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二年（848），沙州敦煌。
吐蕃官署还没反应过来，一群人已经披甲包围沙州，带头的叫张议潮。
城里汉人一呼百应，吐蕃守将弃城而走。
可城能打下来，捷报怎么穿过戈壁、绕过乱军送到长安？一封奏表要藏进木棒里，十路使者九死一生。
河西的命运，就赌在这趟归唐上。
敦煌为何会“必归唐”
在张议潮起兵之前，敦煌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大唐的官员了。
安史之乱后，唐廷自顾不暇，河西走廊逐渐被吐蕃控制。
沙州表面仍是城郭、田亩、寺院如旧，但政治与文化的方向已经改变。
中原王朝的诏令不再抵达，这里成为边疆中的边疆，不再属于战争前线，也不再属于帝国中心，而是一块被遗忘的土地。
然而敦煌与普通边地不同。
这里并不是新占之地，而是长期汉文化与丝路贸易交汇之所，本地豪族、僧团与民众仍保留着对唐朝制度与身份的记忆。
吐蕃统治可以接管城池，却很难完全改写这种记忆结构。
久而久之，政治现实与文化认同出现分裂：生活在吐蕃治下，但精神上仍把自己视作唐人。
这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状态，不是随时起义的紧张，而是长期积累的等待。
张议潮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他出身敦煌地方大族，既熟悉边地各族关系，也处在传统士族网络之中。
当吐蕃内部动荡、控制力下降时，局势第一次出现可以改变的缝隙。
起兵并非单纯的军事冒险，而是社会心理已经准备好的行动：一旦有人带头，城内响应几乎是必然。
所以848年的沙州并不是突然反叛，而是多年情绪的出口。
城门被夺的那一刻，改变的不只是守将的归属，而是身份的归属，这座被隔绝已久的城市，开始尝试重新接回中原。
848，沙州起兵——第一刀砍向吐蕃官署
大中二年（848），机会终于出现。
吐蕃政权此时内部动荡，河西控制力量松弛。
张议潮没有等局势彻底稳定，而是选择在最混乱、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动手——先夺沙州。
吐蕃镇将被驱逐，他随即自摄州事，城池控制权转入本地之手。
这一步的关键，并不在于攻城，而在于立城。
起兵后的第一年，他没有急于远征，而是扩充兵员、修整器械、整顿防御，同时恢复耕作，让城中可以自给。
这说明张议潮很清楚：若只是夺下一座城，很快就会被周边力量吞没；只有把城市变成能长期运转的据点，胜利才算开始。
于是沙州从一场起义，转为一个稳定的政权核心。
站稳之后，才向外推进，短时间内收复瓜州，并进一步控制甘、肃等州，河西走廊出现连续缺口。
在收复沙州、瓜州之后，张议潮就立即采取了一项极具远见的行动，向长安报捷。
张议潮塑像
问题在于，河西与中原之间并没有一条安全道路：戈壁、吐蕃残部与各方势力仍在其间。
战场可以在城下正面交锋，而送信却必须穿越无人区与敌区，一旦失败，就等于从未发生。
于是张议潮选择了一种近乎孤注一掷的办法——派使者突围报捷。
为防被截获，文书被藏入木杖之中，由使者携带潜行北上，一路绕行至天德军城，再由当地向朝廷转达。
这一步的风险甚至高于攻城：
城破还可再战，消息一断则永远无名。若使者未至长安，沙州在政治上仍属于吐蕃，而不是唐。
使者最终抵达中原，大中五年（851）消息传入长安，朝廷方才确认河西局势变化。
十一州与归义军，胜利如何被写进制度
当使者带着捷报前往长安的一年时间里，张议潮一边整顿生产，一边奋力收复河西之地的其他州县。
当第二次派使者前往长安时，他并未只报捷，而是人携带沙、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一州的图籍与户口入朝，让朝廷看到的不只是胜利，而是一整套可管理的疆域。
