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的语义变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演进——以滇南彝文典籍中地名“na55the55”为例|中华民族|少数民族|彝族|彝语|族源|滇南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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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少数民族典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学术语料与历史文本，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记忆与认同基因。流传于我国西南边疆的滇南彝文典籍中，彝语地名“na55the55”高频出现，其语义变迁能够清晰呈现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演进轨迹，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鲜活的地方案例。通过历时性文献考证与空间语义分析可知，彝语地名“na55the55”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显著的语义变迁轨迹：早期指向滇中地区的晋宁，体现了地域化的族源认同；明代逐渐与江南政治中心南京产生语义关联，反映出汉彝文化交融中的跨族群认同；最终锚定全国政治中心北京，标志着国家中心地认同的形成。这一语义变迁不仅映射出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演进过程，也揭示了边疆与中原在政治、文化层面的深度互动。

［关键词］滇南彝文典籍；中华民族共同体；“na55the55”；语义变迁；认同演进

一、引言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重要场域之一。以往的学术研究主要使用官方正史、汉文典籍等主流文献，对少数民族典籍的系统性挖掘与深度阐释还明显不足，致使中央政权与边疆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进程中的双向互动关系未能得到充分展现。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整理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古籍文献，挖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从国家文化战略层面为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研究指明新方向，着重强调通过对民族古籍的互鉴研究，深入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逻辑。

彝语地名“na55the55”是滇南彝文典籍中的高频地名，在创世史诗《阿黑西尼摩》、《指路经》、家谱、阿哩查嫫等各类文献中均有记载。《滇南彝文字典》解释，“na55”与“the55”均有“京、都”的含义，“na55the55”即指“首都”。当前学界对彝语地名“na55the55”的地望考释呈现多元阐释态势，主要指向晋宁、南京及北京。杨六金认为“na55the55”为滇南彝族尼苏支系的祖源地，“‘纳铁’可肯定昆明城附近的地方，疑今晋宁石寨山或晋宁县城以西故阳城堡”。张纯德等则明确指出“纳特（铁），地名，古代彝族君王所在地，据考在今晋宁县”。黄建民认为“‘纳铁’在各地彝语中多指京城，一般指北京或南京。这里的‘纳铁’当指虚拟的京城，而非本土意义的京城”。《彝文＜指路经＞译集》中彝语地名“na55the55”也指“南京、北京”。

彝语地名“na55the55”在空间指向上的不确定性与流动性，恰好彰显了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这种看似矛盾的空间指涉，实则解构了地理坐标的固定性，深刻折射出西南边疆族群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演进轨迹。这种将实体地理与象征空间交织的认知范式，既反映了族际文化互动中的主体性调适机制，也呈现了当前研究在语料实证与理论建构间的结构性张力。本文拟通过对滇南彝文典籍中彝语地名“na55the55”所指具体地名的解析，揭示少数民族历史书写中地方性知识与国家话语的互构逻辑，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建构中边疆与中央、各民族之间深度交融的鲜活实践，为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提供实证。

二、“na55the55”指晋宁：地域化的族源地认同

彝语地名“na55the55”指向晋宁，是滇南彝族原生性族群认同的具象化表达，蕴含着鲜明的族源地隐喻，其形成源于彝族先祖活动于滇池周边的族群记忆，亦与古滇国的历史渊源相关。

（一）“na55the55”：族源地的隐喻

族源地指一个民族（或族群）形成的起源地，聚焦于整个群体的共同起源，涉及族群历史形成、早期聚居和发展的核心区域。彝语地名“na55the55”指向晋宁，这与其在滇南彝族文化中承载的族源地隐喻密不可分，且该隐喻在滇南彝族创世史诗与传世谱牒中均有记载。滇南彝族创世史诗《阿黑西尼摩》将彝语地名“na55the55”明确界定为彝族始祖阿普笃慕的故乡：

“笃慕带儿女，返回到纳铁，寻找故里去。纳铁村子呀，适宜人居住，养儿儿兴旺，养女女发展，人群似蜂群，归家似山影······阿祖笃阿慕，天生地生日，来把人群分，分一对去东，发展成阿纳；分一对到南，变成了彝族；分一对去西，发展成吐谱；分一对去北，变成了特摆；中央分两对，成摇热火则；这些人种呀，变成十二支，一支变十支，十支变百支，百支变千支。”

由以上记载可知，彝语地名“na55the55”（纳铁）为彝族的始祖阿普笃慕的故乡，洪水之后笃慕带着妻儿从岩洞返回“na55the55”（纳铁），并在此繁衍生息。《阿黑西尼摩》至今仍以活态形式持续演述，在滇南彝族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文献的尾声部分，演述者会专门嘱告听众铭记“na55the55”（纳铁）故乡、笃慕始祖、迁徙路线等核心要素，此举进一步凸显了“na55the55”（纳铁）族源地的内涵。

