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刚开春，二月份的时候，身在山西长治的李运昌，干了一件提着脑袋的事儿。
那会儿，他头顶上还顶着个没落实政策的“下放人员”身份。
按那时候雷打不动的规矩，只要上面没发调令，干部要是敢私自离开安置地，那就是犯天条。
可偏偏这老爷子脾气倔，不想在那儿傻等，心里盘算着：不管那一套，直接杀回北京。
这就是一场把身家性命都押上的赌局。
摆在他跟前的路就两条。
头一条道：老老实实蹲在长治。
好处是稳当，挑不出错；坏处是离京城一千多里地，在这个靠写信通消息的年月，谁还记得起你是哪根葱？
第二条道：硬着头皮进京。
坏处是容易被扣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大帽子，搞不好还得挨整；好处是能抢个先手，抓住三中全会后那股拨乱反正的春风。
他那儿子眼光毒，一眼看穿了当时的局势：天变了，别人早动身了，像在山西榆次的王智涛，人家就没死守规矩，看准风向早跑回去了。
要是还抱着老皇历不放，黄花菜都凉了。
李运昌心里跟明镜似的：挨两句骂怕什么？
总比老死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强。
结果咋样？
这步险棋还真让他走通了。
虽说回了京城，确实有人指指点点说他“瞎跑”，可中组部那边发话了，这话听着暖心——既来之，则安之，留下吧。
这不仅仅是换个地儿住那么简单，这是一个老革命对“火候”的拿捏。
要想明白这一步跨得有多大，咱得把日历往前翻，翻到1955年，看看李运昌当年的分量。
那年头搞工资改革，把人的资历、职务全换算成了钱。
李运昌评了个行政5级。
这是啥概念？
在部队那就是正兵团级，在地方那就是顶层的大领导圈子。
那时候工资条上一趴，他一个月能领四百多块大洋。
哪怕后来降了几次薪，到1965年，手里还能落三百多。
在那个猪肉才几毛钱一斤的年代，这三百多块简直就是金山银山。
按说李家日子得过得流油，存折上得有一串零。
可怪事来了：1966年之前，拿着这份巨款的李运昌，家里居然是个“月光族”，一分钱余粮都没有。
钱呢？
全填了人情坑。
他老家河北，人在北京当大官，穷亲戚们自然蜂拥而至。
谁家娃念书缺学费，找他；谁家看病没钱，找他；谁家锅里没米，还得找他。
李运昌后来提起这茬特实在：工资大半都搭进去了。
再加上自己那堆儿女，四百多块看着多，架不住人多嘴杂，分分钟见底。
那时候的级别评定挺有意思，他不完全看你当什么官。
李运昌建国后其实没做过省部级的一把手，像交通部、司法部都是副职。
但这“副职”经常变，那个行政5级可是硬通货，跟着资历走的，雷打不动。
这种左手进右手出的日子，一直过到1975年。
那年他倒霉了，被发配到山西长治。
这本来是人生的至暗时刻，可偏偏出了个滑稽事儿：工资腰斩了，他反倒成“富人”了。
在长治，组织上每月给发200块生活费。
从高干掉到地级待遇，钱是少了一半，可搁在普通人堆里，这还是天文数字。
咋回事？
钱少了反而能存下了？
其实是两笔账变了。
头一笔是“交际费”。
以前在北京那是门庭若市，现在落难长治，以前那些沾亲带故的，要么找不着他，要么躲得远远的。
毕竟那时候帽子还没摘，谁敢沾这个包袱？
没人借钱，没人求办事，这窟窿瞬间堵上了。
第二笔是“养家费”。
到了1975年，孩子们都飞了，成家立业了，不用老爹填鸭了。
这200块，老两口在长治这种小地方，怎么造都花不完。
这种“有钱没地儿花”的滋味，透着的其实是人心凉薄。
多出来的钱咋整？
李运昌换了个活法——处邻居。
老话讲“远亲不如近邻”，这话在长治应验了。
那些远亲指望不上，就跟身边人抱团。
他拿钱接济困难邻居，邻居们也没让他失望，平时对老两口没少帮衬。
这三年冷板凳，让他把人情世故看透了。
所以1978年那个机会一露头，他连奔带跑就去了。
那一千多里地，是从“冷宫”跑回“热灶”的距离。
要是傻等着上面发话，按那时候的办事效率，即便平反也得猴年马月。
这把真让他赌赢了。
回京第二年，1979年，红头文件下来了。
先是政协常委，正部级待遇，紧接着官复原职，又干回了司法部第一副部长。
那个曾经拿5级工资存不下钱的李运昌，那个在长治拿200块却有结余的李运昌，终于熬出了头，又杀回了主战场。
回头瞅瞅，李运昌这回“违规”进京，绝对是他晚年走得最漂亮的一步棋。
事实摆在那儿：
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机会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靠两条腿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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