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兵役归来，Z世代能否接受？|军官|军队|国防军|德国|纳粹|联邦

以下文章来源于凤凰卫视，作者碧德

◆马泰是德国国防部的一名青年军官。（来源：WDR/Dirk Borm）

文/碧德（发自德国柏林）

编辑/漆菲

乍一看，大卫·马泰（David Matei）是典型的Z世代网红：锅盖头乱糟糟地翘着，右眉标志性地断了一截，胡须像三天没刮，穿着宽松卫衣、棒球帽、垮裆牛仔裤，外加戴着一条晃眼的银链。语速飞快，带着点街头痞气，让德国“婴儿潮”一代一看就头疼。

然而，在其发布的TikTok视频里，这个年轻人出现在权力核心身旁：北约峰会现场，他近距离捕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之间谈笑风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亲自带他走红毯；他还和“90后”的德国经济与合作发展部长拉多万一同乘专列深入乌克兰腹地，直击战争现场。

“300欧元——那是我刚入伍时的第一份月薪；2300欧元——这是2026年起志愿兵的新起薪！”在红光交织的背景前，马泰激动地拍打着手中的工资单，列出一串诱人的福利清单：免费住宿、伙食、火车出行、医疗保险、健身房会员、驾照培训、语言课程，还有前沿科技职业技能。“如果这些还不够吸引人，”他顿了顿，眼睛直视镜头道，“那就只能重启义务兵役了。”

这条视频突破了50万次播放量。高赞评论里，有人写道：“某种程度上，你让我心动了。”也有人追问：“这是税前还是税后？”另一边，批评声同样尖锐：“这些自称普通网红的人为武装力量摇旗呐喊，如此急切地让年轻人相信战争、暴力和生命的终结，真令人沮丧。”

事实上，马泰并非普通网红，其真实身份为德国联邦国防军上尉。他目前是国防部驻巴登·符腾堡州的一名青年军官，负责公共关系。他生于1993年，父亲是上世纪80年代从齐奥塞斯库残暴统治下逃离罗马尼亚的移民，母亲是德国人。

马泰在社交媒体上的介绍简洁有力：“向Z世代解释政治”。他每年会巡讲上百场，主题围绕德国安全政策、义务兵役争议，以及如何缓解年轻人对战争的恐惧。他的新书《德国值得我为之奋斗：我为何发誓为我的国家而战》将于2026年出版，以个人经历探讨移民背景下的国家认同与责任感。

“通过父亲的故事，我明白和平与自由从来不是理所当然。”马泰曾在采访中说。这句话，让他从一个“不愿当兵”的纽伦堡迷惘青年，转变为国防军“网红代言人”的核心逻辑——而这，也是当下德国政府试图在年青一代中重塑的国家叙事。

◆马泰的Tiktok主页视频截图。

被丑闻阴霾笼罩的征兵

2026年1月1日起，出生于2008年（即将年满18岁）的德国青少年会收到一封来自联邦国防军的信件。里面除了法律说明和宣传册，还有一个二维码，是国防军官网的在线问卷。填写问卷只需15分钟，问题涵盖学历与资格证书、自我评估的身体状况与运动水平，以及对军种的兴趣偏好——陆军、空军、海军，还是网络与信息空间部队。

所有德国男性须在一个月内完成并提交问卷，故意忽略或提供虚假信息将构成行政违法，最高可罚款1000欧元。而从2027年7月1日起，所有年满18岁的德国男性将被强制接受体检。

这封“试水”信件标志着德国联邦国防军从遥远的国家机器正式进入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后，德国总理朔尔茨发表被称为“现代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讲之一”。他直言，德国处于“时代转折”（Zeitenwende）的关键节点。

自那时起，德国国防建设从象征性姿态转向战备导向。其核心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建成一支能切实履行北约集体防御承诺——特别是东翼前沿防御——的现代化军队。这一转型依托三大支柱：装备现代化、基础设施重建、兵力的招募与保留。

