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杰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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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配图由AI生成。
我上小学一年级，是1968年的3月，那年我六岁多。那时候的学校不是跨年开学，这份早春里的入学记忆，便格外清晰，一晃就记了大半辈子。
上学之前，我的脚步从没有踏出木梓树张家那个小村子。村子坐落在庐山西麓，离苏东坡题下“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晋建西林古寺，直线不过两公里远。全村三十来户人家，分东西两段，背靠山丘，面朝巍峨庐山，日子过得安静又缓慢。
我家在村子西段，是两间不足四十平米的土坯瓦房，东边开门的是堂屋，屋里砌着土灶台，摆着一张四方饭桌，是一家人吃饭落脚的地方；左边厢房被隔成两间小房，我和父母、两个姐姐还有弟弟，六口人便挤在这方寸天地里过日子。记忆里，母亲的身影总围着灶台转，柴米油盐的烟火气裹着她；父亲闲暇时，最爱坐在门口矮凳上抽旱烟，烟雾慢悠悠地飘，伴着日子缓缓流淌。
入学前一天，父亲依旧坐在门前的矮凳上，却没像往常那样点起旱烟。他轻轻招呼我到身边，眉眼间带着几分郑重，说要教我数数。他先问我：“你想上学吗？”我想都没想，脆生生答：“我想上学！”父亲笑着点头，又说：“老师说了，你要是能从一数到一百，就收你上学。”那一天，父亲耐心陪着我数，从一到十，从十到百，每一个数字，都成了我奔向学堂的铺路石。
我家离学校直线距离不远，中间却隔了一条小河，河洲上满是大小不一的菜地，穿过菜地便是连绵的农田，踩着曲折的田埂走一公里路，才能走到学校去。开学第一天，是邻居家的金萍姐领着我和另一个邻居赵龙生去的。金萍姐比我大五六岁，那时已经读小学五年级了，一路上，她絮絮叨叨跟我们讲了好多学校里的规矩，叮嘱我们上课要听话，要好好听老师讲课。她的声音温和，跟着她走在田埂上，风里飘着泥土和青草的香，我心里对上学的期待，又多了几分。
打那以后，我成了金萍姐身后的小尾巴。每天天不亮就催着母亲做饭，饭一吃完，便一溜烟跑到金萍姐家，巴巴地等着和她一同上学。有一回，我和龙生跟着金萍姐赶路，在田埂边撞见了两种狗尾草，我们仨蹲在地上争辩不休，非要分出个好坏高低。如今想来，那样的争辩幼稚又可笑，可那份孩童独有的较真与欢喜，却鲜活地留在记忆里，成了上学路上最难忘的小插曲。
我的书包是母亲亲手缝的，用的是一块普通蓝布，针脚细密，裹着母亲的心意。那个年代，大多数学孩子的书包都是家里人手工缝制的，家境稍好的，才能背上城里买来的书包；若是谁能背上一个绿帆布军用背包，上面印着红五角星和毛体“为人民服务”的字样，定会引来满街同学羡慕的目光，那样的风光，是当时我们心底最真切的向往。
我们上学的地方在维岗汤家村，校舍不过是几间背靠山丘的简陋民房，没有像样的操场，教室里连水泥地面都没有，唯有屋檐东边挂着的一个电铃，昭示着这里与寻常民房的不同。一年级一学期，统共就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再配上两本练习册，便是全部的课业。铅笔和橡皮我都直接塞在书包里，从没用过专门的铅笔盒。我至今记得我的同桌汤金云，她有一个漂亮的铁皮铅笔盒，盒面上印着孙悟空、唐僧和猪八戒西天取经的模样，那样的精致，让我羡慕了许久，想来她或许早已淡忘，可于我而言，却是童年里一抹亮眼的印记。
刚入学时，学校只有三位老师，俞仕宝老师、汤为钧老师，还有教我们的汤淼菊老师。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左边是我们一年级，右边是二年级，老师给一边授课时，另一边的学生便安安静静在座位上复习，秩序井然。
汤淼菊老师是个剪着短发的年轻姑娘，人长得好看，性子更是温和可亲，待我们格外好。有一个下午放学，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我和赵龙生都没带伞，回家的路又必须过那条河，汤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递给我一把略有些破损的伞，自己则牵着赵龙生的手，和他共撑一把伞，一步步把我们送回了家。雨水打湿了她的衣角，可她掌心的温度，却暖了我许多年。
那时候的小学学费，一学期不过一两块钱，可于家境清贫的我们而言，却常常凑不齐，迟迟交不上。有一回上课，老师把我们村里三个没交学费的同学都叫了起来，挨个询问。老师先问涂承贵：“你的学费何时能交？”他答道：“等我爹15号发工资我就交。”老师又问赵龙生，他说：“等我哥发了工资以后就可以交。”轮到我的时候，我红着脸站起来，声音都有些发颤：“我……我要等我妈妈卖了笤帚才有钱。”