传世的滇南彝族《家谱》则从血缘谱系层面，为这一隐喻提供了佐证。保存于石屏县哨冲和龙武民间的多部彝族文献家谱中明确记载：“生活在这一片区的彝族尼苏人，其历史血脉是彝族始祖阿普笃慕之子慕阿克的直系后裔。”而慕阿克作为阿普笃慕的后裔，其支系的祖源记忆自然追溯至笃慕的故乡“na55the55”，这一谱系记载使滇南尼苏人的族群溯源与“na55the55”的族源地指向形成呼应。

滇南彝族将族源记忆融入创世史诗与谱牒之中，以口传与文献记载并行的方式世代传承，使彝语地名“na55the55”成为承载族群认同的精神符号，也清晰地向世人传递出其作为滇南彝族族源地的隐喻。

（二）彝族先民与古滇国的历史记忆

彝语地名“na55the55”指向晋宁，其主要原因在于滇南彝族与古滇国先民存在密切的族源关联，而晋宁作为古滇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自然被滇南彝族视作自身的族源地。

古滇国的相关记载，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对战国“庄蹻开滇”与汉武帝时期“滇国归降”两大核心历史事件的记述。其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战国时期楚威王派庄蹻等夺取巴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区，占领滇地。后来由于秦国攻打楚国，庄蹻无法返回，于是“变服从其俗”，与当地民族融合共同建立滇国，定都在今昆明市晋宁区。汉武帝时期，为开发大西南，在滇国境内设立益州郡。《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元封二年······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标志着云南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管理。1956年，云南考古工作者在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挖掘出土“滇王金印”，再次印证了滇国及滇王的历史。部分学者把“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看作是‘文明时代’的开端，把‘滇国’看成是云南出现的第一个政权。”

结合相关史志记载可考，彝族先民与古滇国关系密切。《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晋宁郡，本益州也。元鼎初属牂柯、越嶲。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益州郡本滇国地，汉武帝时期出兵征战滇国时反抗最强烈的族群为“叟人”，由此可推断，此时期的“叟人”为滇国境内人口较多的族群，应为滇国时期滇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普遍认为，“叟人”即彝族的先祖。著名史学家方国瑜先生持此观点，他认为“所谓‘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即‘叟夷’部落，滇池区域自古住居着的是叟人。”他还结合晋宁出土文物考证滇国与彝族先民的渊源，指出“滇族男子乘马时所披的‘披风’，绝类现在彝族所披的毡。”史学家马长寿先生亦佐证此观点，其考述滇族男子服饰时指出“如外出或仪式中则披一圆领的披巾，前系于胸前，尻后则内收而使其凸出。如系乘马则披一如现在凉山彝族的披风。”这一文化共性，成为彝族先民与古滇国族群存在族源关联的重要佐证。

古滇国时期滇人的族属问题虽较为复杂，但如今生活在滇南地区的彝族应与古代生活在滇池附近的部落有族源关系，古滇国的中心晋宁应为彝族先民的族源地之一。龙倮贵认为，“彝族一首领仲牟由（笃慕）避洪灾从巴蜀一带取大葫芦作舟，跨过金沙江定居于乌蒙山一带开始，第一次彝族内部原居先民与北上又南下的先民大汇合，之后人丁兴旺，分支开疆拓土。尔后在古滇国地区先后出现了以俄木罗（开远）、俄罗（楚雄）、纳特（疑指今晋宁）为中心的部族联盟制的政权体系，并把社会分成等级进行统治。”张纯德等也认为，“‘滇’，古夷人部落名，国名，今云南省滇池附近，战国至汉武帝时为滇国。”并明确指出滇国故地的晋宁，夷语称为“德津鲁莫”，又叫“纳铁”，滇南彝文记载它是古代夷人的京城，皇帝或夷王所居住的地方。由上可见，滇南彝族认为其族源地在滇池附近，并在古滇国时期，其族人以晋宁为中心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彝语地名“na55the55”指向晋宁所代表的地域化族源认同，是滇南彝族原生性族群认同的核心体现，既为族群共同体形成奠定了身份基础，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文化基因。从族群层面来看，这一认同通过将族群历史根脉与特定地域深度关联，构建起清晰的族群身份边界，是早期族群在相对封闭的地域生态中，区分“我者”与“他者”的关键方式，为滇南彝族的形成提供了身份共识；同时，这一认同并非单纯的地理指向，而是承载着彝族起源传说、祭祀礼仪、生活习俗的符号载体，通过代际传递延续了族群文化传统，强化了族群内部的凝聚力。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层面来看，这一原生性族群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独特的地方性知识与历史素材，该原生性族群认同与中原及其他边疆地域的原生族群认同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文化底色；同时，其所承载的“起源”“族群”“身份”等文化内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各民族共生共荣”的底层逻辑内在契合，为后续从“族群认同”向“共同体认同”的转向奠定了基础。