其中，征兵改革无疑是最敏感、最具争议的一环。它不再是单纯的硬实力问题，而是触及社会共识和公民权利的神经。

◆柏林街头的征兵广告牌，上面写着：“学会时刻展现领导力，成为一名领导者。”（摄影：碧德）

作为配套措施，国防军启动了专业化的广告攻势：在火车站、学校周边、体育场等地密集投放广告牌，主角往往是身着迷彩服的少年，有时甚至是女性或少数族裔。

宣传内容突出个人成长、冒险精神、团队协作与人生意义，极少触及爱国主义或民族情绪，更加避谈军事主义、战争残酷乃至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这种“去军事化”叙事，是为了降低年青一代的心理门槛。

“做真正重要的事”、“因为自由并非唾手可得”、“因为我们反对战争”——这些简短有力的征兵标语遍布各处，甚至被印在披萨盒上。

2025年，德国主办的欧洲女子足球锦标赛期间，军方推出系列广告，还邀请德国国家足球队队员Cora Zicai与女兵Laura同框对话，用足球队的团队精神类比军队协作，鼓励年轻女性入伍。

该广告在社交媒体引发争议，许多人指责国防军借温和、娱乐化的体育意象，掩盖了战争的残酷与生命代价。目前，德国对女性服兵役坚持完全自愿原则，她们无需强制填写问卷或接受体检。

国防军的“平民化”宣传策略触动了众多家长的敏感神经，尤当军方把自身塑造成一个可靠的优质雇主，强化其经济吸引力时。在德国经济低迷的宏观背景下，许多企业启动裁员潮、冻结或大幅缩减初级职位，刚毕业的年轻人往往前脚出校门，后脚就撞上就业寒冬。

根据德国联邦就业局2026年1月的数据，德国整体失业率达到6.6%，25岁以下青年的失业人数约为28.1万，毕业生求职难度显著增加。在此情境下，国防军提供的“在职福利”远胜许多企业。

但就在此时，军队形象却因为一系列丑闻饱受争议。去年夏天，国防军的精英空降部队——驻扎在德国西南部茨韦布吕肯的第26伞兵团遭到多名女兵匿名举报，存在系统性问题。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军营中涉嫌出现行“纳粹礼”、开“纳粹派对”以及一个极右翼、公开反犹的小团体。一些女兵称遭遇了性骚扰。此外还有大规模毒品滥用、酗酒狂欢、暴力仪式和霸凌文化。领导层长期置若罔闻，部分上级更是涉嫌包庇。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视察一所炮兵学校，与士兵交流。（来源：vorwaerts）

相关丑闻惊动了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他称这些事件“令人震惊”，并强调“零容忍”原则。2026年1月底，军方将其中多人革职。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将为空降部队制订一项行动计划，目标是重塑部队文化，防止未来再次出现类似问题。计划涉及的重点包括领导力建设、培训机制、预防措施和心理韧性等方面。

尽管如此，这一事件仍冲击到国防军的征兵工作，并放大年青一代对军队的负面刻板印象——危险、落后、被右翼渗透。

女兵的招募尤其受重创（女兵目前仅占总兵力约5%-6%），许多潜在的女性志愿者因性暴力风险而却步。不少媒体指出，若丑闻持续发酵并降低民间的报名率，政府将不得不依赖“需求型义务兵役”（Bedarfswehrpflicht）进行强制招募，这或将加剧社会撕裂，进一步考验“时代转折”下的国防现代化改革共识。

◆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女兵。（来源：联邦国防军官网）

强制模式或将不可避免

2011年7月1日，德国暂停和平时期的强制征召，将冷战时期为应对大规模军事任务而设立的全民义务兵役制封存进历史。

二战结束后，德国完全解除武装，但联邦德国（西德）在1955年5月加入北约后获准重新武装，同年11月12日联邦国防军成立。1956年7月21日，《兵役法》生效，德国引入全民兵役，针对18岁以上男性，初期服役时长12个月，后根据冷战紧张程度调整（如1962-1972年延长至18个月，之后逐步缩短）。

