一亮的好书；有人却说，现在不光书的品类多，好书也特别多，只是时间精力有限，一年到头读不完几本书。这两种看法更像是同一位读者在不同阅读阶段的体验。我的感觉则是，每年的新书很多，好书也很多，但新书的“花期”只有两三个月，大多数书籍还没有被广大读者看到，就已经过了营销期。于是乎，尽管现在官方的、民间的、机构的、自媒体的图书榜单很多，但上榜的终归数量有限，公认的好书固然可以横扫各大榜单，从未上榜的也不乏佳作。转过年来，新书又被归为了旧书，
其实，世界上哪有新书和旧书之分？只有遇见的早与晚而已。以下聊几本好读、有趣的“旧书”，希望书不会被错过，希望大家年节读的开心。
印象最深的是两本同属一个系列的口述史，分别是定宜庄、苏柏玉著《“文物人”与“人文物”：常人春、常寿春兄弟口述》（北京出版社，2020）和张龙翔著《八十年来翰墨缘：米景扬口述》（北京出版社，2021》）。
口述史很多，但是能如这两本一般内容极为丰富、叙述颇为大胆、角度尤其独特的口述史委实不多见。常人春和常寿春是兄弟，相差八岁，哥哥出生于1933年，2004年已经去世。他们自称“文物人”或是“人文物”，意思差不多，都是活的文物的意思。口述者虽然主要谈的是旧京民俗，但内容远不止于此，而是大时代激烈变动下个体的脆弱和无力。常氏兄弟的祖父在晚清民初的北京有一定的影响力，社会关系很复杂，也挣下了不错的家财；到了父亲一辈就迅速下坠，大时代来临，这个家族显得“腐朽没落”，也确实很快沦为下层。常人春幼年养尊处优，热衷红白喜事仪轨，成年后经历坎坷，晚年成为著名的民俗活化石；常寿春支边发展，成家立业，后来终于回到北京。他们谈论民俗的变迁，就是在谈论时代的激荡，而激荡的时代从他们口中讲出来，又是一个个吃穿用行、鲜活生动、唏嘘感慨的细节。豆瓣上有读者读完后评价说“明白了曹雪芹为何写红楼梦”，还有读者说明白了“眼看他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其实，常氏家族并非红楼梦这样的豪门，只是北京最早的一批现代市民、中产，所以他们的经历其实远比红楼梦这样的故事更贴近普通人。此外，本书的阅读体验也很好，仿佛能听见好听的京片子，命运沉浮，无能为力，却每一件事都热热闹闹的，于我是依依不舍读完，倍觉开眼和过瘾。
米景扬的这本口述史也非常好看，他出生于1936年，于2023年去世。米景扬是荣宝斋在建国以后发展的重要亲历者。在口述中，米景扬主要讲了自己从学生时期到入职荣宝斋工作40多年的个体经历，但和常氏兄弟的口述一样，好看之处是透过他的眼睛看到的行业内幕和时代变迁。从个人言，米景扬本人极为聪明，不仅自己成长为画家，而且精明强干，善于处世和待人接物，懂远近知进退；从行业和时代言，口述中有大量1950年代至本世纪初国内文物界的见闻。2025年国内某博物院成为热点，读读米景扬关于1950-1980年代老艺术家、收藏家、鉴别家们的经历，了解一下字画价格在不同时代的变迁（譬如今日被视为国宝的可能在1950年代乏人问津，譬如文物出口创汇的历史等等），特别是对一些“大人物”的回忆，再来看今天的社会热点，定当别有一番会心。
当然，这两本书的可读性、可靠性，除了口述者亲历之外，记录和整理口述内容的专业学者功不可没。定宜庄、张龙翔、苏柏玉等学者会在书中不断提醒读者，哪些地方口述者前后矛盾，哪些地方口述者回忆有误……这是这两本书得以成立的基础。
这一年读到了不少好看的小说，包括类型小说。有三本值得说一下。
一本是美国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的短篇小说集《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仲召明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九读，2024）。这是一本我没有全部读完就算作自己读完的小说集，为什么还要特意推荐呢？因为随便从这部小说集中挑一篇出来，都是一流的短篇小说，没有读到的话是读者的损失；但每一篇的调性、氛围、悲剧感，多少有些相似。作者反复写一种角色类型，就像把一个人从坟墓里拉出来换换身份再写一篇。但无论如何，强烈建议必须读上几篇，只读一两篇是不够的。
小说最令人难忘的是窒息感。美国南方，从《飘》的年代到二战结束，在旧秩序已经崩溃新秩序尚未建立的社会氛围里，两三代人之间产生的家庭问题、代际矛盾、价值观冲突静水流深，你不知道该同情谁。小说的细节和语言无疑是“黑色幽默”“讽刺”“荒诞”的，但故事情节是无解的悲剧、极度的消极，和欲哭无泪的无能为力。读上几篇后，读者甚至能预测新的一篇里即将死去的那个角色是谁，于是在哀鸣迸发之前，从平常叙事中读出恐惧。这种阅读体验，使我最终没有读完全书。
另一本是劳伦斯·布洛克的名作之一《八百万种死法》（姚向辉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读客，2020）。这个罪案和推理故事写于1982年，破案的情节现在看起来已经很一般了，但说实话，读布洛克谁关心这个案子呢？关心的是他怎么讲故事，怎么设置悬念，以及怎么把一个类型小说写得如此苍凉、冷酷又带点诗意。布洛克靠的是两点，一是对话写的太棒了，我经常读着读着会忍不住倒回去，把一些对话再读一遍，脑海里都是爱德华·霍珀的画；二是不断切入“死法”的独到叙述，他把七八十年代纽约发生的大量凶案、杀戮等死亡新闻放在了故事里，把纽约这座繁华但又冷漠、残忍、无常、荒寒的城市刻画的直白而细致，而且这个叙述写法很难挪用。
