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马年正月初六，我从老家山东高密驱车七十余公里，来到位于诸城的超然台，探访那位在密州知州任上度过八百多个日夜的苏轼。
站在复建的超然台下，仰望那尊九米高的《把酒问青天》塑像——苏轼仰着头，衣袂飘拂，左手上扬，恍若即将乘风归去。我忽然想起他离任密州时写给继任者孔周翰的诗句：“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
一
芒刺在肤肌——这五个字，比“但愿人长久”更接近真实的苏轼。那年他四十一岁，在密州两年余一月。两年多前他从杭州来，带着江南的舟楫之安、雕墙之美、湖山之观，一头扎进桑麻之野。甫抵任所，便遇大旱、蝗灾，盗贼满野，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有人疑其不乐，他却说：“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这是他写在《超然台记》中的话，洒脱近乎豪迈。但我在超然台的碑廊里读到《论河北京东盗贼状》的残碑拓片时，忽然明白：他的“乐”，从来不是麻木，而是在悲悯深处生出的坚韧。
二
熙宁七年（1074年）冬，苏轼刚到密州。那时的密州，辖今诸城、安丘、高密、胶州、黄岛、东港、岚山、五莲、莒南、莒县等十县（市、区），并非后来苏轼所赞“山东第二州”的富庶模样，而是“岁比不登，盗贼满野”。他到任二十天，便上书丞相韩绛，直言蝗灾之惨重——“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三万斛”。更令人愤懑的是，竟有官吏声称蝗虫无害，能为民除草。苏轼毫不客气地予以批驳，并请求减免秋税。
他不是一个空谈的文人。
在超然台二楼展厅，我见到一幅《画说东坡》的百米壁画，其中一截描绘了“洒涕循城拾弃孩”的场景。当时百姓因饥荒抛弃婴儿，苏轼便从官仓中拿出数百石粮食，专项收养弃儿，“月给六斗”。一年后，养者与弃儿感情已深，不忍分离，许多孩子因此活了下来。他在《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中写道：“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
一边磨刀追贼，一边洒泪拾孩。这才是真实的苏轼——他不是飘然台上的仙人，而是双脚踩在泥泞里的父母官。
三
熙宁八年（1075年）冬，苏轼修葺北城旧台，请弟弟苏辙取名。苏辙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命曰“超然台”。次年春，苏轼登台远眺，写下《望江南》：“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词写得很美。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在台上南望马耳、常山，北俯潍水，想起了姜太公、齐桓公的功业，也想起了韩信“吊其不终”的悲剧。这哪里是纯粹的“超然”？分明是在历史的兴亡与现实的困顿之间，寻找精神的立足之地。
《超然台记》里有一段话，过去我读得太浅：“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意思是说，人若困于物欲得失之中，便会被事物表面的高大所压迫，永远不得解脱。只有“游于物之外”，才能超脱苦乐。
但在密州的语境里，这“超然”不是出世，而是入世的更高境界。他在同一篇文章里说，自己“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为什么能如此？因为他既“乐其风俗之淳”，又与吏民打成一片，修园圃、洁庭宇、葺旧台，于艰难中创造生活。他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现实中开辟出一方精神的净土。
四
超然台的东坡像前，常有游人合影。很少有人注意到，苏轼的左手虽然上扬，右手却握着笔——那支在密州两年间写下二百三十多篇诗文的笔。
密州两年，是他创作的巅峰期。《江城子·密州出猎》开豪放一派，《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创悼亡范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成中秋绝唱，《望江南·超然台作》景理交融。后人称之为“密州四曲”。
但我总觉得，“四曲”的背后，是一怀化不开的悲悯。
《水调歌头》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固然是哲理，但若没有对弟弟苏辙的思念，没有对人生无常的切身体验，这“古难全”便只是空论。《江城子·记梦》里“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更是十年生死两茫茫的真情流露。王弗去世十年，他还在梦里哭醒，这样的人，怎会冷漠？
他的“超然”，从来不是无情。恰恰是因为太有情，才必须找到一种超越苦难的方式。
在超然台东侧的园林里，有一块石碑，刻着清人王恕的诗句：“自是先生游物外，非关此地独超然。”说得好。让苏轼“超然”的，不是这座台，而是他面对苦难时的选择——他选择“洒涕循城”之后依然“诗酒趁年华”，选择“永愧此邦”之后依然“无所往而不乐”。
五
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赴登州任，路过密州。离任已近十年，父老们“争持酒食相劳苦，挽车舆不肯放”。他在诗中写道：“莫笑官居如传舍，故应人世等浮云。百年父老知谁在，惟有双松识使君。”
他走后九百多年，密州成了诸城，超然台毁过又建，碑刻散失又重立。2010年，新台落成，诸城人把“密州四曲”的千古名句刻在墙上，把苏轼的政绩写进纪念馆。广场上，老人们晒太阳，孩童们追逐嬉戏。春风吹过，柳枝飘拂，恰如他当年所见：“风细柳斜斜。”
我站在台上，忽然想起他说过的另一句话：“二年饮泉水，鱼鸟亦相亲。”他对密州的爱，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实实在在的相守。两年的泉水，喂饱了他，也让他成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
离开诸城前，我去了一趟黄茅冈。那里有“密州出猎”的群雕，猎手们左牵黄、右擎苍，马蹄飞扬，气势如虹。冈上茅草枯黄，密密匝匝，远处是低缓的常山。我想起他当年在此射猎后的自得：“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但他终究不是只会豪迈的人。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坦言：“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话读来豪气干云。可同一封信里，他也说了另一句：“所不如者，杭州上元，灯火钱塘三五夜，月明如霜，照见人如画。”
他心里装着江南的繁华，也装着密州的苍凉；装着“会挽雕弓如满月”的豪情，也装着“永愧此邦人”的愧疚。这两者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苏轼。
超然台下，夕阳西斜。我最后看了一眼那尊塑像。他依然仰着头，左手上扬，衣袂飘飘。但我忽然觉得，他望的不是天上的明月，而是脚下的土地——那片他“洒涕循城”、他“磨刀入谷”、他“二年饮泉水”的土地。
九百五十年前，四十一岁的苏轼，在这片土地上，把他的悲悯化成了芒刺，又把芒刺化成了诗词。那些诗词让诸城成了地图上的宝地，而那份悲悯，却永远留在了超然台下，留在了每一个读懂他的人心里。
“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
这芒刺，是他的惭愧，也是他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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