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尧典》研究无论是对成书年代、尧舜禅让等问题的探讨，还是在整体研究思路的建构上，都深受古史辨派的影响。不过，近四十年来，丰富的出土发现推动了《尧典》的研究范式转换。一方面，考古遗址、文物等无字材料重构了《尧典》呈现的古史图景。学者既通过对陶寺遗址的系统研究以探求《尧典》所载尧舜时代的整体面貌，也综合利用其他各类实物证据对制历、禅让等具体的制度问题开展讨论。另一方面，作为有字材料的出土文献，对《尧典》的文本、字词与史事研究也产生显著影响。学者既利用金文对勘以重探成书年代，也倚仗甲骨、竹帛等材料对疑难字词作出新的解读，并在出土文本所载史事的基础上，重思《尧典》中的历史记述。然而，利用出土发现展开《尧典》研究，在多学科互动以及对思想、义理的深层探讨等方面，仍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
《尧典》作为《尚书》开篇之作，以凝练的笔触勾勒出了尧舜时代的政治景观，既是关涉中国早期文明制度建构的“元文本”，也是中国经学史、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两千余年的《尧典》学史，产生了一系列争论不休的问题，例如文本的生成年代、部分核心字词的训释以及禅让制的真伪等等。近四十年来，随着考古发现以及研究范式的革新，《尧典》的研究呈现出新的层次与方向。本文旨在总结，近四十年来的出土发现，如何推动了《尧典》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所展现出的共性与差异，并对《尚书》研究的理论方法做出总结。
近代以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深刻影响到《尧典》乃至《尚书》的研究范式。顾先生提出“层累建构的古史说”这一广为人知的学术命题，旨在重新审视中国上古史的生成方式，其所涉的核心文本正是《尚书》，尤其是作为开篇的《尧典》。顾先生《尧典》研究的首要突破，是以“层累说”重构关于其成文年代的判断。如其所言：“《尧典》一篇之文辞大率取于《诗》《书》，其意义大率取于孔、孟，更加以前章所陈，其地域与制度大率取于汉武帝时。”他认为今本《尧典》掺杂了许多时代的历史元素，而其最终所成是在汉武帝时代。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尧典》所载“禅让”观念，也并非尧舜时代的历史记述，而是出自墨家的政治理想，是后来的学者在编纂《尧典》时将其纳入其中。
顾颉刚关于《尧典》的研究，其影响诚如学者所言：“揭开了近百年来关于《尧典》研究的新时代。”其实，顾先生关于《尧典》成书问题的论断早在其生前就已引起较多讨论，虽赞成者有之，但也不乏异议者，如孟森、劳榦和叶国庆等人均就此与顾先生有过交流、探讨。在其身后，古史辨派的影响虽然逐渐式微，但顾先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仍被一些学者继承和认可。例如，刘宗迪就认为“顾颉刚从《尧典》的思想内涵、政治制度、历史背景、地理背景、成书年代、材料来源等多个方面，点破了它的造伪痕迹。”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发展了顾说，认为《尧典》是战国时期儒家知识分子综合古史传说编纂而成的神话“创世纪”。这不仅延续了古史辨派“以疑释古”的基本理路，还尝试与民俗学、思想史结合，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可见，自从“层累说”提出以来，古史辨派的学术主张不仅曾在《尧典》研究中产生巨大影响，时至今日仍回荡着“余波”。
