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违反催缴义务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一责任究竟是什么性质？违反催缴义务的责任如何认定？履行催缴责任有哪些适用情形？如何构建差异化的董事责任标准？一系列问题的厘清，有助于为司法实践提供清晰的裁判参考，并为董事履职行为划定合理边界
文/刘卫锋 魏亦欣
2025年9月，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发布，董事催缴义务及其责任问题迅速成为学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新公司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与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七条共同构建了董事在出资催缴环节的制度框架，从核查义务、书面催缴、失权决议到股权处置，逐步明确了董事未履行催缴义务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逻辑。
然而，现行制度仍存在若干亟待厘清的问题。一方面，法律仅以“股东出资已届期”作为董事启动催缴义务的前提条件，缺乏更具操作性的细化规则，导致实践中执行标准不一。另一方面，学界对董事催缴责任的法理基础存在分歧，其究竟源于侵权责任，还是属于勤勉义务的具体表现，尚存争议。此外，董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责任范围及因果关系认定等问题也缺乏系统阐释。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聚焦勤勉义务视角下董事催缴责任的认定要件，围绕催缴主体界定、责任范围划分及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等争议问题展开系统分析，进而提出体系化的完善建议，旨在为司法实践提供清晰的裁判参考，并为公司治理中董事履职行为划定合理边界。
董事未履行催缴义务的责任是什么性质？
随着董事催缴义务正式写入法律条文，其责任性质的界定备受关注。目前，关于董事未履行催缴义务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究竟属于勤勉义务的范畴，还是构成独立的侵权责任，学界与司法实践中仍存在明显分歧。
侵权责任说
通常认为，董事未履行催缴义务要承担的赔偿责任属于侵权责任。这一现象源于勤勉义务与侵权责任在损害赔偿责任形式上的重叠，以及二者在构成要件上的关联性。有学者认为，催缴不作为是董事对法定义务的违反，该独立责任作为法律直接设定的强制性义务，承担催缴不作为的赔偿责任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具备适用侵权归责路径的法理基础。实践中，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法院判断董事不作为责任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分析工具。
传统的侵权责任成立有四大要件。在董事未履行催缴义务的场景中：违法行为表现为董事在合理反应期内未适当核查、未及时发出催缴通知或未采取必要措施；主观过错表现为故意不催缴或存在过失而未尽到专业的合理注意两种主观状态，前者如与控股股东恶意串通而放弃催缴，后者则表现为因疏忽未发现股东出资到期；损害事实体现为董事行为导致的公司资本未充实及其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资金短缺丧失的经营机会、对外支付的违约金与诉讼费用等；因果关系则要求董事未催缴到位的行为和公司损失存在法律上的关联，若董事合理履行催缴义务就能避免这部分损失。
然而，司法实践需要严格区分“违反勤勉义务”与“侵权责任”的界限，勤勉义务与侵权责任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二者不能混淆。首先，勤勉义务是公司法上的特定义务，其履行标准与责任承担受公司治理规则的特殊调整。例如，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可以豁免董事因合理决策失误的责任，而侵权责任中并无类似的免责事由。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公司债权人可以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请求催缴不作为的董事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若适用于侵权责任要件，董事延迟履行催缴行为实际上是给公司资本的充实带来了损失，并不直接给债权人造成损害。该规定是基于组织法的理念以及商事行为特殊性，赋予公司债权人的请求权。因此，董事违反催缴义务本身并不完全契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侵权责任也并非催缴义务本身的属性，只是董事没有适当履行勤勉义务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之一。
勤勉义务说
董事因未及时履行催缴义务而承担赔偿责任的法理依据源于勤勉义务。董事与公司之间特殊的委任关系决定了董事对公司有特殊的信义义务，相较于传统的商事行为要保持更高的注意。勤勉义务作为信义义务的一种，要求董事必须以合理的谨慎和技能管理公司事务，并为公司的最佳利益行事。董事基于勤勉义务，负有维持公司资本充实的责任。通过催缴行为规范股东行为、维护公司资本，构成该义务的应有之义。
