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立峰，老家在农村。
我们的村子坐落在山脚下，村头有一棵大槐树，槐树已经上百年了，树干中空，我们常在槐树下玩耍。
我家有兄弟四个，我是老四，那个时候生活比较艰苦，物质匮乏。
父母对我们说，我们兄弟几个只要想读书，他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让我们去读。
大哥和二哥初中毕业没考上学就回村务农了。
我和我三哥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那时候我和三哥睡在我们家的小东屋里，放了学的时候，我们一人趴在一个木凳子上学习。
我父母人缘很好，家里经常有邻居过来玩。即使邻居在我家院子里说说笑笑的，可是我和三哥一点也不受外面的影响。
1982年，我三哥考上了大学，读的是水利院校。
三哥开学前，母亲拿出家里仅有的几十块钱，给三哥买了一身衣服，一双鞋子。
母亲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在家可以吃的不好，穿的破破烂烂的，打几个补丁也无所谓，可是在外面得体体面面的。
1983年的时候，我初中毕业了。本来我打算考中专的，那时候中专比较吃香，考上中专立马就把户口迁到学校里，成了城镇户口，是一条改变人生的捷径。
但是三哥见过了世面，他劝我说：“老四，我建议你读高中考大学，大学和中专是完全两码事，到时候考上大学你就能迎来另一种人生了。”
但是，瞅瞅家里的拮据状况，我犹豫了，当时三哥读大学不收学费，学校里还有生活补贴，但是不够吃的 ，家里还得给他寄点生活费。
父亲对我说：“老四，只要你想读高中，家里就支持你，就像推车子一样，现在咱家是上坡的时候，等你考上大学就好了。”
就这样，1983年夏天，我考入了我们县一中，这是重点中学。
高一的时候，我的成绩在班里顶多算个中游，因为刚入高中，各科内容深奥了很多，我有些不适应。
可是我脑袋瓜比较聪明，到了高二的时候我就开始发力了，尤其是我的数理化，帮了我的大忙，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渐渐崭露头角，当时我在班里还是数学课代表。
高二的时候我的同桌是一个叫郑健的男生，他家是县城的。
郑健告诉我，他的父亲因一场意外事故去世了，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只有他和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
郑健的母亲在我们县的食品厂上班，他母亲非常疼爱他。
当时郑健也住校，他母亲常去送饭，他的铝制的饭盒里经常有肉。
我家离学校有30来里路，每星期我都会从家里带一大包袱煎饼或者窝窝头，我母亲再给我炒上两罐头瓶子咸菜，这就是我一个星期的伙食。
80年代中期，我们这里吃饱饭是没问题了，可是因为我们那里是丘陵地区，种小麦很少，基本上以粗粮为主。
我吃的窝窝头是我母亲用地瓜面蒸的，咬在嘴里立马就碎了，一点粮食的香味也没有。
由于吃的没有营养，上高中了我个子才不到一米六五，面黄肌瘦的，头发都黄了。
有时郑健就会把饭盒里的肉菜拨拉给我一点，我可不好意思白吃人家的东西。
他就笑着说：“这样吧，咱换着吃。咱粗细搭配，我吃一点你家的粗粮，你吃一点我家的细粮，这样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你就算帮我的忙了吧，我妈每次都给我捎上一饭盒的肉菜，我也吃不了啊，扔了可惜。”
我也就不和他客气了，那时候的肉是真香啊，咬在嘴里我得咂巴半天，不舍得咽下去。
高三上学期的时候，那年秋天下了好几天的秋雨，我回家拿饭的时候，路上淋了雨，到了学校里就发起了高烧，一连烧了好几天，嘴上都起了水泡，迷迷糊糊的。
我躺在宿舍里好几天，那天数学单元考试，我挣扎着爬起来，去教室参加考试。
考试考到一半，我头疼欲裂，浑身冒虚汗，眼花缭乱，根本写不下去了。
数学老师关心的问我需要不需要上医务室，我摇摇头，我哪有钱去医务室呀？
当时正是种麦子的时候，我回家拿饭时，我母亲说家里没钱买麦种和化肥，去我二姨家借了几十块钱。
身体上的病痛加上考试考砸了，我非常沮丧，趴在那里，眼泪哗哗的。
郑健安慰我说：“你别难过了，不就是感冒吗？又不是大毛病。”
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了两块钱，硬拽着我去了医务室，路上我小声说：“我一分钱都没有，我可没钱还你呀。”
郑健说：“我既然拽着你来医务室，我就没打算让你还钱，我妈经常给我零花钱，这两块钱还能拿的出来。”