不过，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快速发展，古史研究面临新材料与新方法的挑战。出土发现与传世文献的交互印证逐渐成为主流研究范式，这对古史辨派“惟穷流变，不立一真”的治史立场构成实质冲击。1992年，李学勤先生明确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认为“疑古”有余而“信古”不足的立场并不利于当今历史学的研究。李先生结合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以及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指出要将传世文献、考古学的无字材料（即实物证据）与有字材料（即出土文献）相结合，组建完整的证据链，对上古史和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进行审慎、系统的再研究。在李先生的倡导、推动下，学界对上古史的研究路径进行调整，而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上古史的传世文献之一，《尧典》亦在出土资料与新方法的推动下迎来研究的新局面。不过，仍然值得说明的是，即使古史辨派“不立一真”之说走向极端，但其“层累说”体现的怀疑、创新的学术精神并未被学界放弃。近年来，不乏学者结合出土材料对该说加以补充、发展，赋予其新的义理内涵。当下的古史与文献研究，既需出土材料所提供的实证支撑，也离不开“疑古”的怀疑精神与对文本的审慎态度。
总而言之，近四十年来，出土材料的广泛运用推动了研究视野与方法的革新，为《尧典》研究打开了新局面。因此，总结出土材料如何影响《尧典》研究范式的转变，并分析学界在材料使用与问题解决等方面所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就具有了学术、理论上的必要性。下文将从无字材料与有字材料两个层面切入，具体考察出土资料如何影响到近四十年来的《尧典》研究。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尧舜时代既是传说时代的末尾，也是有史可考的开端。作为《尚书》首篇，《尧典》是传世文献中理解尧舜时代政治制度最为关键的文本之一，它提纲挈领地记载了尧、舜在位时期的制历图景、禅让模式与职官设置。然而，由于时代久远、资料匮乏，上古史的面貌常常显得模糊难明。《尧典》所载史事与制度的真实性常遭到学者的质疑、诘难，因此尤需借助其他材料或加以“证实”，或是予以“证伪”。近四十年来，学者将历史遗迹、考古发掘的实物证据与《尧典》文本所载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是依托陶寺遗址展开的尧舜时代整体历史图景的综合研究，二是对《尧典》中尤为关键的帝尧制历与帝位禅让这两大制度的深入探讨。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发现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关于该遗址的发掘过程，考古学者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58年至1998年，其中1958年开始进行前期准备，1978年正式发掘，并在此后展开田野探查与初步研究；第二阶段自1999年迄今，重心转向陶寺都城聚落的系统考古，重点考察城址、城墙，并发掘出观象台遗迹。陶寺遗址的发掘推动了《尧典》的研究，从研究的角度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978年的初步发掘，此时就有学者开始关注陶寺与尧舜时代的关系。其中，李民于1985年发表的《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一文较具代表性。该文首先基于《尧典》的记载，分析了尧舜时代的社会状况与部落活动范围，指出陶寺遗址的地域和年代均与传说中尧舜的活动范围与时代相符，且遗址所见墓葬规模和随葬品能为《尧典》中记载的氏族制度与社会经济生活提供史料证据。严文明则在1992年发表的《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指出，陶寺遗址是中原龙山文化的重要部分，《尧典》中关于官职设置、刑罚和社会控制的种种史事与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所表现的情况相符，故龙山时代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唐虞时代。