三、“na55the55”指南京：跨族群共享祖源地认同

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化与汉彝文化交融的加深，彝语地名“na55the55”的语义突破本土地域限制，逐渐指向南京。彝语地名“na55the55”指向南京，是明朝时期汉彝文化深度交融的产物，其形成源于“祖源地”的隐喻延伸，更与汉彝双向融合的历史密切相关。融入彝族的汉族人未舍弃南京祖源记忆，而当地彝族则受汉文化影响，认同明王朝皇城南京并重构祖源记忆。这一双向互动让彝语地名“na55the55”成为汉彝共有的祖源符号，其本质是汉彝交融催生的跨民族认同，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文化纽带。

（一）“na55the55”：祖源地的隐喻

祖源地指向个体或家族的祖先起源与迁徙起点，侧重具体血缘追溯，范围限于某一家族或支系。从《指路经》《饯行经》《谱牒》等文献对彝语地名“na55the55”的记载来看，该地名被赋予了的祖源地的隐喻。

滇南彝族地区的《指路经》多将逝者灵魂送往归祖路线的终点——“na55the55”。红河县《指路经》记载灵魂的归祖路线为：“塞足山→徵主山→墨祝峨巩→尼婆峨巩→莫祖······古晒矣滞→拿呆湖→谷峨罗朵→纳铁晒机湖→纳铁堵娄山→纳铁书夺山。”建水县《指路经》记载的归祖路线为：“渣不鲁村→阿细咪→候矮→早勐→尼腊→尼垤→谷窝→纳特。”个旧市保和乡《指路经》记载的归祖路线为：“核桃寨→则独柏→鲁聂格→各够→多莫→候矮→谷窝→纳特。”与《指路经》相似但使用场域有别的《饯行经》中，彝语地名“na55the55”同样被设定为逝者灵魂的最终归宿。金平县彝文典籍《饯行经》描述的归祖路线为：“从金平指向分水岭→蛮耗→个旧卡房→蒙自→建水城→石屏→通海→峨山→晋宁→昆明→纳铁。”滇南彝族各地《指路经》与《饯行经》虽因地域差异形成不同的归祖路线，起点各有不同，但均将“na55the55（纳特或纳铁）确定为逝者灵魂归祖的终点。这一“殊途同归”的叙事，承载了彝语地名“na55the55”超越具体地理空间的祖源地隐喻。

流传于滇南彝族民间各家族的彝文《谱牒》，则从血缘谱系的视角，将“na55the55”明确标记为家族祖源地。石屏县柏木租村尼苏人李氏家族迁徙史《家谱》记载了完整的迁徙路线：“纳特→昆明→晋宁→江川→通海→高大→建水城→官厅→八保树河→三台坡→元江坝→青龙厂→杨武→化念→柏木租村。”彝语地名“na55the55”（纳特）是李氏祖先迁徙的起点，为该家族的祖源地。

滇南彝族《指路经》《饯行经》与《谱牒》，分别从仪式叙事与血缘谱系层面，共同赋予彝语地名“na55the55”祖源地隐喻。其既是滇南彝族灵魂归祖的共同终点，也是家族血缘追溯的迁徙起点，这一地名超越地域限制，成为滇南彝族的祖源符号。

（二）汉彝融合的历史记忆

在滇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的漫长历程中，彝语地名“na55the55”从彝族本土祖源符号向核心坐标南京的语义转向，并非单一族群迁徙或文化同化的结果，而是汉彝双向融合、彼此接纳与认同的生动印记。这种融合既承载着双方的祖源记忆，又构建起跨族群的身份认同，本质上是中央王朝边疆治理政策与族群生存发展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