去医务室里拿了感冒药，我吃上了之后，回到了宿舍里，郑健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喝了，又把他的被子盖在我的身上，我出了一身大汗，身上轻松多了。
我无以为报，平时就多帮助郑健解答疑难问题，但是郑健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可是不妨碍我们俩成为最好的朋友。
转眼间到了高考前，那时候我拼命学习，身体消耗非常大，早晨我四点来钟就起床，去教室里做题，晚上的时候也是学到深夜，很快我的身体渐渐透支了，再加上年前那一场大感冒，身体元气大伤，一直觉得没有缓过劲来。（现在想想应该主要是当时学习累，再就是吃得不好，缺乏营养导致每天非常疲惫。）
到了高考前一两个月的时候，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家长都给一些零花钱改善生活，去食堂里多买几顿肉菜吃；或者把肉渣炒碎，带着来学校多吃几顿。
老师给我们开班会的时候，说 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一定要得把营养跟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日，粮草得充足啊。
老师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苦笑了。就我那家庭条件，能吃上饭就不错了，我哪有资格去挑剔啊？
那天下了晚自习的时候，郑健突然悄悄地塞给了我一个布包，他小声说：“这里面是一瓶麦乳精，你以前吃过吗？这是我妈给我补充营养的，让我在学校里冲了喝，可是我平时吃得也不孬，再说我觉得身强力壮的，根本不需要补充营养，我就送给你喝吧。”
说实话我这以前听说过麦乳精，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
村里一个老奶奶身体不好，听说她在上海工作的儿子给她寄回来了两瓶麦乳精。村里人都说麦乳精营养可大着呢，但是大家都不知道麦乳精到底是什么味道。
郑健打开了布包，我看到了一个铁桶的罐子，我甚至都不知道怎样打开。我知道这是贵重的东西，郑健说当时在县城里不好买，他母亲委托去外地出差的同事给带回来了一瓶。
我马上说：“一瓶麦乳精贵着呢，在咱这里都不好买，说明这是紧缺物资，你母亲是买给你补充营养的，我可不能要。”
说着，我又把麦乳精塞给了郑健。
他拿过去以后一使劲拔开了麦乳精盖子上的拉环，一股奶香味扑鼻而来。
那香甜的气息一下子沁入心肺，这是我从来没有闻过的味道，我贪婪地吸了几口。
他说：“以前的时候我已经喝过一次了，我知道麦乳精的滋味，你应该还没有尝过吧？”
说着，他拿出吃饭用的小勺，舀了一点放在我的手上，我伸出舌头一舔，天呐，又甜又滑又香，我长这么大头一回吃这么高档的东西。
郑健把麦乳精盖好，塞进了我的桌洞里里，他说：“别和我客气，咱俩就像亲兄弟一样，什么你的我的。以后你每天喝上一小勺。”
“你看你现在就像个豆芽菜一样，身体很瘦弱，这样怎么参加高考啊？你成绩那么好，可不能因为身体不好，耽误了你考大学。”
他实心实意的话语，刹那间，我的眼眶湿了，我悄悄低下了头，因为我的眼泪马上就要掉下来了。
从那以后，每天早晨吃饭之前我从伙房里打一缸子热水，我先冲上一缸子麦乳精，我不舍得多放，每次只放半勺。
还真别说，自从喝了麦乳精，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麦乳精发挥了作用，渐渐的，我熬夜的时候头也不那么痛了，身上也觉得有劲了。
有一次父亲给我送饭的时候，我把那半瓶麦乳精给了父亲，让他带回家给母亲喝的，因为我母亲身体也不太好，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嗽，有时都起不来床。
1986年夏天，我参加了高考，幸运的是，我榜上有名，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
但是遗憾的是郑健没有考上大学。
那个暑假，郑健去了食品厂当工人。
当时在县城里当工人也是很让人羡慕的。那时候我们县里的几家国营工厂效益都不错，听说效益好的时候，有的工人一个月都能拿到近一百块钱，那时候一百块钱就是大钱了。
刚读大学的时候，我和郑健一直书信往来，他告诉我，他上班不久，和车间里的一个姑娘谈对象了。
1990年的时候，我大学毕业了，分到了我们县里的一中教学，我回到了母校工作，心里非常高兴。
我教了数学，年级组长就是我那时候的班主任老师呢，在工作中他给我提供了很多的教学经验，我醉心于教学工作，我的教学水平突飞猛进。
本来我们学校规定，毕业三年以后才有资格参加市里的教学比赛。可是我上班第二年，分管教学的领导听了一堂我的公开课，对我大加赞赏，就推荐我参加了市里的讲课比赛，我拿到了一等奖，我这个新老师在学校里名声大噪。