第二阶段始于21世纪初，随着考古发掘范围的拓展，学者的研究视角日趋多元，论点也更加具体。如韩建业提到，陶寺文化政治控制区域的广泛性体现出其较为外向和多元的文化特征，结合《尧典》中关于设置官吏管辖广大中原地区、政治影响涵盖早期中国大部地区等记载，可以说明当时已有王国的雏形。袁建平则认为陶寺的九座大墓中出土的随葬品，显示墓主人已具有方国之君的权势和地位，而《尧典》记载帝尧曾“协和万邦”，这说明至迟在尧时已产生邦国联盟性质的方国。
第三阶段自2015年起，该阶段的研究呈现出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入。2015年是一个关键年份，“陶寺即尧都”成为当年临汾“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与北京“山西·陶寺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的共同主题；李伯谦、王震中、何驽等学者亦在当年撰文，对该论断予以理论支持。2015年以后，部分学者开始进行方法论的反思和理论上的创建，如何驽便结合其丰富的陶寺考古经验提出传说时代历史重建的方法论，并以《尧典》所述作为具体例证，如他认为“光被四表”一词源自陶寺文化的“五表”测量模式，陶寺中型贵族墓葬及随葬玉圭对应《尧典》“四岳官僚体制”。李禹阶指出《尧典》中已有“天下之中”的地理政治观念，陶寺观象台的“中心定位”正体现出古代“天下”结构与政治权力空间意识的萌芽。水维喜、高江涛则提到陶寺中期大墓的出土遗物能反映修兵弗战的和善思想，这可以印证《尧典》“协和万邦”的“和合”理念。
不难发现，上述关于陶寺遗址的研究表明，学者往往以《尧典》所载尧舜之际的地理、风俗与制度为线索，去考察陶寺文化的年代体系及其墓葬文物的文化特征；反之，陶寺中的历史遗存，又为《尧典》中的相关记述提供了可靠的物证支撑。可见，文本与考古之间在此呈现出互相“证实”的紧密关系，正如王震中所言：“陶寺文化与文献中的尧文化可以相互补充，相互阐发。”而在这一“互证”中，学者所着笔墨最多的则是陶寺古天文台与《尧典》中“观象授时”的密切联系，我们不妨单独展开论述。
2003年，陶寺中期小城东南发现一座大型夯土基址，编号为IIFJT1，学者多将此观象台的年代断代在尧，因为这可与《尧典》中记载的制历联系起来。如武家璧提到：“有了《尚书·尧典》提供的上古天文历法知识背景，在陶寺尧都城址发现大型天文观测遗迹就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当时发达的天文历法水平的必然体现。”何驽认为此观象台构成为陶寺遗址为尧都证据链的重要一环，他举出了一些具体的例证：如《尧典》中的“寅宾出日”便可在陶寺观象台地平历中得到验证；《尧典》中有阴阳合历的记载，陶寺铜朔望月小轮表明陶寺也有可能是用于阴阳合历的配制。王震中同样提出了具体的证据，他认为陶寺都邑观象台和圭尺的发现，表明《尧典》中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有事实依据。周晓陆则提到，陶寺观象台是中国古天文学在新石器时代向早期国家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结合《尧典》关于古天文的记载，可以认为当时的陶寺都邑中已出现专门的天文职官和“国家级”的天文观象建筑，以及配套的天文观测仪器。
学术史上，帝尧制历一直是《尧典》研究中的焦点问题。江晓原提到，天文历法在尧的政务中占据核心地位，因此才被如此详尽地记录于《尧典》之中，这反映出古人将其视为帝尧最具代表性的政绩之一。正因如此，学界长期以来始终高度关注《尧典》中的制历问题。除陶寺观象台这一关键考古证据外，近四十年来还出现了诸多与《尧典》记载相互参照的出土材料。冯时和王震中对此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冯时认为《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记载与二里头遗址三期镶嵌圆形铜器（K4：2）上的图案是相吻合的，属于二里头第三期文化或为夏代晚期的文化，故而《尧典》的历法体系则应反映了夏代历法的某些特点。王震中则结合河南杞县的鹿台岗Ⅰ号建筑遗址分析认为，《尧典》“乃命羲和”到“鸟兽氄毛”一段记载了能通过对四方和日出、日入以及四中星的观测以确定四季之时，鹿台岗Ⅰ号遗址是内圆外方的十字形建筑物，其不仅用以测定东西南北四方方位，而且具有观象授时的功能，能够证明在同一地点的四个方向观测“日出”“日落”以及测定“四时”具有可能性，故而能够证实《尧典》中的上述记载。