明朝对云南地区的经略与管控，为汉彝融合提供了政策支撑，而族群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生存选择，则推动了融合从被动接受向主动调适的转变，为彝语地名“na55the55”语义转向南京埋下伏笔。明朝统治者继承前代“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的边疆管理理念，在云南推行“移民实边”与“土司制度”两大核心政策，构建了汉彝族群相遇、互动的历史场景。“移民实边”政策以军屯、民屯、商屯为主要形式，将大量中原汉族人迁入云南边疆。洪武十九年，沐英向明太祖上奏道：“滇南地广，宜置屯田，令军士开耕以备边储。”明太祖对此十分认可并下诏推行，明确“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之后，明朝在云南设置卫所制度，设置滇中、滇东、滇西、滇南卫所，其中滇南区共有9个千户所，“包括临安卫（5个千户所）、通海御（2个千户所）及十八寨、新安等直隶千户。”大量汉族人通过屯垦戍边进入彝族聚居区，这为汉彝民族交流与融合创造了条件。这些迁入的汉人虽初期保持中原文化传统，但在与人口众多的彝族原住民长期共处中，部分群体为适应生存环境而逐渐融入彝族；而彝族群体则在汉族人带来的中原文化与王朝治理体系影响下，主动或被动地重构祖源记忆，接纳并认同汉族文化，形成双向互动的融合态势。

“土司制度”的推行，进一步推动了滇南汉彝民族的深度融合。该制度广泛应用于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管理，并呈现出“以夷治夷”的特点。明朝统治云南以后，在当地广置蛮夷官司，“设置了11个宣慰使司、9个宣抚使司、20个安抚使司、1个招讨使司、173个长官司。”“在明朝允许的范围内按照过去的传统进行统治。在边境区和核心区之间还设有缓冲区，中央派来的流官虽然控制着推行行政政策时的大印，但实际业务还是由当地民族选出来的土司来负责。”在滇南彝族地区，纳楼土司的影响力最为深远，“从元代受封开始，直至云南解放，红河两岸建水、元阳的部分区域一直为彝族纳楼普姓土司的辖地。”在此背景下，迁入土司辖地的汉族人因处于族群弱势地位，需通过调适文化身份谋求生存与发展；而彝族群体则借由土司制度与中央王朝建立起来的联系，在“大一统”政治语境下逐渐接纳中原文化符号，为后续祖源记忆的重构与文化认同的转向奠定了基础。

汉彝双向融合并非简单的文化替代，而是双方通过语言、风俗、信仰、祖源叙事等多维度的文化调适，实现身份认同的柔性过渡。汉族人融入彝族群体时，以“南京祖源记忆”为精神内核，在接纳彝族文化的同时维系自身族群根脉；彝族人融入汉族群体时，则以固有祖源符号“na55the55”为载体，对接南京这一汉地核心坐标，双方由此形成双向交融的格局。

汉族人融入彝族群体的核心是身份重构与文化适配，关键特征是“变服从其俗而不忘祖源”。“内地移民被人口众多的本地民族所融合，出现了内地移民逐渐‘夷化’的过程。”迁入滇南的汉族人需在语言、风俗、信仰等方面逐渐与彝族深度契合，通过改姓、通婚等方式获得彝族身份，以适应土司制度下的族群权力格局，同时借助《家谱》《墓志铭》等文献坚守中原祖源记忆，将南京叙事带入彝族文化语境，为彝语符号与南京的对接提供支撑。滇南彝族地区的汉彝融合案例颇具代表性。石屏县陶村镇六谷冲彝族李氏《家谱》序中记载：“李氏祖籍南京应天府江宁县老垦脚地，明洪武年间服役来云南。”红河乐育区阿布村何中周《家谱》记载：“其始祖由南京入滇，先在临安命念村驻扎三年，后迁石屏扯止、阿勇山等地。至何纵正分支后，分别迁入境内阿布、虾里、垤那、迤萨等地定居。定居迤萨的仍保持为汉族，其余早已融合为当地彝族。”南京祖源记忆始终是维系家族血缘脉络的精神内核，这一坚守也凸显了汉族人融入彝族过程中，在文化适配与族群根脉传承之间的灵活抉择。建水县大凹子镇孔氏家族的改姓融合，更凸显了汉族人对彝族文化的主动适配与认同。孔氏一世祖孔载物墓碑《族谱明辨纪略》记载：

“追溯始祖，原是姓孔名厚，乃山东籍贯，南京应天府人也。曾荐贤书仕于黔之普安州。奈时逢改革，岁荒民变，甚至兵火延年，于祖有碍，不得已改姓普，由黔入滇至临潜居。孰意方出天罗，旋入地网，倏值流贼作乱，吾祖乃旧逃奔。偶适此地，见山势盘桓，林木幽静，爰立宫室遂家焉，自此始祖厚娶孙氏，生二世祖一德；二世祖娶妻赵氏，生三世祖七人，分派七房。”

为更好地融入彝族群体，孔姓家族改孔姓为彝族纳楼土司的姓氏普姓。“如今的孔姓彝族人认为，孔氏汉族祖先逃难到彝族地区，迫于彝族纳楼土司的压力，于是选择将姓氏改为普姓，从而与普氏土司同姓，可以免受欺凌。”这一行为既是对彝族强势族群话语权的适应，也是汉族人接受彝族身份、融入当地社会的直接体现。“失去对自身族源的诠释权，或是接受强势族群给予的族源记忆，经常发生在许多弱势族群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孔氏家族虽完全融入彝族，却始终共享“汉人融入彝人”的历史记忆，南京祖源叙事通过碑记与口述世代相传，成为汉彝融合的鲜活例证。