当时我接手了一个高三班级，我沉迷于教学工作，浑身充满无限的精力。
我天天忙工作，和郑健的联系渐渐少了。
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还曾经请郑健吃过一次饭，那时候郑健和妻子都从食品厂下岗了。
郑健说，他在食品厂工作几年，也没有学到什么手艺，以后他打算去外地打工。
从那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就是单位里有电话。我曾经找几个同学打听，可是同学说他们也没见过郑健。
这期间我结婚生子，生活和工作都忙忙碌碌的。
转眼间到了1999年 ，那天下午，我去我们家附近的菜市场买菜。
突然间，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卖，我抬眼望去，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一辆三轮车，三轮车上有苹果和橘子。
一个穿着工作服和我年龄相仿的人在那里卖水果，他戴着一个帽子，我没看清脸面，但是他的声音非常熟悉，一听就是郑健的声音。
这个声音一直深深的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因为那些年我上高中的时候，郑健对我的帮助，比亲兄弟还要亲，在我的心里他就是我的恩人。
我一时非常激动，我赶紧放下手里正要买的菜，我几步走到跟前，我大声喊着郑健。
万万没想到，他抬起眼看了我一眼，马上把帽檐往下一拉，推起三轮车扭头就匆匆走了。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像石化了一般，我没看错，他就是郑健，当他抬起眼睛的时候，那善良而又有些惊慌失措的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他见了我却扭头就走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很快就恍然大悟，我觉得郑健之所以躲着我，是因为他的生活不如意。
在他的眼里，可能他觉得我是一个老师，而他却只是一个小商贩，我们之间有了太大的差距，其实在我的心里，我们永远是亲兄弟，和职业无关。
回家之后，我和妻子说了这些。妻子叹了口气说：“当年你同学家境比你好，他帮了你很多，可是现在他觉得各方面情况不如你，肯定有些尴尬，他不是不想见你，只是觉得难为情。”
我想了想，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隔了几天，我打听到了他家的地址，我悄悄去了一趟。
郑健家住在食品公司的家属院里，那是几排平房。
我买了两箱点心，两箱水果，还有两盒茶叶，在茶叶盒子里我放上了600块钱，还有一封信。
我把东西放在了他家门口。
我在信中追忆了当年的情谊，最后说：我的好兄弟，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你，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希望我们兄弟以后常来常往，重续当年的友情。”
我只字未提那天见面的事，一切尽在不言中。
隔了几天，我下了晚自习走出校门的时候，郑健站在那里等我。
我亲昵地给了他一拳说：“老弟，你这是来请我吃宵夜呀？”
说着，我们俩搂着肩膀，就像当年放了学回宿舍时一样，说说笑笑的去了学校附近一个餐馆。
我要了一瓶酒，要了四个菜，我们边吃边聊。
原来这些年郑健过的很不容易。他结婚不久，他母亲就得了脑出血，生活不能自理，他本来在外地打工，只得回来了。
这些年，他妻子一直在家照顾老人，他一个人在县城四处打工，每天下了班的时候，他就去水果市场批发了一些水果，在菜市场贩卖，挣点零花钱补贴家用。
我们谁都没有提那天在菜市场的事，似乎成了我们之间小心呵护的一个秘密。
结账的时候，郑健抢着去付款，我早已经把钱放到了吧台上。我说：“兄弟，你可别拿我当外人，你知道吗？你当年送给我的那一瓶麦乳精，我记了半辈子。”
隔了几天，郑健请我和妻子去他们家吃饭，临走的时候我悄悄的在他母亲的枕边放下了4000块钱。
其实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才400来块钱，这是我和妻子攒了好久的家底。
做人得有感恩之心，当年郑健对我的帮助，让我刻骨铭心，尤其是那一瓶麦乳精，是我最温暖的记忆。
我也懂得了，小心维护别人的尊严，这是一种最大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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