新公司法明确规定了董事需要履行的催缴流程以及赔偿责任，这体现了勤勉义务所要求的“行为标准及责任后果”的规范逻辑。实践中，最高法在“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案”中，创造性地判决“董事未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义务的行为与深圳斯曼特公司所受损失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董事对公司遭受的股东出资未到位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进一步印证了催缴义务与勤勉义务的关联性。
此外，域外的比较法规定也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支撑。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通过判例确立了董事的勤勉义务标准，要求董事善意行事，应当尽到普通人类似的谨慎，符合公司最佳利益，即使结果不佳其决策也会受到该规则的保护。德国《股份公司法》规定：“董事应当达到勤勉尽责的经理人标准，违反其义务的董事会成员应对公司因此产生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些制度实践表明，将催缴义务纳入勤勉义务范畴是各国法律保障公司资本充实及强化董事会治理功能的普遍做法。
综上，从理论层面出发，有必要摒弃将董事的催缴义务归属于侵权责任的观点，明确其核心定位在于勤勉义务。勤勉义务是董事对公司负有的特定义务，而侵权责任仅是董事违反该义务后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之一，二者的关系是从义务向责任的递进。催缴义务属于勤勉义务这一定位符合公司法的团体法属性，也是立法将催缴义务作为勤勉义务类型的一种固定的体现。
董事违反催缴义务的责任如何认定？
在董事具体履职时，我国的新公司法仅对其勤勉义务概括规定，行为标准具有抽象性。为此，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七条对董事违反催缴义务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予以具体列举，包括：未尽核查义务、未及时书面催缴、未及时作出失权决议、失权后股权处理不当以及其他情形。
责任认定的“两步”标准
参考美国与德国公司法，董事催缴责任要件的认定应引入商业判断规则。近年来，在司法裁判中，商业判断规则已逐渐适用于公司决议纠纷等案件。该规则假定董事履职时基于充分信息、诚信善意并为公司最佳利益行事，除非能证明其存在自我交易、恶意、重大过失或其他不合理行为，否则法院将尊重董事的经营决策，为董事提供免责保护。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并非为董事提供豁免，而是一种分层递进的审查标准，其核心在于如何通过合理审查步骤适用该原则。相应地，对董事未适当履行催缴义务的责任认定，需细化为两步判断。
第一步，通过程序核查董事是否履行了催缴相关的必要程序义务。具体而言，包括：董事是否定期核查股东认缴与实缴进度、是否在出资届期后及时发送催缴通知、催缴无果后是否经董事会决议发出失权通知等。如果决策程序存在重大瑕疵，例如董事会在未掌握任何财务数据的情况下就集体决定放弃催缴，法院即可认定董事违反勤勉义务而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若董事已完整催缴，即可依据程序合法规则推定董事催缴义务已经履行到位，无须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步，若催缴程序不存在缺失，则进入实质审查阶段，即结合公司经营实际需求判断董事决策是否属于合理商业判断。商业判断规则并非以结果是否有利为标准，而是以决策是否基于合理信息与公司最佳利益为核心。董事需要考虑公司资金是否充裕和催缴的成本与收益比，若公司现金流充足，欠缴出资不影响日常经营、项目投资，董事能举证证明未催缴是为维持股东合作关系，则可认定为合理商业判断而免责；若催缴所需的法律费用与时间成本远高于欠缴金额，董事基于成本过高的考量暂缓催缴，也可认定为合理商业判断。
违反催缴义务的具体情形
鉴于商事交易的复杂性，实质性要件的认定往往需要依据具体案例情况进行权衡。从新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来看，目前的规范重点主要集中于对以下几项程序决策要件的认定：
1.核查义务：核查范围与合理注意标准
催缴制度的适用需以董事核查为前提，核查是董事催缴出资责任的事实基础。当股东出资期限届满等事由出现时，董事必须通过一套完整、连贯的监督机制，主动集合信息去核实股东出资的真实状况。具体核查范围应当包括：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认缴与实缴出资数额及出资形式、尚未缴纳的出资数额及剩余的出资期限等。
董事不仅要定期核对章程认缴额与财务实缴额是否一致、股东出资期限是否届至等基础信息，也要持续评估公司整体的财务状况与偿债能力。若公司出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迹象，董事的核查范围应当扩展至对公司潜在风险的动态评估，例如重大债务合同，来判断是否触及向未届期股东提前催缴的门槛。