前文述及《尧典》所涉两大核心制度——制历与禅让，均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形成密切互动。介绍完制历，接着介绍禅让制度。研究《尧典》禅让制度的首要问题是：是否真实存在尧将君位“禅”于舜的史事？还是说这仅是一种“晚出”的“说法”？近四十年来，学界在回应这一根本性疑问的过程中，考古资料发挥了关键作用。目前学界的基本立场分为两派：一为“证伪禅让”，一为“证实禅让”。证伪派以王晓毅、丁金龙为代表，他们认为陶寺遗址的考古证据能说明《尧典》中记载的禅让制度并非历史真实。陶寺中晚期遗址的考古遗存中出现了废宫殿、杀壮丁、淫妇女、毁宗庙和扰祖陵等现象，如果陶寺早中期文化代表以尧为代表的陶唐氏政权，那么这些考古发现能说明唐尧与其后的继任者之间的政权更替是通过革命式的暴力手段完成的。证实派以钱耀鹏为代表。一方面，他结合考古资料分析了当时族群关系产生的时代背景。他认为在龙山时代，由于处在黄河下游以及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向中原推进、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以及黄河水患等原因，中原地区的居民面临着生存危机，这就要求中原地区内部消除纷争而走向合作，故早期相互独立的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诸集团最终选择了联合，迈向了政治一体化。另一方面，他也对族群关系的性质进行详细分析，并借此说明禅让为何能够发生。他指出以龙山城址为中心的扇形聚落群表明不同族群组建了平等式联盟，禅让是不同的联盟之间协调关系、维系联盟体存续的重要方式，“老衰而禅”并非虚妄之词而是历史事实，而后来禅让制的废除则是中原政治一体化进程步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可见，“证伪派”与“证实派”同样面对陶唐氏与有虞氏可能有过争执这一“史实”，但却因各自关注的侧重不同，以及选取的考古史料信息的差异，从而得出了相异的结论。
总而言之，近四十年来丰富的考古实物证据，为学界提供了多元的研究路径以重新理解《尧典》中的历史记载，进而探寻更为可信、可证的上古史图景。整体来看，学界在无字材料的助力下，重审《尧典》的古史叙事，普遍呈现出“证实”压倒“证伪”、“重建”大过“推翻”的研究倾向。如以陶寺遗址为例，对之进行持续发掘与深入研究，一方面有着用遗址中的“灭绝行为”去“证伪”《尧典》禅让制的理论尝试；但更多学者所措意的，则是如何将遗址发现与传世文献“互证”，从而重启对尧舜时代政治实践的历史理解。
当然，仍需指出的是，考古学界与上古史研究者进行古史研究的直接对象并非《尧典》本身。但在他们展开论证、建构“证据链”以及最终形成论点的过程中，对《尧典》的频繁援引，将其视为传世文献中关于尧舜时代最关键的史料依据，并反复“证实”抑或“证伪”，已然使得他们的研究进入了《尧典》学史，成为《尧典》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内容。
如果说上节依凭考古出土的无字材料，以期探赜、钩沉《尧典》所擘画出的古史图景；那么，本节所着力的有字材料——即出土文献，则为我们直面《尧典》的成书模式、文本结构、字词训诂与思想旨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李学勤先生在谈到利用出土文献进行“古书新证”时曾提及，甲骨金文和简牍帛书这些材料都“可以和传世的古籍相联系”，既有助于回应历来争讼的古书真伪与年代问题，还能够更好理解、把握古书的学术性格。近四十年的《尧典》研究，就较好地利用了甲骨、金文、简牍帛书以及石经等各类出土的有字材料。我们的述评不妨从文本研究、字词训释，以及史事与思想研究这三个部分依次展开。
