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马记｜汉画像石上的速度与秩序|墓主人|墓室|寻马记|山东|画像石|祠堂

山东博物馆汉画像石中的马(2:55)

马年新春之际，由澎湃新闻与红双喜集团马利画材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报道《寻马记》，从上海出发，到天山之下，长安城外，中原大地，齐鲁海滨……寻找中国文物与艺术中的马——寻找那份奔腾不止的生命力与澎湃的精神。

在山东博物馆“汉画汉风汉魂——山东汉画像石艺术展”展厅，云集了山东多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石上神仙、宴饮、农耕、百戏纷至沓来，而贯穿其间有一种反复出现的形象——马。

它是汉代疆域的动力，是贵族出行的仪仗，也讲述着战争与征服。若说汉画像石是一部被刻在石头上的社会史，那么马，几乎是其中最富速度与权力的章节。由此展开的，是一段石头中的“寻马记”。

周公辅成王、泗水捞鼎画像石（局部）东汉嘉祥五老洼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汉画像石在全国有五大分布区，以山东为核心的第一分布区覆盖山东全境、苏北、皖北、豫东等地，不仅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发现数量最多，且雕刻技法最齐全、建筑样式最多样，研究史也最悠久——堪称汉画像石的“核心区域”。仅山东一省画像石发现数量就已超过万块，其中以济宁、嘉祥一带尤为集中。

延光元年（122）画像石（局部）东汉滕州西户口(今山亭区西户口)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山东博物馆“汉画汉风汉魂——山东汉画像石艺术展”展厅

“汉画像石”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并非一块块孤立的石头。它原本是建筑构件，是祠堂、墓室、阙等建筑的构石，其内容包罗万象：神仙祥瑞、历史故事、现实生活、车马出行……几乎是一部“被刻在石头上的汉代社会百科全书”。

纺织画像石（局部）东汉滕州龙阳店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缘何汉画像石在山东的发现成体系、成规模，在中国汉画学会副会长、山东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山东博物馆石刻研究中心主任于秋伟看来，这与儒家文化的影响有关。“山东特别重视‘教化’与‘人文’，而画像石正是一种最直观、最能被公众看见的教化方式。”他同时强调，汉画像石在当时并非今天看到的单色石刻。“其实当时是有色彩的，只是年代久远，颜料大多脱落了。”

西王母、伏羲女娲画像石东汉滕县西户口（今枣庄山亭区西户口）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宋山一号祠堂后壁石东汉晚期嘉祥宋山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山东博物馆“山东汉画像石艺术展”在策展中把散落的构件重新拼回祠堂与墓地的空间逻辑，使观众不只“看图”，而能重新理解汉代墓地建筑、礼制秩序与想象世界。山东博物馆典藏部副主任宋爱平说，“展厅通过馆藏文物，还原汉代墓地的空间意向，先是神道，其后是祠堂，再往里则是封土与墓室。这种布局背后，也对应着汉代墓厚葬观念的盛行。”

长清大街汉画像石墓场景复原

山东博物馆“汉画汉风汉魂——山东汉画像石艺术展”展厅

一座被展开的汉代祠堂

从祠堂功能而言，画像石并非单纯装饰，而服务于祭祀与“享祀”体系。因此，画面上层多为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等神话叙事，象征天界与神灵秩序；中层往往呈现墓主人生活起居、宴饮，以及描绘现实社会的场景，如狩猎、百戏、劳作；下层为主人的车马出行图。构成从天界到现实的视觉叙事。

在山东博物馆展厅，宋山四号祠堂画像石构成一座被展开的汉代祠堂。其作为祠堂顶部构件展开陈列：顶上两个圆形纹样为日月，其间交龙盘绕，构成汉代宇宙图式的象征核心——日月运行、天地交泰，万象各安其位。

宋山四号祠堂东汉晚期嘉祥宋山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汉代墓地普遍植树，画像石楼阁旁的树木被认为是墓地的树木。据宋爱平介绍，宋山四号祠堂中层桂树（注：《汉乐府·相逢行》“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庭中生桂树是富贵、吉祥美好的象征，嘉祥地区的汉代祠堂上常见桂树）上各种雀鸟或飞或停，其下一人执弩欲射，“射雀”最早见于东汉王充《论衡·书解》 “蛢弹雀则失鷜，射鹊则失鴈”的记载，在汉代图像语义常与“射侯”“射爵”的谐音联系，象征高官厚禄、爵位加身。树下停盘的车马是墓主的乘具，象征墓主自地下的墓室乘坐来到祠堂。“拴马于树下，在表达‘功成身退’的同时，也是退居仍享富足与秩序的愿望投射。”