在履行核查义务时，董事应当遵循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标准，除了普遍意义上的形式审查，还必须具有与现有职位相匹配的审慎与专业能力。例如，对于股东的非货币财产出资，董事有义务从各个角度核查评估报告的合理性与产权转移的真实性；对于公司财务部门提供的数据，董事需要进行必要的质询；审阅外部专家的专业报告时，董事应当持合理信赖的态度，判断来源渠道及报告瑕疵，避免盲目采信。
2.书面催缴：主体适格与宽限期裁量空间
关于董事应当如何履行催缴程序，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书面催缴通知的作出主体应当如何界定，二是催缴通知中的宽限期应当如何审慎设定。
新公司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催缴出资的职权主体和法律义务的承担者是董事会，最终法律责任的落脚点则是“负有责任的董事”个人。各董事的职权范围、专业背景、信息获取能力及在决策中的影响力存在显著差异，而董事会作为集体机构，相较于个体董事更能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金需求，其共同决定有助于合理限制有限理性带来的潜在障碍。同时，由负有责任的董事分别承担责任，可以督促董事勤勉履职、维护公司资本充实。因此，催缴决定应当由董事会以过半数决议的方式集体作出。
董事会发出书面催缴通知时，可以载明给予股东不少于60日的宽限期，这一重要裁量权直接关系到催缴制度的实效性与公司资产的保护。在设置宽限期时，董事应当综合考虑公司的资金需求、股东履约能力及行业惯例等因素，并载明宽限期的具体时长。宽限期制度的潜在风险在于，过长的宽限期可能架空催缴程序。若宽限期过长，股东完全可以用足法律赋予的期限利益，通过延长出资规避认缴期限，消解董事催缴出资的制度功能。因此，如何防止宽限期在实践中异化为拖延出资的工具，是司法必须回应的问题。
此外，宽限期的设置同样需要接受内部监督机制的制约。有学者提出了建设性的程序规制方案：对于超过合理范围的宽限期，应要求董事会作出专项决议并附书面说明，详细载明股东履约能力评估依据、公司资金缺口应对方案等核心信息，以证明其合理性，并且该决议须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表决同意方可通过，从而提升决策门槛。这种精细化的程序设计可以防止股东通过操控董事决策延长宽限期，避免催缴制度变成股东拖延出资的工具。
3.失权决议：评估后果与判断股东履行能力
催缴程序的启动并不必然导致股东失权。失权制度作为催缴出资制度的后端衔接，二者在适用上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新公司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宽限期届满，股东仍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公司经董事会决议可以向该股东发出失权通知，通知应当以书面形式发出。这表明，董事会是否作出失权决定是一个独立的判断过程，绝不能仅因股东逾期未出资便草率行事。
第一，董事会必须审慎评估失权程序对公司资本的利弊。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股权价值高，失权股权能轻易转让并获得足额甚至溢价的对价，那么失权就是充实资本的有效手段，董事应当及时作出失权决议。反之，若公司经营不善，股权流动性差，作出失权决议后反而需要启动复杂的减资程序，可能引发债权人要求提前清偿或提供担保，加剧公司现金流困境，那么此时就应当尽量避免股东失权，转而督促股东实际履行出资义务。
第二，董事会需要判断股东是否真正具备履行能力。若股东已丧失出资能力，失权就有利于及时“出清”此类股权，为公司引入新的出资方。然而，如果股东明显具备出资能力却恶意拖延，董事会则需要立即采取行动，通过主张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或提起诉讼、强制执行等方式追缴出资。
总之，董事应当全面考量相关主体的利益及履行能力，选择最有利于公司获得稳定资金流入的路径。
董事履行催缴责任有哪些适用情形？
股东出资存在瑕疵，是董事承担催缴责任的前提。结合新公司法、相关司法解释及实践，董事应当基于以下情形启动核查与催缴程序：
出资期限届满：基础触发条件
根据新公司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董事会核查“发现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的，应当由公司向该股东发出书面催缴书，催缴出资”。这是最基础的情形。股东出资必须严守法定要求，出资期限届满即构成催缴义务的法定时点。董事应据此及时通过公司向股东发出书面催缴书，督促股东及时出资，以保障公司资本充实，维护公司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出资加速到期：催缴的特殊适用场景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出资加速到期作为董事催缴制度在特殊情形下的补充，并非孤立的责任规则，也应当作为董事催缴的重要适用场景。该制度旨在公司偿债能力不足时，穿透股东出资规定以直接充实公司资本。当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董事若不及时核查并催缴，股东可能趁机通过转移财产等方式逃避义务，导致公司资本进一步虚空。因此，董事催缴义务的触发不应当局限于股东出资期限届满的常规情形，还应当包括导致股东提前缴资的法定事由。出资加速到期正是通过法律规定，使未届期出资转化为到期应缴的出资，符合董事通过催缴行为保障公司资本充实的核心目的。