不过，尽管今日学界并不认同古史辨派关于《尧典》成书于秦汉的具体论断，但古史辨派所开创的以文本历史生成视角来分析《尧典》乃至《尚书》之全体的研究思路，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进一步考察学者观点。一方面，一部分学者依凭出土文献认识到《尚书》整体成书的复杂性。如谢维扬提到，清华简《说命》三篇表明今传《尚书》文本并不是早期唯一形成的《尚书》文本,出土文献所披露的《尚书》篇题并非拟定于孔子编书之时。《尚书》早期是对古代原始公共文献的整理和利用，尔后经多时期、由多学派编纂出不同版本，因而具有开放性、多元性。程浩也根据清华简的“书”类文献材料提出，古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难免受到整理与改动，其文本并不固定。《尚书》研究要充分考虑个别内容元素可能为后世增入的情况，进而深入到每一篇章字句形成时代的研究，才能对文本的整体价值进行正确判断。另一方面，具体到《尧典》的研究，学者一般认为，《尧典》文本中确有上古历史记忆的保留，但其整体形态乃是在历史演进中逐步建构而成的。虽然对于《尧典》的定稿时间，学者的意见仍存在分歧。刘起釪提到，《尧典》汇集了远古神话的素材、先民积累的天文知识，以及氏族部落联盟政治生活的遗存记录，只有孔子能将这些素材收集起来并编次成篇。文本流传到后世，则有部分秦汉的事实“窜入”。赵敏俐认为《尧典》是“在文化记忆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经典”，不仅记载了尧舜时代的故事，也包含了从夏商周到春秋时代的不同文化元素。夏德靠、叶修成认为《尧典》的生成包括前书写阶段和写制阶段。在前书写时期，《尧典》“文本”主要通过规谏、傩戏等仪式演述而得以流传,并且文本内容很可能是以“断片”的形式和“游离”的状态存在。西周昭、穆时期出现大规模的文献编纂活动,《尧典》在此时才开始正式写成。但在此后的流传过程中，其文本也存在一些变化,很可能直到汉代才完全定型。
对《尧典》疑难字词的重新诠释，是近四十年来《尧典》研究中成果尤为丰富的方向之一。众所周知，《尚书》文风古奥，佶屈聱牙，两千余年的经学诠释仍未能对某些疑难语词做出较好的解释。不过，随着对出土文献的利用与训诂方法的革新，当代学者对《尧典》中诸多语词与观念进行了具有创见的诠释，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其中，尤以利用甲骨卜辞研究《尧典》语词最具代表性。正如刘起釪先生所指出：“大体来说，甲骨文研究的成就，主要促进了《尚书》前半部《虞书》《夏书》《商书》各篇的研究。”关于将甲骨卜辞与《尧典》结合起来研究，刘先生论及下述内容：其一，《尧典》“分命羲仲”到“鸟兽氄毛”一段的语词意义颇为费解，直至民国学者研究甲骨文“四方风名”后，才初步解决该段中的语义疑点：甲骨中的“四方”并没有与“四时”对应，直到《尧典》才将二者结合，这是《尧典》编纂者的主观构造。其二，刘先生自己也结合甲骨对《尧典》中的具体词句展开研究，他提到“寅宾出日”要结合卜辞“丁巳卜又出日”等记载理解，其所指应为特定的宗教典礼活动，并非注家所言“敬导”。其三，刘先生还借助甲骨文研究了《尧典》对“帝尧”的形象塑造。甲骨文中的“尧”字同于“陶”“窑”，结合民俗学的一些知识可知尧本是“古代东方一个称做陶的氏族的宗祖神”，《尧典》中“尧”地位的升格实则体现对儒家政治伦理的宣扬。李学勤先生也是利用甲骨文研究《尧典》语词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认为利用甲骨卜辞可以推进对《尧典》等上古文献中叹词的研究。他提到，“俞”作为叹词在传世先秦文献中仅见于《尧典》和《皋陶谟》这两篇，但在甲骨文中却有叹词“俞”出现（见于《甲骨文合集》10405“俞，有崇有梦。”）这能进一步说明《尧典》确有远古渊源和包含上世传说。李、刘二先生可谓开风气之先，到现今，借助甲骨卜辞进行对勘以诠释《尧典》语词，已经逐渐演变成《尧典》研究中的一种常见方法。例如，张富祥受卜辞启发，认为《尧典》中的“日中星鸟”一语中“星”字当读作“禜”，“鸟”字等亦本非星宿名，当别作解释。过常宝则结合甲骨卜辞分析“典”之一字有“祭祀”之义，《尧典》实际上是祭祀尧的文献。
当代也多有学者对《尧典》的语词、句段进行整体、系统的诠释，最具分量的或许是由顾颉刚、刘起釪撰著，于2005年出版的《尚书校释译论》一书。该书的校释十分详尽，也注重引用石经、金文和甲骨的相关成果训释字词。就《尧典》本身的注解而言，有金景芳、吕绍纲合撰的《〈尚书·虞夏书〉新解》和严斯信撰著的《〈尚书·尧典〉今绎》。《新解》著于上世纪末，主要采取“以经学入史学”的方法逐字逐句进行诠释，其中虽然也涉及到了天文考古学的一些材料，但总体上对于出土文献的成果吸纳较少。《今绎》对古文字材料的使用相对丰富，训释字词时注重“因形称义”，“形”指甲骨字形。不过，该书对于古文字的引证近停留在疏通字义上，对字形的传抄讹误以及字词所涉义理考察较少。马楠的《周秦两汉书经考》相较而言更为深入，该文中对于各类出土文献，尤其是金文和石经，有着较好地吸收和使用。在其考释《尧典》的部分，她一方面是利用出土文献考察字形流变，如探赜“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一句中的“岁”字时，便联系其金文字形进行梳理；另一方面，也进行异文对勘，并在此基础上考辨义理，如她对“允恭克让”中的“恭”之一字的解释便是好的范例。