明朝时期，受汉文化影响，云南部分少数民族的祖源记忆发生了变迁。“云南一些民族在与处于强势地位的汉民族的碰撞与交融中，便曾‘改变原有的祖源记忆’，甚而‘接受强势族群给予的族源记忆’，从而‘造成族群边界的变迁’和‘族群认同变迁’。这种情况成为一种令人关注的文化现象始于明代初年。”为实现王朝“大一统”的政治目标，明朝大幅加强了对云南地区的经略与管控。洪武十四年九月，太祖以颍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等为将，率三十万之师征云南。洪武十五年，明朝在云南建立云南都指挥使司，开始设置卫所，长期戍守。洪武十七年，征南右副将军沐英率领9万官兵镇戍云南，明王朝完全实现了对云南的整体统一。此时，地处边疆地区的云南隶属于中央王朝，世居云南的各民族对中央王朝产生了认同感，并基于对明朝戍边将领的崇拜或对明朝京城南京的想象，认为自己的祖源地也为南京。《滇系》记载：

“自傅、蓝、沐三将军临之以武，胥元之遗黎而荡涤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以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烬。既奏迁富民以实滇，于是滇之土著皆曰：‘我来自江南，我来自南京。’”

滇南彝族群体中，亦存在自称籍贯为南京的情况，这在滇南彝族《指路经》《家谱》等文献的记载中均有体现。在汉文化成为强势文化的历史语境下，部分彝族群体通过重构祖源记忆，将彝语地名“na55the55”视为南京。这种重构并非对彝族文化的全盘摒弃，而是以固有文化符号为根基进行创造性转化，将彝语祖源地名“na55the55”的语义指向南京，形成跨族群认同的祖源符号。红河州绿春县牛孔乡施氏彝族的祖源叙事，清晰展现了这一融合过程。其《家谱》记载的迁徙路线为：“南京应天府→四川→昆明→石屏→建水→磨弄→牛角寨→麻栗树→科捍→外各咪（老挝）→纳卡村”，明确将南京应天府界定为祖源地。结合施氏子孙口述，其先祖在明清两朝曾于石屏、元江、普洱等地担任学正、土守备、土千总、土把总等职，这一身份背景或为其重构南京祖源的重要动因。“族群边缘环绕中的人群，以‘共同的祖源记忆’来凝聚。因此，个人或人群都经常借着改变原有的祖源记忆，来加入、接纳或脱离一个族群；造成族群边界的变迁，也就是族群认同变迁（ethnic change）。”施氏家族对南京祖源地的建构，无论是主动迎合还是被动适应当时的政治语境，均体现了边疆少数民族融入大一统国家的文化心理。值得关注的是，施氏家族的祖源叙事并未因对接汉文化而完全摒弃本族群传统，反而呈现出“文化融合”的鲜明特征。其虽在《家谱》中将祖源地定为南京，契合汉文化语境下的祖源认同，但在彝族丧礼中，仍沿用传统仪轨念诵《饯行经》，而经文所指的灵魂归祖终点依旧是“na55the55”。施氏彝文文献《饯行经》中记载的线路：“牛孔→角惰→外国南掌→麻栗树→牛角寨→勐龙→元江城→建水→石屏→昆明→纳特”。此处“纳特”（na55the55）即为家族认定的祖源地。施氏家族的祖源认同是汉彝文化交融的产物，他们通过将固有彝语祖源符号“na55the55”与核心地理坐标南京相对接，既维系了族群文化根脉，又完成了对汉文化的接纳与认同。

“na55the55”指向南京所代表的跨族群认同，是汉彝双向融合的文化印记，其既构建了汉彝民族的身份共识，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文化纽带。从汉彝互动层面来看，彝语地名“na55the55”指向南京并非单纯的地理指代，而是承载着跨族群共享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民族同化是指一个民族或其一部分，完全丧失其民族特性，被吸收入另一个民族之中的现象。而民族融合则是两个以上的民族或其中的一部分，在长期的过程中，互相吸收对方的特点，从而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各自的一些民族特性或逐渐形成另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现象。”滇南汉彝民族在相互融合的进程中，并未完全消解各自的民族文化记忆，反而共同将彝语地名“na55the55”释读为南京，并将其视作双方的祖源地。这一构建而成的“同源共祖”的跨族群身份共识，成为维系多族群情感联结的重要文化符号，为跨族群认同的形成提供了历史语料。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层面来看，这一跨族群认同实证了内地与边疆族群在历史上的深度互动与双向融合，打破了“中心——边缘”的文化割裂认知。汉族人融入彝族群体时，以“南京祖源地”的记忆为核心，对接彝族“na55the55”的祖源符号，搭建起身份认同的过渡桥梁；彝族人融入汉族群体时，以“na55the55”这一固有符号为载体，对接核心地理坐标南京，完成了对中原文化的认知与接纳。这种双向融入，使彝语地名“na55the55”成为连接边疆与中原、彝族与汉族的文化纽带，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多元”向“一体”初步转型，为后续共同体意识的深化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四、“na55the55”指北京：国家中心地认同