民主德国（东德）在1962年引入了类似的兵役制度。当时通过“制服公民”理念，确保军队融入民主社会、接受议会监督，避免重现魏玛共和国或纳粹时期军队脱离控制的“国中之国”风险。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巨幅征兵广告，上面写着：“因为和平并非理所当然。” （摄影：碧德）

随着冷战结束、两德统一及北约东扩，德国人普遍认为直接的领土威胁大幅消退，兵役的必要性受到质疑。国防军的任务重点转向国际危机管理、维和行动和海外部署，而非本土大规模防御。

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潮集中于享受“和平红利”，冷战后德国大幅削减军费，将资源转向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外交和发展援助。

1990年代起，国防军的实际征召率急剧下降——从1990年的约43.5%降至2010年的约11.9%。尤当大量男性通过医学豁免、良心拒服或选择民事替代服务逃避兵役，围绕兵役的公平问题日益突出。

年青一代德国人越来越注重个人权利、职业发展和生活自由，反对强制征召侵犯基本权利，尤当阿富汗战争暴露了大规模征召的结构性短板。短期服役（通常6-12个月）的训练时间有限、流动性高，不适合承担长期专业化的海外任务。而现代战争早已转向高科技、网络战和危机干预，需要稳定、专业士兵而非短期轮换。

48岁的蒂莫·瑞比（Timo Rabe）在1997年接受了强制兵役体检后，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选择，转以民事服务形式在一家机构为身心障碍者提供了一年协助。

“一旦参军，使用武器、未来参战乃至向他人开枪等场景令我感到不安，这与我的价值观格格不入。”瑞比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坦言，1990年代是一个充满乐观与机遇的时期。德国走出二战阴霾后已无实质敌人，致力于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作为一名德国人，也是有自觉意识的欧洲一员，我认为为国效力最好的方式是与周边国家增进友谊，从而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不再让武器指向彼此。那个年代，民族主义早已退潮，我和身边的朋友会为多边协作而感到振奋。”

过去15年间，国防军从“全民武装”的强制模式转向“专业志愿军”，重塑了公民对国家安全义务的社会契约：服役不再是全民平等的负担，而是个人选择与激励回报的结合。

如今将满18岁的一代德国人，成长于全球化、气候危机、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事等重叠叙事当中。他们倾向于多元价值、认同性别流动（常在名字后标注they/them等中性代词）、享受心理健康服务并积极参与气候正义游行。对他们而言，国家的安全义务更多是有限的防御责任，而非无条件的牺牲。

2025年12月5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兵役现代化法》，全国90多个城市爆发反对义务兵役的罢课活动。数万年轻人走上街头，喊出“你们的战争——没有我们！”他们在征兵广告牌上涂鸦、在社交媒体转发“不想打仗”和“富人要战争，青年要未来”等口号，批评立法流程中对青年意见的忽视。

◆汉堡的学生们参与罢课活动，抗议德国通过《兵役现代化法》。（来源：《时代》网站）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兵役改革并非简单恢复2011年之前的义务兵役，而是在法律机制层面创造一种混合模式，初始强调吸引力和储备建设，但保留“强制开关”，若自愿报名人数未能达到国防军的预期目标，联邦议会可通过决议激活具有约束力的征召措施。

根据国防部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德国现役士兵（不含文职和预备役）约为18.4万人；2026年计划将志愿兵役人数提升至2万人（2025年实际仅1.2万人）。其中期目标（至2035年左右）是将现役部队扩充至26万人，并通过新兵役模式积累预备役至20万人，总规模达到约46万人，以满足北约承诺和本土防御需求。

