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城市如何参与全球与地区治理？展望2026深圳APEC会议|apec|上海|北京|深圳市|超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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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外交主题记者会上，王毅外长谈及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并对深圳寄予厚望。从2001年的上海，到2014年的北京，再到2026年的深圳，APEC中国年的选址变迁，不仅体现中国经济发展活力在地理上的扩散，同时也折射出中国城市参与全球治理层级跃升的清晰轨迹。

王毅明确指出，中方全年工作将围绕一个中心展开——“把建设亚太共同体从目标转为行动，从蓝图走向现实”，并寄望于“在深圳找到答案”。这不仅是对亚太合作的历史性期许，更提出了一个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紧迫性的命题：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当下，超级城市究竟以何种方式参与并引领区域乃至全球治理？深圳的APEC时刻，正是观察这一命题的最佳窗口。

城市参与引领全球和区域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城市参与全球治理，并非新鲜事物，却在21世纪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从理论层面审视，在全球治理从“国家中心主义”向“多层次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城市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凭借其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公共服务等领域的直接责任与专业优势，日益成为连接全球议程与地方实践的枢纽。城市外交、多轨外交等理论揭示，城市能够在国家外交之外开辟灵活务实的第二轨道，即，当国家中央政府层面的关系面临复杂挑战时，城市层面的交流往往更能突破困境，为双边关系构筑弹性空间。更重要的是，城市本身就是全球性问题的第一现场：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移民融合、可持续发展等议题的解决方案，最终都要在城市空间落地检验。因此，城市不仅是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更是全球治理效能的最终兑现者。

纵览全球公认的超级都市，各自凭借特色优势在不同领域引领着区域和全球治理。纽约作为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是全球政治外交的枢纽，其地位因联合国六大主要机构中五家落户于此而奠定。近年来，在美国联邦政府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背景下，纽约市卫生局主动加入世卫组织全球疫情警报和响应网络，成为全美首个加入该网络的市级卫生部门，展现了城市在联邦政策之外自主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能动性。伦敦则依托其顶尖的高等教育与科研资源，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华威大学等机构与联合国裁军事务厅合作启动“1540 TechHorizon”计划，探索学术界如何为防扩散和国际技术治理作出贡献，将城市的知识资本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北京聚焦科技创新治理，全国首个国际科技组织总部集聚区落户朝阳区，已吸引28家国际科技组织入驻，涵盖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国际氢能燃料电池协会等，使北京成为全球科技治理网络的重要节点。上海则在国际组织落地和城市治理经验输出方面走在前列，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等200多家国际组织落户于此；世界城市日、《上海手册》、“上海指数”等一系列由上海发端的公共产品，正通过联合国平台推广至全球南方国家，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评估框架和经验借鉴。这些实践表明，超级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是多元的——或凭借政治外交功能，或依托科技创新实力，或发挥知识生产优势，或以城市治理经验引领国际议程。

深圳内嵌于亚太经贸网络的深层结构

理解深圳何以能够在APEC这一亚太最高层级的经济合作平台上扮演“东道主”角色，必须深入剖析这座城市与亚太经贸网络的深层结构性关联。深圳并非偶然成为APEC会议的举办地，而是因其内嵌于亚太生产网络、创新网络和物流网络的核心位置，与APEC所倡导的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高度契合。

从生产网络的维度审视，深圳是亚太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枢纽。2025年，深圳外贸进出口总额达4.55万亿元，连续两年位居内地城市首位；新设外资企业数量连续三年占全国15%以上，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居全国第二，实际对外投资规模则居全国城市首位。这些数据的背后，是深圳与亚太各经济体之间深度嵌套的产业分工关系——从日本、韩国的核心零部件供应，到东盟国家的组装制造，再到面向美国、澳大利亚等市场的终端出口，深圳在亚太产业链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中枢角色。这种结构性位置意味着，深圳的产业动态直接影响着亚太区域生产网络的稳定与效率，而APEC框架下关于供应链韧性、数字贸易规则、绿色转型等议题的讨论，都与深圳的实践经验紧密相关。

从创新网络的维度审视，深圳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亚太科技创新重要的策源地之一。王毅在记者会上特别提及，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前沿”。深圳市市长覃伟中在团组活动中生动描绘了“深圳机器谷”——位于阳台山和塘朗山之间长达10公里的创新走廊里，集聚了数百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形成了“上午设计、下午打样”的高效研发制造体系。这一图景揭示的不仅是产业集聚的规模，更是知识流动、技术转化、人才协作的高效网络。深圳的创新生态，本质上是开放的、面向亚太的——大量科技企业从创立之初就服务于区域乃至全球市场，研发活动与亚太各创新节点的互动日益频繁。当APEC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转型时，深圳的创新实践恰恰构成了这些议题的现实注脚。