伴随明王朝政治中心北迁、清王朝入主中原建都北京与历代中央政府治理的深化，加之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发轫与推进，彝语地名“na55the55”的语义逐步拓展并最终锚定北京。该地名的语义指向北京，根源在于其本身蕴含的“政治中心”隐喻，而其语义变迁主要与两大关键历史时期有关：一是明王朝时期政治中心从南京北迁北京、清王朝入主中原建都北京与历代中央政府对滇南的治理深化，推动边疆族群对国家政治中心的认知发生空间位移；二是在新中国成立、建设及发展过程中，滇南彝族深度参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等伟大事业，在共担历史使命、共建国家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度融入与主动认同。

（一）“na55the55”：政治中心的隐喻

彝语地名“na55the55”一词的原初语义虽已难以考证，但在当代的彝文文献译注中往往被译为“北京”。这一语义转向所蕴含的深层历史文化逻辑，本质上源于彝语地名“na55the55”在彝族文化认知体系中作为“政治中心”的隐喻。然而，这一隐喻并非孤立存在的文化符号，而是深深植根于彝族民间社会，并形成了广泛而坚实的民众基础。滇南彝族地区流传的阿哩查嫫中的《乐器》篇，便是诠释这一隐喻的典型文本：

“不料有一天，山上白松城，白松城百姓，百姓来造反；山梁青松城，青松城黎民，黎民来造反；坝中富水城，富水城庶民，庶民来造反。贤窝斗俄呀，耳闻三城反，心中如炭火，心急如火焚；坐立都不安，饮食难下咽，高枕难入眠。无可奈何下，提笔写急奏。写张白奏书，写页黄奏书。贤窝斗俄呀，说出一句话：聪慧鹦鹉你，那张黄奏书，去纳添大城，递交给皇帝；那张白奏书，到谷窝大城，递交给都督。千日走之地，十天飞回来；百日走之地，一天飞回来；十天走之地，一早飞回来。三天又三夜，切莫把期超，速去又速回。”

文中的纳添大城即彝语地名“na55the55”，从这一地方治理的文本记载中可清晰看出，当彝族地方辖区出现叛乱危机时，地方官员的第一选择是向“na55the55”所指的政治中心求助，依托中央政权的力量平定叛乱。这一记载既从边疆地方官员与民众的双重视角展现出古代彝族地方治理对中央政权的依附，更印证了彝语地名“na55the55”作为“政治中心”的隐喻在彝族民间的深度扎根。

（二）明清时期：都城北迁与国家认同的初步建构

彝语地名“na55the55”语义转向北京，是明清时期王朝政治中心迁移与滇南边疆治理深化协同作用的结果，也是边疆族群国家认同逐步建构的具体表现。

“滇南越在边荒，其视天下，非有关中四塞之扼要也，非有蚕丛剑阁之崎岖也，非有沃野千里之富饶也，只以山高箐密，路远林深，诸夷人所窟穴而盘踞者。或杂处于内地，或环绕于沿边，无事则辟草而耕，畴非乐土，有事则依山为势，即为鸿沟。”滇南地区地处我国边疆，因其地理位置的边缘以及民族文化多元等原因，该地区的民众在心理上缺乏对中原王朝的积极认同。为扭转这一局面，明清中央王朝从多维度推进滇南治理，既以文化教化为纽带凝聚认同，又通过政治军事管控强化联结，使“古称要服”的滇南地区对中央王朝产生了认同。