这一步把战争成果转化为行政现实。
地图与户籍意味着：城池不是临时控制，而是恢复州县秩序；人口不是军民混杂，而是可以征税、任官、设防的社会结构。
朝廷随即在沙州设置归义军，授张议潮为节度使。
名称本身就带有政治含义——归义，并非新建藩镇，而是回归旧制。
河西不再是边地自守，而是重新纳入唐朝军政体系。
从此之后，他的军队身份发生变化：此前是地方起义军，此后成为帝国边军。
也正因为这一层转变，接下来的战争不再只是扩张地盘，而是恢复边疆秩序。
河西走廊逐渐形成连续控制带，为进一步向凉州推进奠定基础。
归义军成立后，河西局势并没有立刻稳定。
真正的关键，在凉州。
凉州是河西走廊的重要据点，吐蕃势力也清楚这一点，因此在此长期固守，使之成为最难啃的城。
张议潮的推进因此变得异常缓慢。
他不是一次猛攻，而是持续多年压迫与消耗，最终战机成熟才发动决战。
咸通二年（861）他率蕃汉军约七千人直趋凉州，一举攻克。
凉州失守的意义远大于一城得失，它让此前分散的控制区第一次连成整体。
此后河西格局彻底改写：东接灵武，西至伊吾，收复区域达四千余里。
不久，吐蕃残余势力在周边也相继退出，河西与陇右地区从长期隔绝中恢复为可通行的通道。
到这一刻为止，张议潮完成的已不再是地方胜利，而是重建边疆线，丝路重新连通，唐朝重新在地图上接回西北。
功高与疑心，他为什么选择入朝为质
凉州收复之后，河西格局已定。
从军事角度看，张议潮几乎完成了全部任务：疆域连成一线，吐蕃势力退出，丝路再通。
可真正的考验反而出现在胜利之后——如何让朝廷相信，这片土地不会变成新的割据。
晚唐的中央力量早已衰弱，对边地最敏感的不是敌人，而是功臣。
边将一旦握有地盘与军队，很容易被视作潜在藩镇。张议潮明白，河西若被怀疑，其功业随时可能被重新定义为叛乱。
因此他采取了一种极少见的做法：以亲属张议潭入朝为质，以示无意自立。
当时张议潮派出的第二批前往长安送捷报的使者团，是由其兄张议潭领衔，但张议潭完成任务后并未回去，而是主动留在长安为人质。
之后，其兄子张淮深留守河西，而他本人最终在咸通八年（867）入朝长安。
这一步意味着放弃对前线的直接控制，一个刚收复大片疆土的节度使，主动离开自己经营二十年的地方。
军事上是退，政治上却是进：他用个人行动换取朝廷对归义军的信任，使河西不被当作新的藩镇处理。
入朝之后，他不再回到边地。咸通十三年（872）卒于长安，朝廷赠太保。
至此，他的战争与政治选择形成完整闭环，起兵时证明能打下土地，胜利后证明愿意交出土地。
河西因此成为唐的河西，而不只是张议潮的河西。
张议潮离开河西后，前线的刀兵声渐渐远去，但敦煌没有让这段历史消失。
在莫高窟第156窟里，留下了一幅长达数米的行军图——《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这是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除吐蕃收复河西一道行图，绘制时间约在咸通二年至六年（861—865）之间。
画面并不夸张神化：旗帜、骑队、乐队与随行人员等依次展开，更像一支正在行进的军队，而非传奇人物的单独肖像。
这种表现方式本身就带有意味——重点不是英雄，而是收复河西的过程。
也正因此，这幅壁画像一份地方档案。
文字记功可以被遗忘，军令文书会散佚，但石窟中的行军队伍仍在行进：从敦煌出发，沿着重新打通的道路向东延伸。
当张议潮在长安终老时，河西的记忆却被保存在出发之地。
他的功业没有停留在朝廷诏书里，而是被固定在边地山壁上，一支队伍永远走在归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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