从物流网络的维度审视，深圳是亚太区域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作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深圳港的航线网络覆盖亚太主要港口；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深圳与香港、广州等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正在重塑区域的要素流动格局。王毅在阐述APEC议程时强调，要“规划区域互联互通的合理安排”，而深圳的实践——从海陆空铁多式联运到数字贸易枢纽建设——为这一议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

更值得关注的是，深圳与APEC经济体之间的制度化联系网络。3月6日下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广东代表团举行开放团组活动。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长覃伟中在答记者问时明确指出，目前深圳已与全球近百个城市建立了友城关系，其中33个位于APEC经济体。因此，深圳将借着APEC东风，全面升级国际化软硬件，扩大“国际朋友圈”，并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绿色转型等领域深化合作，为亚太共同繁荣贡献“深圳方案”。

综上所述，深圳之所以能够承载APEC会议的期待，根本原因在于其已经深度内嵌于亚太经贸网络的深层结构之中。它不是亚太合作的旁观者，而是亚太生产、创新、物流网络的积极参与者和关键节点。当王毅说“希望能在深圳找到答案”时，其深意正在于：深圳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亚太合作的一个缩影——从承接产业转移起步，到融入区域分工，再到主动塑造创新网络，深圳的故事诠释了开放型区域合作的实践逻辑。

深圳推动亚太区域治理的底气与路径

如果说深圳与亚太经贸网络的深层结构是其参与区域治理的“硬件”基础，那么近年来深圳在理念创新和制度供给层面的探索，则构成了其推动亚太区域治理的“软件”支撑。承办APEC会议，不仅是对城市基础设施和接待能力的考验，更是对城市提出治理方案、引领议程设置能力的检验。

深圳推动区域治理的核心路径，正在从“经验分享”向“制度供给”跃升。2025年10月，在第六届全球“经认证的经营者”大会上，深圳城市指数SUI首次预发布。这一指数旨在将“深圳经验”凝练为可复制的“中国方案”，为全球超大城市治理贡献理论框架。正如其核心理念所宣示的，SUI“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实践，丰富全球治理的‘城市篇章’；为全球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城市提供借鉴案例，弥合南北发展鸿沟”。这套指数不仅衡量GDP和高楼数量，更侧重于创新活力、人文温度、生态可持续性和全球连接力，其六大价值维度——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集中体现了中国城市的价值主张。从时间表看，SUI将于2025年12月在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发布议程框架，2026年6月在新加坡WCS2026世界城市峰会正式发布。这意味着，在APEC会议召开之前，深圳已通过专业渠道向全球城市治理界输出了自己的理念框架。

从更宏观的视野审视，深圳推动区域治理的路径还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产业优势赋能规则制定。深圳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绿色转型等领域的产业积累，使其有能力参与相关领域国际规则的讨论与塑造。覃伟中明确表示，深圳将在这些领域深化合作，为亚太共同繁荣贡献“深圳方案”。其二，以城市外交夯实合作基础。借着APEC东风，深圳正全面升级国际化软硬件，扩大“国际朋友圈”。这种城市层面的关系网络，能够在国家间关系波动时提供稳定通道，也能够为多边倡议的落地提供地方试验场。其三，以平台建设汇聚治理资源。深圳积极推动打造“世界创新城市合作组织”，筹办世界创新城市论坛、深圳国际创新合作交流会等品牌活动，正在将自身打造为全球创新治理的重要节点。

结语

2026年11月，当APEC成员领导人齐聚深圳，他们见证的将不仅是一场国际会议，更是一座超级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时代样本。从纽约的政治外交枢纽，到伦敦的知识生产中心，从北京的科技组织集聚，到上海的公共产品输出，全球超级城市正以各自方式重塑全球治理的版图。深圳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自己与亚太区域的深层结构性关联，转化为推动区域治理的动力——不是以“规则接受者”的身份被动融入，而是以“方案提供者”的姿态主动塑造。王毅所言“推动APEC从深圳再出发，向着亚太共同体目标再启航”，其深意正在于此。深圳的APEC时刻，既是这座城市的里程碑，也是观察中国城市如何参与全球治理的窗口。从这里再出发，超级城市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