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我独自走上沂蒙山后那条儿时踩熟的小路。山风凛冽，吹得枯草如乱发般扑打脚踝，深可没胫。举目四望，梯田一层叠着一层，却大半荒芜了——田埂坍塌处露出黄土的筋骨，地里蒿草疯长，枯黄而倔强，仿佛大地在无声地溃散。
曾几何时，每到年关，这些梯田便被父辈们收拾得齐整如新，像一排排熨帖的粗布衣裳，等着盛装年节。如今，它们只余下空荡的轮廓，在冬阳下沉默着，如同被遗忘的旧日契约。
年味确乎淡了。记得幼时，除夕夜全家围坐，守着那台雪花屏的电视，连广告都看得津津有味。如今电视屏幕虽大，画面清晰，却再难聚拢人心。年夜饭桌上，话题常被手机屏幕切割得支离破碎。我竟也记不全那些繁复的年俗了：祭灶该供什么果品？门神要贴哪两位？压岁钱该用红纸如何包法？
这些曾如呼吸般自然的仪式，如今在我脑中只剩模糊的残片。父亲仍固执地按老规矩忙活，扫尘、祭祖、贴春联，动作迟缓却一丝不苟。我站在一旁，想问，又怕扰了他专注的虔诚；想学，又觉时间如指间流沙，明日便要返程。生计如鞭，抽打着人向前奔命，哪敢轻易停步去拾掇那些“无用”的旧物？
大年初一，照例给长辈磕头拜年。祖父受礼时手微微颤抖，皱纹里嵌着笑意，却掩不住眼底的寂寥。他絮叨着：“人都走空了，年还像个年么？”我喉头一哽，竟无言以对。初二清晨，行李塞进后备箱，父母立在院门口送行。母亲欲言又止，最终只反复叮咛：“在外头，自己顾好身子。”车启动时，后视镜里，他们的身影迅速缩小，最终被村口那棵老槐树吞没——那树，曾是我童年攀爬的瞭望塔，如今枝干虬曲，亦显出几分伶仃。
车子驶离山村，窗外山峦起伏，梯田的荒芜景象渐次退去。我心中却浮起一个悖论：我们拼命奔向远方，以为是在追寻更好的生活；可这“更好”却如沙上之塔，建得越高，脚下故土的根基便越显荒凉。父辈们用一生侍弄土地、恪守节令，他们守护的何止是习俗？那是人与天地、与祖先、与自身来处之间一条条纤细而坚韧的脐带。如今脐带渐断，我们成了精神上的游子，纵使腰缠万贯，灵魂深处却总有一块田地，荒草蔓生，无人认领。
车行至山坳回望，故乡已隐入薄雾。我默默祈愿：愿双亲康健，如门前那棵老槐，经霜犹韧；愿故园重焕生机，梯田不再荒芜；也愿自己新岁顺遂。然而最深的祈愿，却悄然沉在心底——但愿某日归途，我能重新认出每一寸田埂的名字，听懂每一声祭祖的祷词，在荒芜处种下新的麦苗。那时，或许才真正明白：所谓前程万里，不过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稳稳接住那根从祖先手中递来的、沾满泥土的接力棒。
车轮滚滚向前，碾过冻土。身后，是荒芜的梯田与坚守的灯火；前方，是喧嚣的城池与未卜的奔忙。人这一生，原来总在归途与离途之间，丈量着灵魂的深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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