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尧典》，另一重要的探讨方向是重新理解乃至“发现”其中的史事。如王震中提到，清华简《厚父》篇所说的皋陶担任夏启的卿事，与《尧典》中关于皋陶史事的记载存在冲突，这或是由于两个文本各自都记载有事实的一面；皋陶是一个沿袭性人名，这反映出上古时期氏族社会结构的传承性、连续性。张怀通认为，西周顶卣的铭文能说明《尧典》“师锡帝曰”的文例成立，这与《高宗肜日》的记载又可互证，公卿对于君主讲话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或为上古时代的历史事实，这是《尧典》中的“惇史”。桂珍明提到，上博简《容成氏》对于后稷的记载与大禹受舜帝之命治水之事相连，这暗合了《尧典》中的后稷史事记载。可见，出土文献的丰富性，正为学者理解《尧典》古史提供多元视角，这一点与前文所述对无字材料的倚仗实为相互发明。
在对史事的讨论中，对禅让制的讨论又是最为丰富、热烈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禅让”问题本来就极具“话题性”；另一方面，若干出土文献如郭店竹简《唐虞之道》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容成氏》《子羔》等，对尧舜禅让事迹有系统记载，这类材料的面世为学者进一步讨论该问题打开了方便法门。例如，早在《唐虞之道》出土之际，学者即开始将之与《尧典》相结合，如王博认为《唐虞之道》和《尧典》在对禅让的理解上颇为相类，彭邦本认为《唐虞之道》的出土填补了《尧典》到孟子之间儒家记述的空白。然而，早期的讨论尚显粗略，近二十年来的研究则日益深入，这又主要沿两个方向展开：其一，借助出土文献，对古史辨派“禅让出于墨家说”加以否定；其二，透过出土记载考察“禅让”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流变。在前一方面，裘锡圭先生认为，“从《容成氏》《子羔》《唐虞之道》和《礼运》都认为在传子制建立前普遍实行过禅让制来看,广泛流传的禅让传说很可能的确保留了远古时代曾经实行过的君长推选制的史影。”他据此认为，《唐虞之道》这类推崇禅让的作品年代不会晚于孟子，顾颉刚的“禅让出于墨家说”存在明显的偏差。李锐在裘先生的基础上展开分析，他认为顾颉刚打破的是《尧典》等文献中存在尧舜禹契稷的传统看法，进而认为禹是历史的开端，且其时并无尧舜；而“比较《容成氏》和《子羔》以及郭店简《唐虞之道》的异同，我们较容易发现三者宣讲禅让这个相同之处，而三者也几乎都叙述了尧舜禹契稷之事。”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能够互证，两类文献共存的“尧舜禹契稷的结构”反驳了顾先生以禹为截断众流突破口的观点。在后一方面，梁涛提到，《唐虞之道》和传世文献《尧典》《论语·尧曰》均有关于禅让的记载，地下和传世文献均不否定尧舜间的权力转移，说明禅让说有着历史事实的根据。但是，根据文献关于原因与细节的不同表述，可知禅让说本身是随时代变迁而有变化发展的。例如，战国前期曾出现过一个宣扬禅让的社会思潮，是时儒、墨、早期法家和纵横家等都多谈禅让；但随着燕王哙让国失败，学者又多对禅让作出否定性的评价。要言之，尧舜禅让有其历史素地，但其“具体面貌”和所体现的“意义”“价值”是在后世不断被赋予上去的。在这两方面之外，还值得指出的是，利用出土文献理解禅让问题，同样受到海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较具代表性的，如柯马丁（Martin Kern）在分析《尧典》中的王道意识形态（Ideology of Kingship）时指出，《唐虞之道》有力地印证了禅让主题的盛行及其在尧舜时代的适用性。艾兰（Sarah Allan）指出，《尧典》在论及禅让时提到舜曾摄政28年，这一史实并未为墨家所关注，而《唐虞之道》关于“摄政”的讨论则更细致，该文把“老而退位”的政治行为安置于宇宙论框架之中，“耳目聪明衰”的帝尧“禅天下而受贤”是顺应天命的举措。尤锐（Yuri Pines）提到《唐虞之道》《容成氏》和《子羔》都明确地宣扬禅让，并认为其远胜世袭，《尧典》关于禅让的记述则与这些文献有着细节上的差异，如《尧典》提到尧只有一子而非《容成氏》所言有九子，且其在位七十年后退位而非如《唐虞之道》所言“七十而致政”，这些差异体现禅让制的适用性发生变化。