再有一本是英国作家罗伯特·哈里斯的《秘密会议》（汪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2020）。这本小说是一个极为有趣的笑话，因为作者在各个层面上把读者如我给骗的好惨。小说并非历史小说，但其实是按照历史小说的笔法展开情节：教皇去世了，全世界的红衣主教来到梵蒂冈，要经过多轮投票选出新的教皇；也按照历史小说的标准，细致入微描写了梵蒂冈宫廷的内部装饰、枢机主教的衣食住行以及选举的流程。小说的主要悬念就是围绕选举教皇而展开的宫廷斗争，但阅读体验主要是主角的塑造，他的性格、心理、野心、良心的呈现极见书写功力，好比油画，后一笔摞在前一笔上，画作渐渐清晰，渐渐升华，令一部通俗小说显示出某种古典的崇高；再加上经文的引用毫不生硬且很生动，我甚至愚蠢地认为有什么微言大义，所以每一句都认真读了。直到最后两页，几乎在一瞬间，作者抖出了颠覆性的包袱，一种巨大的反讽袭来，我难以辨明作者是故意开玩笑还是基于政治正确，但不论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戏剧效果已经达到。以至于时隔大半年了，我一想到这个小说依然恨得牙根痒痒。
在历史写作方面给我较多启发的，是已故的萧华荣老先生的一部再版书，《人生如逆旅：魏晋名士的风度与精神》（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后浪，2023）。这是一本关于魏晋名士的生平、作品和主要思想的普及书。坊间这类书看似多如牛毛，无非是人物的八卦合集加上几首文学名作的解读评点，然后发发人生感慨。但萧老先生写的又扎实又好读，迥异于它作，简而言之，一是他把魏晋玄学这个课题，作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来写，而非人物的合集，因此有点、有线、有呼应，是以人物驱动的通俗思想小史；二是写魏晋的通俗作品，最难的不是写人物背景和文学，而是玄学，但此类作品恰恰是遇到玄学问题往往就略过不讲，说白了就是知道不好讲也知道讲不好，但本书对若干关键点，如“有无、言意、德才”之辩，是谁、最先、怎么用老庄术语解孔，是谁、最先、怎么用佛教概念入玄，等等，虽然没有谈的很深很全面，但关键点不回避，认真去解，而且解的通俗到位；三是作者是1941年生人，我不知道他写这本书是什么岁数，但笔力轻健，毫无老气，有种中年人健身成功的感觉，实属妙哉。
开篇时写到，我和陆大鹏在小宇宙上合作了一档播客，名叫“怪东西”，主要是聊东西方历史对比和一些经典书籍，为此我俩重新读了歌德的名作《少年维特的烦恼》（韩耀成译，译林出版社，2010）并专门做了一期播客。我得承认，这篇小说尽管我在1990年代就读过，但完全没有读懂，此次重读充分认识到经典的恒久魅力。
《维特》是一部写给年轻人的小说，是对时光和青春的忠告。但悖论在于，一个人倘若在维特的年龄读，会觉得语言繁冗、情节无聊、泪眼汪汪，维特自杀后始终不能咽气的残忍结局也匪夷所思，会奇怪为什么这本书名气那么大？到底好在哪里？只有当自己年华已逝，再来读感觉就不一样了，读到的是自己已经被时光无情夺走且永不复得的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书中曾经无聊的风景，和今天的格子间比起来，原来是如此丰富广阔，令人心旷神怡；曾以为无聊迂腐的恋爱，现在才看懂维特和绿蒂的爱是建立在清刚劲健的独立人格、善良美好的高尚品质、活泼热情的生命力之上的。而小说的悲剧就在于描述了活泼泼的青年男女被时代压迫，有才华的年轻人被愚蠢的既得利益者嫌弃，被内卷的同僚排斥。套用一句流行语，你无法同时拥有维特的年龄和读懂维特的经验。于是，我会后悔自己青春年少时，没能足够珍惜时光，把美好的岁月花在了许多今天才知道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但尴尬的是，如果我把这遗憾告诉年轻的朋友，多半会被当成“老登”。初见时读不懂，读懂后回不去，这难道就是《维特》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一代有一代之主播，从电台到电视再到播客，平台总会变化，但优秀的主播在任何平台都能胜任。我在2025年才读了《本雅明电台》（王凡柯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3）这本书。这是本雅明1927到1933年在法兰克福的西南德意志广播电台做的广播节目，包括谈话、广播剧和朗读等。本雅明是一个很难归类的人，他的作品其实并不容易读，但由于写法诗意而灵性，读者又有很多。正如汪民安在澎湃撰文所说：“通常，面对一个重要的思想家，人们会集中一段时间将他进行消化、吸收。但一旦其思想被耗尽之后，这个思想家也就枯竭了，就被供奉到思想的博物馆中。”
但本雅明“去世已经75年了，人们对他的兴趣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强烈”。《本雅明电台》就十分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电台节目为他增加了新的维度，也使得他更加可爱可亲。而今天，我会不由自主地将他放到播客主播的位置，这不仅仅是因为电台和播客在传播媒介上的相似，而是因为他似乎在揭示播客的主播要讲什么、怎么播，怎么回应热点又具有合理的深度，在什么维度上声音难以被影像取代。本雅明这本书没有把我们拉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而是把他送到了我们中间，以及可能的话，还会送到更久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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