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史书中，有不少“猛虎渡河”的书写范式，其旨在扬善，推崇良吏不将自然异象附会为个人德政的务实与诚实品格，强调“政在德不在异”的治理精神。文章指出，这种不依赖天人感应、踏实为政的思想，从汉代刘昆到宋代王安石一脉相承，构成了与官方“神道设教”宣传并行的一种历史书写。
文 | 王瑞来
古代士大夫常常把灾害或异常天象视为天谴，来警诫为政者。天谴的反面—好的异象又被看作天瑞，作为德政的天人感应，也被利用来为政治宣传。天瑞不常有，有时还要伪造。北宋时，王钦若和宋真宗就伪造了天书。
其实，尽管古代没有明确的无神论之说，但有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教诲。因此，多数士大夫除了神道设教的应用目的，对于接近“怪力乱神”的天谴和天瑞都是不大相信的，而是踏踏实实地为政做事。
近日读书，笔者看到两则与老虎有关的故事。
古代自然生态没有遭受像今天这样的破坏，山野中老虎不少，因而形成过不同程度的虎患。人们耳熟能详的《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故事，也是过去虎患的折射。
《后汉书》卷一〇九上《刘昆传》载：
迁侍中、弘农太守。先是，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渡河。帝闻而异之。
刘昆做弘农郡太守三年，原本造成驿道商旅不行的虎患消失了，老虎都背着幼崽北渡黄河而去。
由于这是一件奇异的事情，传到朝廷，连光武帝刘秀都感到奇怪。后来忍不住好奇心的光武帝，专门问刘昆：
诏问昆曰：“前在江陵反风灭火，后守弘农，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对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质讷。帝叹曰：“此乃长者之言也。”顾命书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余人。
刘秀问刘昆说，你以前担任江陵令，能改变风势灭火，担任弘农太守，虎又避去不为害，你是行了什么德政，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对于皇帝的问话，刘昆只是淡淡地回答，不过是碰巧而已。
刘昆的回答，让皇帝身边的人觉得他过于木讷。的确，换上其他官员，大概十有八九先是要颂扬皇帝几句，然后再吹嘘自己一番。刘昆没有这样做，老老实实的回答，也是出人意表，让人觉得他过于实在。不过，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确也不同凡响，他认为刘昆的回答是“长者之言”，不仅让人把刘昆的回答记录下来，还让刘昆负起了教育皇太子和众多王子的重任。这表明，光武帝看重的是刘昆诚实的人品。
记录到史书中的刘昆言行又影响到后世。范仲淹写过一篇《宋故卫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碑铭》，其中记载了胡令仪知凤翔府时的一件轶事：
明道初，旱蝗西飞，关中被其害，独不入岐下，人咸异之。寮属请以上闻，公曰：“昔刘昆为郡而虎渡河，及帝问之，昆曰：‘偶然尔。’此刘公所不敢当，于吾何有？”闻者谓公质厚，有古人之心焉。
陕西闹蝗灾，关中各地普遍受害，唯独蝗虫避开凤翔不入。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议，下属希望把这件事作为德政体现上报给朝廷。胡令仪就举出上述刘昆的例子，拒绝了上报。这回没人说胡令仪木讷，而是赞扬他质朴敦厚，有古仁人之风。
除了资治通鉴，惩恶扬善也是古代史书的功用之一。从《后汉书》到范仲淹的墓志记载，都体现了扬善的传承。
范仲淹的墓志轶事记载，只是借墓主之口转述了刘昆时的老虎过河之事，还不是直接讲老虎。在宋代文献中还有宋人关于老虎与政治的轶事。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写过一篇《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志铭》，这是为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写的墓志铭。其中讲到王益知韶州时的一件轶事：
属县翁源多虎，公教捕之。令欲媚公，言虎自死者五，舆之致州，为颂以献。公使归之曰：“政在德不在异。
这段记载是说，韶州的属县翁源虎多成害，王益组织捕杀。县令为了讨好王益，就说有五只老虎不打自死，并把这五只老虎的尸体抬到了州衙门，还附上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一同献给王益。其目的大概无非说老虎畏惧知州的威严而自裁之类的。对此，王益让县令把老虎抬回去，并冷冷地回应了一句：为政在于行德政而不在宣扬灵异。
“政在德不在异”，是说施政需要做德在人心的实事，而不是借助一些奇异或意外之事为执政者自己空立牌坊。接受儒学“不语怪力乱神”教育熏陶的王益，其言行足以让后世以虚假政绩为自己表功的官员汗颜。
有其父必有其子。王益的言行无疑影响了少年时代的王安石。执政后的王安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变法，喊出了“天变不足畏”的口号。这种不信邪的劲头，良有以也。
从汉代到宋代，从刘昆到胡令仪、王益，从范仲淹到王安石，老虎串联起的故事，饶可醒世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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