明太祖打破了传统“华夷之辨”的思想束缚，明确各民族间相对平等的民族关系，传递“天下共主”“华夷无间”的治国理念，并在边疆地区大兴儒学。此时期，云南推行以儒学为主的科举制度，科举乡试稳步推行，官学体系也逐渐完善，使儒家文化深入彝族等少数民族族群。滇南红河流域的建水县以“科名之盛甲于他都”闻名于云南，明清时期涌现出众多文武进士与举人，正是当地儒学教育繁荣的直接印证。在此文化背景下，汉彝民族间的互动也呈现出深刻而微妙的演变轨迹。以姓氏变迁为例，迁徙至云南的山东籍孔氏家族，为更好地融入当地彝族社群，曾主动将其中原姓氏“孔”改为彝族常见的“普”姓；但到清乾隆年间时，受当地儒家文化普及、传统礼教观念深化等因素影响，该家族又将姓氏从“普”改回“孔”。这一“孔改普”再“普改孔”的变迁，既折射出汉彝民族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融合的轨迹，更体现出滇南社会对中原主流文化的认同。

从政治维度来看，王朝政治中心的重构进一步推动彝语地名“na55the55”的语义转向。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后，将都城由南京迁至北平并更名北京，北京自此成为明清两代的政治核心与大一统格局的象征。中央王朝以北京为政治中心，持续强化对滇南的政治管控与军事防御，将“大一统”理念通过治理实践传递至边疆，使滇南彝族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逐步深化对北京作为王朝政治中心的认知与认同。这种文化与政治的双重认同，推动“na55the55”的语义从南京向北京初步转向，这一语义变迁也成为边疆族群国家认同初步建构的具象体现。

（三）近代以来：历史实践与国家认同的自觉升华

彝语地名“na55the55”语义最终指向北京，发端于帝国主义侵华时期的民族救亡斗争，并在滇南彝族参与国家建立与建设的进程中持续深化，最终完成语义定格，实现国家认同的升华。

帝国主义侵华时期，滇南彝族与全国各族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在共同应对外来危机中，中华民族认同已成为当时滇南彝族的自觉行为。“‘在多元发展中形成共同性和内在联系’的中华民族经历了‘自在’发展阶段，至清中后期反抗外来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进入以‘中华民族’为象征的‘自觉’发展阶段。”在抗日战争时期，滇南彝族积极参加滇军，他们跟随彝族将军卢汉，参与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等重要战役，并因战功卓著被誉为“国之劲旅”。解放战争时期，滇南彝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武装和革命根据地。“1946年下半年起，以建水、石屏为基地，开辟元江、蒙自、个旧等县的工作据点，发展中共党的组织和中共外围组织，并在城镇和民族地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在矿山、农村和山区发展革命群众组织。”滇南彝族与全国各族人民荣辱与共、生死与共，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用实际行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中国成立至今，首都北京作为国家象征早已成为中华儿女的集体意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并将北京确定为新中国的首都。现行宪法第四章中将“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写入其中，首都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成为国家认同的重要符号。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少数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民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当家作主和自由平等。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泛拓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滇南彝族将彝语地名“na55the55”的语义最终指向北京，正是边疆社会国家认同的生动表达。

彝语地名“na55the55”指向北京，生动体现了边疆族群对国家中心地的主动认同。这一符号指向不仅强化了边疆社会对国家政治中心的认知与情感归属，也使“国家中心地在北京”这一政治象征获得了文化层面的深度认可。北京作为国家首都，是国家主权、统一与政治秩序的最高象征，而将“na55the55”这一承载祖源性与神圣性的本土符号指向北京，意味着边疆社会在文化意义上接纳了国家的核心象征体系。与此同时，这一认同也有效促进了边疆与国家整体的政治整合。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层面来看，这一认同首先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根基，国家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而国家中心地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关键维度，彝语地名“na55the55”指向北京，推动边疆族群在文化符号层面主动融入国家政治共同体，强化了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属性；其次，这一认同巩固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各民族保留自身文化传统、共享国家核心象征，是“多元一体”的核心特征，彝语地名“na55the55”让国家中心地成为跨族群共享的文化符号，实现了文化多样性与国家统一性的有机契合。最后，其提供了共同体意识的符号支撑。语言符号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重要载体，彝语地名“nna55the55”对北京的指向，让国家认同获得了本土化、民族化的表达形态，显著提升了共同体意识的内生性与亲和力，更易被边疆民众理解和接纳。