在本章结尾，有必要作一简要说明。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对“禅让”的探讨，不仅有助于理解《尧典》中的权力交替模式，也能凸显“禅让”思想所承载的义理价值及其历史影响，这是结合出土文献分析《尧典》思想观念的一个较为典型的例证。事实上，关于《尧典》的思想，学界长期以来重视研究其中的“诗言志”。近年来，《尧典》所体现的“大一统”理念与“圣王治道”的政治理想亦逐渐引起学者关注。然而，在讨论上述问题时，学者对出土文献的引用相对有限，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近四十年来，在出土新材料的激荡之下，《尧典》研究逐渐突破了过往“信古”或“疑古”的单一思路，转而兼综二者之长，尝试构建多元的“释古”路径。考古学提供的大量实物证据，为理解《尧典》的历史背景增添了新的视角。陶寺、二里头与龙山城址等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既深化了学界对尧舜时代的整体认知，也推动了对历法制度、权力更迭模式等议题的具体探讨。与此同时，出土文献作为“有字之证”，也在文本研究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新的启发。在成书问题上，学者通过比较《尧典》与相近出土文献的文法、谋篇布局以及用词习惯等，重新推定其形成年代，并形成《尧典》文本实为动态生成、而非一时之作的研究共识。在字词训释方面，研究者既参考甲骨文等材料对疑难字作新解，也结合出土简帛与历代注疏，对全篇进行通贯性的再诠释。至于古史内容的考察，郭店简、上博简与清华简中的相关材料为重新理解禅让、任官等制度史议题提供了丰富的线索，也使“禅让”这一思想在历史上的演变脉络更加清晰。总体来看，新出土材料的持续加入，使研究者得以从多角度重新审视《尧典》，并且既对古史辨派的学术遗产有所扬弃，也在“证伪”与“证实”、“解构”与“建构”的动态张力中，开辟崭新的历史解释空间。
不过，成果的丰富，并不意味着整体研究已臻十全十美。通过系统梳理现有成果，我们发现当下研究至少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其一，虽然《尧典》研究有着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参与，但各学科之间的对话仍显缺乏，彼此研究成果的借鉴亦不够充分。例如考古学者在研究中引用《尧典》的记载时，往往直接采信其内容，并未进行必要的文本辨伪；而文献学者在面对类似议题时，往往先关注文本的真伪及其“层累”结构问题。这固然反映了考古学与文献学在研究取向上的差异，但考古学者若在未经文献学分析的前提下直接援引，其论证的有效性便难免会受到限制。又如在对字词的研究中，文字学的学者多聚焦于文字训诂与名物考证，虽在微观层面取得突破，但却难以挖掘更深层的义理，与思想史的研究较少产生关联。上述种种，都是缺乏学科互动视角的体现。其二，尽管关于《尧典》的文献、文字以及史事的研究已颇为丰富，但围绕其义理与思想展开的探讨仍相对薄弱。出土材料虽为重新理解《尧典》思想提供了契机，但相关研究的系统性与深度仍待提升。总而言之，以上若干尚未充分展开的议题，仍有待在未来的《尧典》研究中进一步开垦与深化。
作者：梁涛，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朱博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载：《朱子学研究》第四十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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