宋山四号祠堂画像石（局部）东汉晚期嘉祥宋山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墓主人似乎并未离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其下层，车马出行队列贯穿三壁。墓主人依然在车马仪仗的护送中出入，在祠堂的图像里接受后人的祭祀与凝望。

“车马出行”也是汉代画像石最常出现的题材，但因为不同的出土地区呈现不同的风格，嘉祥宋山偏向剪纸风格，临沂张官庄车马出行图则是高浮雕。

车马出行画像石（局部）东汉临沂张官庄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临沂张官庄的画像石材料，发掘较早不少构件因出土与保存原因已难以完整复原。不过，从现存图像仍能看出汉代‘车马出行’的典型结构——一荷棨戟的骑吏作前导，随后一骑吏，其后是一辆加交络的轩车、一軿车（古代一种带有帷幔遮蔽的载人车辆）和二有棚的荆辕大车，后一骑从。”宋爱平说。

在艺术表现上，图像细致到人物身份的可辨：轩车上可见男主人高冠的轮廓，而头梳高髻的女主人，在軿车上处探出面容，似乎隔着车帘，看一眼繁华与人间。“行李车在侧，男女主人车居中，导骑在前，随从在后，整个队列虽‘简便’，却形成‘前导后从’的仪仗秩序，把汉代出行的礼制感与生活气息并置得恰到好处。”

车马出行画像石（局部）东汉临沂张官庄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在嘉祥五老洼出土的“周公辅成王、泗水捞鼎画像石”二层的车马出行图中三匹昂首的马，四蹄腾踏，仿佛在石面上踏出节奏。简化的线条却准确捕捉了马奔行时肌肉的律动，既有仪仗的肃穆，又保留了奔马的野性与速度感。

周公辅成王、泗水捞鼎画像石东汉嘉祥五老洼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之所以汉画像石的线条如此简约有力，于秋伟从艺术史视角解读说：“艺术要‘解衣盘礴’，汉代的艺术创作还没有被过度的规矩限制，工匠可以在画稿基础上进行发挥。但随着后世礼制与等级规训愈发严密，‘不能僭越’的界限越来越多，工匠的表达逐渐趋于程式化，线条的生命力也随之减弱。”在他看来，汉画像石中那些富于弹性、节奏与创造力的线条，恰恰是那个时代艺术精神最直接的体现。

伯乐相马，金乡石椁侧板画像石，西汉晚期

至于更复杂的车马出行图像，则往往规模宏大：前有营卫、旗帜密集，中段为主车与大车，后有随从与送行者，车与马、人与器，一路铺陈出汉代社会关于“出行”“身份”“排场”的完整想象（详见“寻马记｜孝堂山石祠”）。

孝堂山石祠（拓片），上层为“大王车出行图”

胡汉交兵画像石：战马与帝国想象

如果说祠堂中的车马，是礼制秩序的象征，那么另一类图像，则让马进入更激烈的叙事：战争。

在展厅中，嘉祥宋山出土“胡汉交兵画像石”以密集而紧张的画面，展开了一场充满速度与冲突的战争叙事。画面上，汉军与胡人对峙、追逐、交战，骑兵纵马奔驰，刀枪相接；起伏的山丘间暗藏伏兵，只露出马首与骑者的上半身，仿佛下一瞬便会破石而出。战争尚未结束，紧张感却已在石面上层层叠加。

胡汉交兵画像石东汉嘉祥宋山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在这幅图像中，马是战争得以展开的核心力量。它承载着士兵的突进、将领的指挥，也决定着追逐与溃逃的节奏。骑兵策马冲锋，胡人奔走逃散，战俘被牵引、束缚——几乎所有关键动作，都通过战马串联。弯曲起伏的山丘线条，与奔腾的马身共同构成视觉的“速度感”，使观者能够直观感受到战马冲击地面的力量。这种速度与冲击，不仅塑造了战争场面，也让马成为权力与胜负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