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冷得邪乎，风跟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钻。我到现在都记得，十二月下旬那几天，为了赶一批出口的单子，全厂上下跟疯了似的。我天天盯着，直到晚上九点多才走，工人早下班了，车间里黑灯瞎火的，就走廊那应急灯还亮着，白惨惨的，看着瘭人。
我走到门口，突然一拍脑门，想起白天仓库那边卸了一捆布料，也不知道锁没锁。虽说朝鲜这边治安好，但万一丢了，我也得担责任不是？于是，我折回去，穿过车间，走到后院那排平房。
仓库门虚掩着，里头没开灯。我推开门，伸手去摸墙上的开关，还没摸到呢，脚下就踢着个东西。我低头一看，妈呀，是一只鞋，解放鞋，女款的，鞋底磨得都快透了。
我愣了一下，心里咯噔一下，往里走了两步，借着门缝透进来的光，我看见墙角缩着一个人。那人蜷在几张铺开的纸板上，身子缩成一团，盖着件薄薄的工服，瘦得跟片冬天落下来的枯叶子似的。头发散在纸板上，脸埋在胳膊里，看不清是谁。
我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一步，结果碰倒了门边的扫帚。那人猛地坐起来，惊慌地往后退，背撞在墙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我喊了句“谁？！”，用的是中文。她没听懂，但看清是我之后，整个人跟被抽了骨头似的，软下去，低着头，浑身发抖。
是朴英淑，三车间的女工，二十二三岁，平时话最少的那个。我打开灯，灯光刺眼，她抬手挡着，肩膀一耸一耸的，在哭。我问她怎么睡在这儿，她不说话，就是抖。
我蹲下来，看见她躺的那几片纸板，是从包装箱上拆下来的，薄得透光。墙角放着一个军用水壶，一个布包，包里鼓鼓囊囊的，塞着几个土豆，冻得硬邦邦的。我问她吃饭了吗，她摇头。
我心里不是滋味，赶紧去门卫室，把值班老头叫起来，让他去食堂看看还有没有剩的。老头找了半天，拿来两个凉馒头，一搪瓷缸热水。朴英淑接过去，馒头捏在手里，没吃，眼泪滴在馒头上。
等她稍微平静一点，我才问清楚。她家在下石里，从新义州往东，翻两座山，走大路得三个多小时。平时她凌晨三点起床，走到厂里正好七点。今天加班到八点半，天早就黑透了，山路没灯，冬天路上有冰，她不敢走。
“回不去。”她说，“太黑了。”我说那你也不能睡这儿啊，这么冷，会冻坏的。她说之前加完班回不去，就在车间椅子上靠一宿。今天实在太累，看见仓库门没锁，就进来了。纸板是白天收的，想垫着暖和点。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平的，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我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她低下头，半天才开口。父亲前年生病没了，欠了一屁股债。妈有肺病，干不了重活，一年里有半年躺着。弟弟十四岁，念中学，成绩好，老师说他能考上平壤的学校。全家人指着她这点工资，一个月四十五块钱，买药，买粮，攒着给弟弟交学费。
“吃肉？”她愣了一下，像没听明白，“一年……过年能吃一回吧。有时候两回。”两回，一年两回，我听得心里直发酸。
我坐在她对面，看着她捧着那个搪瓷缸，手指头冻得通红，裂着口子，指甲缝里嵌着线头。她才二十二岁，手跟我奶奶的手似的。我没再多问，去门卫室抱来一床值班用的棉被，厚实的，军绿色的。又回自己办公室，把抽屉里那袋零食翻出来——饼干、糖果、一包卤蛋，是老婆塞给我晚上饿的时候吃的。
我把棉被给她铺好，盖好，把零食放她手边。我说：“明天晚点来上班，睡够了再起。”她愣愣地看着我，嘴唇动了动，说不出话。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她把脸埋进棉被里，肩膀抖得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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