五、从自在到自觉：“na55the55”的语义变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

滇南彝文典籍中蕴含的族群文化符号，是解码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到“自觉”建构历程的重要文本载体。费孝通先生曾深刻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这一论断精准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历史进阶性，“自在”形态源于漫长历史中各民族的自然生成与多元共生，“自觉”形态则植根于民族危亡语境下的认同凝聚与使命共担。散落于边疆地区的民间文献恰是记录这一进阶过程的鲜活文本，其中滇南彝文典籍中“na55the55”的语义变迁，清晰勾勒出边疆少数民族认同演进的三阶轨迹，其不仅具象化地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深化的理论逻辑与历史实践，更构成了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转型的微观切片，深刻印证了滇南彝文典籍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其一，地域化原生认同的“自在孕育”阶段。从民族生成的本源逻辑来看，中国各民族早期先民依托特定地域生态孕育的多元文化系统，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原生基质。正如相关研究指出：“这一阶段的民族形态是中国各民族，其发展的动因从根本上说是原生性的，其表现形式则体现为明显的多元性，而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也正是在这种原生性和多元性当中得以孕育。”滇南彝族将彝语地名“na55the55”指向晋宁的历史记忆，本质上是边疆族群对地域化族源地的原生性历史追溯，这一文化表达不仅是滇南彝文典籍中族群原生认同的典型遗存，更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阶段”的核心特征，即在多元地域文化的独立演进中，已然蕴含着“各美其美”的文化共生潜质，这为后续认同整合埋下了伏笔，是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基因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族群交融催生的认同萌芽阶段。这一阶段是国家治理渗透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初步凝聚。明清以降，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深化成为中华民族一体性建构的关键推力。伴随明朝“移民实边”政策的逐步推行与“土司制度”的持续实施，大量汉族移民入滇，汉彝民族在政治统合、经济互嵌与文化交融的深度互动中，打破了地域族群的文化壁垒。滇南彝族将彝语地名“na55the55”的语义指向南京，形成“祖源地南京”这一跨族群共享的认同符号，正是这一交融进程的具体表现。

这一语义转向绝非简单的文化符号迁移，而是滇南彝文典籍所记录的“国家——族群”互动的深层逻辑体现。这既是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回应，更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向边疆渗透的过程中，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对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政治归依。彝语地名“na55the55”指向南京，生动折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从“多元并存”向“一体凝聚”的初步转型，为后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化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其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自觉升华”阶段。近代民族国家建构推动了共同体意识的定型，“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民族观也逐渐转变为近代民族观。”受民族主义思潮与救亡图存时代使命的双重影响，中国传统的民族认知开始转向现代民族国家视域下的共同体认知，这一转型在滇南彝文典籍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滇南彝族主动投身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民族解放斗争，在抵御外侮、反抗压迫的共同历史实践中，突破了地域化、碎片化的族群边界，逐步形成并强化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认知与情感归属。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彝语地名“na55the55”的语义进一步转向北京，这一语义重构绝非偶然，而是边疆少数民族基于国家认同与文化归属的主动建构，本质上是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语境下，边疆族群对“中华民族”核心符号的主动接纳与价值内化。这一转变标志着滇南彝族的认同从“族群本位”迈向“共同体本位”，完成了从被动承接国家秩序到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跃迁，印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化”的核心生成逻辑。在共同历史使命的驱动下，各民族通过文化符号的语义重构实现认同整合，最终凝聚为“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认知。

彝语地名“na55the55”的语义变迁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演进轨迹，即从晋宁（地域化族源认同）到南京（跨族群共享认同），再到北京（国家中心地认同）。这一过程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到“自觉”建构的微观样本，清晰呈现了边疆少数民族认知如何从最初的自在的地域亲缘，逐步升华为对国家核心象征的自觉的主动接纳。同时，这一微观样本也使我们得以观察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的某种规律性倾向，即边疆族群文化符号的语义重构，始终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拓展、族群互动的深化以及大一统格局的演进同频共振。正是这种政治统合与文化交融的双向奔赴，构成了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共同体意识的核心逻辑。因此，滇南彝文典籍通过定格这一动态演进过程，不仅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历史必然性与理论合理性提供了坚实的文本佐证，更生动彰显了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独特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六、结语

滇南彝文典籍中彝语地名“na55the55”的原始所指虽难以确切考证，但对其指向晋宁、南京、北京三种观点的学术梳理表明，这一词汇的释义本质上是不同历史语境、学术建构与社会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语义指涉的多元性，恰为研究滇南边疆与国家政治中心的互动关系，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进轨迹，提供了独特的文化符号样本。

将彝语地名“na55the55”释读为晋宁，这一认知源于滇南彝族对滇池流域先民活动的历史记忆，或对古滇国族源关系的追溯，体现了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自在阶段”对族群起源的本能探寻；将其指向南京，则深刻关联明朝“移民实边”政策推行与“土司制度”实施下的汉彝交融进程，这一语义建构既反映了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渗透，也彰显“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政治文化认同；而将彝语地名“na55the55”诠释为北京，标志着滇南彝族在近代以来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转向，在抵御外侮、共建家园的历史实践中，边疆少数民族通过文化符号的重新阐释，完成了从地方性族群认同到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升华。

彝语地名“na55the55”的语义变迁，不仅是边疆与中央政治、文化互动的具象化呈现，更以微观视角印证了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事实。这一文化符号的演变历程，诠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制，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