与常规催缴不同，加速到期情形下的催缴具有强制性，董事不得以商业判断为由放弃催缴。若公司已符合加速到期条件，董事未发出催缴通知导致公司损失扩大，就要承担更重的过错责任。此时，催缴义务不仅是董事勤勉义务的一般要求，更是资本充实原则下的法定强制性义务。董事若怠于履行，不仅违反勤勉义务，更会构成对公司资本的实质性损害。
鉴于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判断董事是否尽到催缴义务时应当适用更为严格的客观标准：重点审查董事是否知悉公司已出现不能清偿的条件，并结合其催缴的及时性、宽限期设置的合理性等因素，综合认定其过错程度与责任范围。
认缴期限届至：催缴的兜底性触发条件
有学者提出，催缴制度作为有期限认缴制的配套制度，董事应当在认缴期限届满时履行催缴义务。新公司法及相关规范文件已通过强制规定限制股东任意设置过长的出资期限，将原来的认缴制逐步过渡调整到限制认缴制。基于“举重以明轻”的法理，认缴期限届至更应该作为“股东出资期限届满”的兜底条件，从而对出资期限的“约定性”形成必要限制。
如何差异化构建董事责任标准？
公司法的立法演进与司法实践逐渐揭示出董事群体的内在异质性：董事的知识结构、职权范围与决策影响力存在显著差异。董事会作为公司机构作出催缴决议并执行决定，在此集体决策模式下，责任是由全体董事共同承担，还是应当具体分析各董事的个体责任，需要进一步明确。根据权责统一原则，在认定董事责任时，必须依据不同董事的角色与实际作用进行差异化归责，而非采取“一刀切”的标准。
不同类型董事的责任区分
董事类型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呈现出多样性，包括执行董事、独立董事、职工董事等。不同类型的董事在信息获取能力、专业背景、决策参与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催缴义务的履行标准与责任认定上也应有所区别。例如，董事长在决策和信息获取上有主导性优势，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执行董事深入公司日常经营，对股东出资情况有更直接的了解，其注意义务标准应当高于非执行董事；职工董事的职责重心在于保护职工权益，一般不承担催缴出资的专业职责；具有金融或法律专业背景的董事，在涉及出资核查、评估非货币财产价值等专业事项时应当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责任认定也应当结合其专业知识结构予以判断。这种基于职权范围和专业能力的责任区分，体现了权责统一和“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实现精细化归责的必然要求。
实质董事与事实董事的责任认定路径
实质董事规则进一步扩展了董事责任主体的范围。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和第一百九十二条明确将“事实董事”和“实质董事”纳入董事义务的规制范畴。前者虽未经公司正式任命，却实际行使董事职权、执行公司事务；后者则是通过幕后操纵对公司董事施加指令，影响形式董事的决策。
完善董事的催缴义务和责任要从多方面入手，对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识别实质董事与事实董事的认定规则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董事催缴出资的场景下，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利用其影响力恶意阻止董事会发出催缴通知，理应与受其指示的形式董事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确保责任归于真正的责任者。对于事实董事，其责任应当限定于其实际行使催缴职权的特定期间以及可以行使的职权范围。总之，董事责任的认定不应局限于工商登记的形式名单，而应将责任主体延伸至对公司经营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控制主体，这有助于防范他人利用“白手套”规避法律风险。
比例连带责任的适用场景与限制
有学者认为，在董事责任差异化的前提下，由董事承担比例连带责任最为理想。这种责任形式对外保持了连带责任的保障功能，以最大限度地填补公司损失；对内则根据董事类型、专业能力及是否存在实质/事实董事等情形划分具体比例，将董事个人的过错程度、原因力大小与其最终要承担的责任相匹配，实现精细化归责。在适用上，董事长作为决策核心通常应当承担最高比例的责任；协助股东虚假出资的董事，其责任比例应高于一般董事；而对于善意且已在其非专业领域尽到合理调查与信赖义务的外部董事，则可以减免甚至免除责任。
董事的催缴出资责任，是其对公司勤勉尽责的内在要求，必须与认缴制、出资加速到期等相关制度体系化协调。构建董事催缴出资的行为规范与责任标准，应当从董事的核查义务、书面催缴、失权决议及股权处理等多方面入手，通过运用商业判断规则与比例连带责任，实现精细化、差异化归责。未来的司法实践，需要进一步明确董事责任的具体认定要件，在督促董事勤勉尽责与保护董事决策自主性之间达成平衡，避免催缴制度流于形式。
作者刘卫锋系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商法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中国 证券法学研究会理事、独立董事等；魏亦欣系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刘冉冉
初审｜孙坚
复审｜张磊
终审｜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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