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2年，英国经济学和技术史学家卡洛塔·佩雷斯的著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英文版上市。这本书提出了一个针对技术与金融相互依存、影响的“技术—经济范式”，在演化与创新经济学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力。
作者认为，资本主义每隔约半个世纪，便经历一次由技术革命驱动的系统性转型。截至21世纪初，共经历了五次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蒸汽和铁路时代，钢铁、电力和重工业时代，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信息与通信时代。这一转型并非线性上升，而是在金融繁荣与制度重构的循环中展开。她将这种循环分为两个阶段：导入期与展开期。导入期又分为爆发与狂热两个阶段，金融资本主导并助推新技术爆发；但投机的狂热与制度的滞后必然导致危机与崩盘。展开期则分为协调与成熟两个阶段，社会制度逐渐与新技术匹配，生产资本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经济进入相对稳定与繁荣的“黄金时代”。
20多年过去，有观点认为，随着AI革命、开源创新、分布式金融和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出现，“技术—经济范式”的历史前提条件正在改变和瓦解。对此，今年87岁的作者为近日再版的《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文版专门写了一篇序言，她在文章开头即承认信息革命确实在持续突破，但同时也用历史的眼光回溯，有的国家也曾早早利用信息革命，却最终没能突破生产力瓶颈或市场饱和困境。她强调，本书并不是为了做出预测，而是为了提供关于资本主义如何运作的解释。至于“技术—经济范式”在当今的技术环境下还是否有效，简短的序言没有提供答案，需要读者阅读全书去思考。
湛庐文化︱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5年12月
自本书英文原版问世22年以来，世界经济中发生了三个重大事件：其一，信息革命持续突破，包括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相继崛起，量子计算初现曙光；其二，不可逆的气候变化威胁地球已成全球共识；其三，中国实现了巨大的飞跃，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此成就，唯有19世纪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德国超越大英帝国的壮举可堪比拟。彼时正值本书定义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时期——钢铁、电力、重工业时代，这也是第一次全球化的开端。
与当年的美、德两国相似，中国同时把握了两组技术红利：一组是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成熟技术，即以流水线为核心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另一组是第五次技术革命的新兴技术，即计算机与互联网。中国通过以新技术激活旧技术实现了双重创新。一方面以新的方式使用旧技术，通过计算机将传统流水线升级为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在数字贸易领域锐意创新，结合集装箱运输与二维码技术构建高效的出口体系。大规模基建投资更创造了吸引跨国企业的条件，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当年美国和德国在化学、电气和机械等重工业领域领跑，这些正是当时的高科技产业；如今中国不仅孕育了互联网经济巨头，更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尖端技术及气候技术领域持续突破。这种百年一遇的飞跃，既需要历史机遇，更考验把握机遇的魄力与能力。
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虽然我们在技术层面已经具备了实现全球繁荣的条件，但这并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正如本书所解释的，每一次技术革命的“黄金时代”都发生在企业家们已经用新技术进行了足够的试验，并充分探索技术的潜力之后。这意味着社会和商业已经学会了这场革命的逻辑、常识，或者说它的“技术—经济范式”。这个学习过程（我称为“导入期”）通常由金融资本主导，但其中充满了矛盾――正如熊彼特所言，这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新贵崛起的同时，很多群体失去了工作，发现自己的技能不再被需要或失去了原本期待的未来。
此时，政府必须积极干预，在商业和社会之间建立双赢的规则，这段时期在本书中被称为每一次技术革命扩散过程中的展开期。维多利亚繁荣时期、“美好年代”以及西方战后的“黄金时代”都需要重要且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当技术革命扩散时，为上一次技术革命的黄金时代而设计的制度已无法适应新一次革命，必须彻底改革。
这种社会—制度转型并不容易。它从来都不容易，但这一次尤其困难，因为全球化，尤其是因为全球金融获得了巨大权力及其具有强烈的投机性。正如本书所解释的，生产资本必须从金融资本手中接过领导权，并且要有一个积极的国家提供有力支持，通过一套一致的政策改变相对成本结构和监管框架，从而改变竞争环境，提供明确的方向性。保护主义政策很可能重现，税收制度、补贴政策、强力监管、附加条件等曾被导入期回避的措施将再度兴起――这些既是黄金时代的典型特征，也是前文所述赶超进程中的常规手段。
自此，经济发展便进入协同阶段。这一时期的技术创新与投资活动将催生所谓的“创造性建设”（creative construction）。与导入期对传统产业的创造性破坏不同，展开期会以协同共生方式创造新机遇。即便技术取代了部分岗位，关联领域又会孕育新的就业机会。每个黄金时代都伴随着生活方式的革新，而满足这些新需求本身就会创造大量投资与就业机会。
为了实现这种协同，我们需要进行重大的制度变革，为创新和投资提供方向性，扭转社会不平等，并且在气候变化变得不可逆转并对所有人造成深刻破坏之前，完成绿色转型。为创新和投资提供方向性的关键是创造条件，使动态需求能够跟上生产潜力的增长步伐。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规模生产时代，西方国家通过福利制度和强大的工会，使大众消费成为可能，并且通过在廉价的郊区土地上建房（汽车可达），使大多数人能够拥有住房。在上面提到的第一次全球化期间，英国通过铁路、港口、采矿和农业扩展了其帝国版图，而欧洲国家则将规模较小的帝国建设与国内保护主义相结合。美国完成了“征服西部”的壮举，通过横贯大陆铁路连接了两大洋，形成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市场，并通过免费土地或工作岗位吸引了来自整个欧洲的移民。而在当前的第二次全球化中，可能唯有重构全球产业版图，即将消费品生产和原材料加工转移到全球南方地区，发达国家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完成绿色转型，并为双方在资本设备、高科技服务和基础设施项目等领域提供足够的需求。而这将需要国家和超国家层面的制度重构以及明确的政策目标。
但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问题在于，在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之后本可以发生的变化，以及在2008年全球宽松流动性泡沫破裂之后应该发生的变化，并没有发生。人们没有对金融进行监管以阻止赌场式的行为并将其重新与生产经济连接起来，反而向银行注入了大量无条件的资金，以继续它们的食利性致富。因此，进行短期投资、像在赌场一样投机下注，依然比在实体经济中进行长期投资，并以改善各国与全球大多数人的生活以及地球安全的方式来投资，更加有利可图。信息革命的黄金时代是否会在21世纪20年代到来，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当然，本书并不是为了做出预测，而是为了提供关于资本主义如何运作的解释。本书识别出一个规律性的历史模式，并研究技术变革、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它帮助我们从历史中学习，看到社会如何受到技术的影响，以及民主国家如何以及何时在社会力量的压力下做出反应，以使技术尽可能地符合社会利益。它为读者提供思考工具，而不是预测或解决方案。 （本文节选自《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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