放学回家，我耷拉着脑袋跟母亲说起交学费的事，母亲叹了口气，一脸无奈：“家里是真的没有闲钱，要不，等过几天让你大姐把攒的鸡蛋拿到沙河街去卖了，看看能不能凑齐。”我急着追问：“那还要等几天？你得告诉我，我好跟老师回话。”母亲忽然抬眼看我，思忖片刻说：“要不这样，你们学校不是也要扫地吗？你问问老师，学校要不要买笤帚？”我一听，眼泪瞬间就涌满了眼眶，只觉得又委屈又难堪，几乎是哀求着说：“哪有同学给学校卖笤帚抵学费的呀？”母亲见我这般模样，连忙软了语气安慰：“好了好了，别哭了。”说着，她掀开衣襟，侧身从裤兜里摸出一个布包，是一块皱巴巴的旧手帕，她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几张毛票，反复数了两遍，才郑重地塞到我手里：“把钱收好，到学校就交给老师，可千万别弄丢了。”
后来我听大姐说，前一个星期天，她陪着母亲去了一趟沙河街，而原本堆在门后的那一大捆高粱穗做的笤帚，也早已不见了踪影。原来母亲嘴上说着让我卖笤帚，背地里早已悄悄为我的学费奔波，那份藏在窘迫里的母爱，沉甸甸的，刻在了我心底。
说起笤帚，便想起了学校的值日。全班同学轮流打扫教室，我格外喜欢扫地，每次轮到我值日，都恨不得把教室的每个角落都清扫得干干净净，一点灰尘都不留。而扫地于我而言，还有一份小小的惊喜，总能捡到同学们削铅笔时断掉的笔芯。这些笔芯在别人眼里一文不值，于我却是宝贝。我会小心翼翼地收好，带回家后，去山上砍一根细细的小竹子，削成铅笔的模样，把笔芯插进去，一支自制的铅笔就成了。握着这样的铅笔写字，心里满是欢喜，一点也不觉得寒酸。
没过多久，我们便从维岗的旧校舍，搬到了红灯粮站前方的新校舍。青砖红瓦的房子，比旧校舍规整了许多，设施也好了不少，最起码，一年级和二年级不用再挤在一间教室里了，学生多了，老师也多了起来。课余时间，我们能在教室外自由玩耍，学校还修了操场，两侧各立着一个篮球架。只是操场和校舍之间，隔了一条公路和一片菜地，我身形瘦弱，从来不敢凑到篮球架旁，只能远远当个看客。
平日里，我最爱玩滚铁环、打三角，偶尔也跟着女生们一起踢毽子、抓石子、跳房子，简单的游戏，就足以装满课余的快乐。唯有学校的厕所建在东侧马路对面，每次如厕都要横穿马路，那时国道上的车辆虽少，却也总觉得有些不安全，有些不方便，这小小的缺憾，也成了新校舍记忆里的一部分。
还有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从此与绘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大概是二年级或是三年级，学校每周只有一节美术课，教美术的是夏永生老师，他总爱认真点评我们的每一幅作品。
有一回上课，我们起立问好后，夏老师笑着问大家：“上一周我们画的向日葵，你们猜猜谁画得最好？”同学们七嘴八舌地猜着，夏老师却笑着摇了摇头，当众说道：“你们都猜错了，画得最好的，是张万杰。”那一刻，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心跳都快了几分，心里却涌满了难以言喻的喜悦。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得到老师的公开表扬，这份肯定，像一束光，照亮了我心底的热爱。从那以后，我愈发痴迷绘画，笔不离手，一画便是一辈子，夏老师的那句夸赞，成了我追逐热爱路上最坚实的底气。
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课外书籍，就连蜡烛、手电筒、电灯，都算得上是奢侈品。我们常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读书、写作业，火苗忽明忽暗，映着一张张求知若渴的脸庞，一点点积攒着零星的知识。农村的孩子，从来都不是只读书就够了，放学回家后，还要帮着家里做家务、干农活，挑水、喂猪、割草，样样都得学着做。日子虽苦，条件虽简陋，可我们对知识的渴望，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却从未有过半分减退。
时光匆匆，岁月荏苒，那段在红灯小学度过的时光，单纯又质朴，清贫却满是温暖，早已深深镌刻在我的生命里。如今每当听到《读书郎》那熟悉的旋律，总觉得歌里唱的那个背着书包上学堂的小儿郎，就是当年的自己。
小呀小儿郎呀，背着个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呀，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啷里格啷里格啷个里个啷……那歌声里，藏着我的童年，藏着那段清贫却滚烫的岁月，藏着一生难忘的温暖与光亮。
【作者简介】
张万杰，1962年10生，江西九江人，现客海南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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