然而，许多军事专家对自愿报名持悲观态度，认为强制元素或将不可避免，甚至是实现扩军目标的必要手段。

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大学教授、德国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的卡洛·马萨拉（Carlo Masala）表示，仅靠激励和吸引力远远不够，“若自愿报名的人数持续不足，必须引入强制机制”。德国联邦国防军协会主席安德烈·伍斯特（André Wüstner）持类似立场，他指出，纯自愿模式不足以实现国防军的快速扩充，是对未来的“鲁莽赌博”。德国总理默茨也曾表示：“我觉得不会完全依靠自愿入伍。”

◆2025年6月28日，德国总理默茨访问联邦国防军作战司令部，与士兵们交谈。（来源：DPA）

恢复兵役背后的经济账

相比于军事专家，经济学家对德国恢复义务兵役制度的态度更为审慎，甚至持怀疑立场，认为这将给德国经济带来沉重负担。

2024年7月，慕尼黑经济研究所（ifo Institut）进行了一项宏观经济模型研究，对不同强制比例下的义务兵役或强制性社会服务年（Soziales Pflichtjahr，即服役时间等同兵役的社会义务）进行了成本测算。

研究结果显示，在旧式征兵规模下（25%适龄男性强制入伍），私人消费每年将下降约200亿欧元；在极端情景下，即全员遭遇强制性社会服务年（100%适龄男性强制入伍），私人消费下降幅度将高达790亿欧元，相当于国民经济收入每年减少约1.6%。

强制模式的经济效率较低，成本主要由被征召的年轻人承担。研究测算显示，服过兵役者的终身收入比未服役的同龄人少了约5%，终身财富下降约11%。这主要是由于强制服役导致人们推迟进入大学、职业培训或劳动力市场，技能积累和财富构建整体后移一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亚当·图兹（Adam Tooze）认为，固定的义务兵役制类似于一种实物税，且是一种效率很低的税。上世纪80年代的一项经济测算显示，强制服兵役相当于对年轻人征收50%至60%的实物税，社会整体将为此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尤其当下德国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技能人才，这让军队愈发难招到合适的士兵。

除了高昂的人力资本浪费，国防军内部还有许多难以精确量化的隐性成本，其中最突出的是营房和基础设施老化问题。

◆2022年6月7日，立陶宛阿德里安·罗恩营地，来自北约“增强前沿部署”战斗群的德国士兵。（来源：DPA）

国防军在2024年发布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军队基础设施“部分处于灾难性状态”，营房和部分军事设施长期缺乏维护和现代化投资。报告估算，到2040年代，总的投资需求将高达670亿欧元，用于翻新现有营房、扩建新设施和解决维修积压问题。扩充入伍的新兵短期内或将面临无足够住宿的问题，解决安置后还需额外配备服装、个人装备、训练设施和后勤支持，这些成本如何解决也是未知。

另一个更残酷，却鲜少得到社会关注的数字来自预备役协会主席帕德里克·森斯堡（Patrick Sensburg）。他在2025年10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根据国防军的内部测算，一旦爆发战争，每日将有1000名士兵在前线阵亡或身负重伤，而无法继续作战。”

森斯堡以此为论据，呼吁德国恢复义务兵役，以确保有足够的预备役能抵抗风险。这种语境下，年轻人不仅仅是未来的纳税人、公司雇员或退休金领取者，且被视为一种可替换的“军事资源”。

然而，军队的缺人焦虑并未在德国社会得到回响。2026年年初，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抛出“收购格陵兰岛”的倡议时，德国应丹麦邀请，于1月14日派出一支不足15人的侦察小队前往格陵兰岛，名义上是加强北约盟友在北极地区的团结存在。然而，当特朗普威胁将对派兵的欧洲国家加征关税后，该侦察小队立刻乘民航班机撤离，实际登岛时间仅44小时。

尽管国防部发言人坚称撤离系因天气恶化而非政治压力，这场“闪电式撤退”仍沦为笑柄。《柏林日报》套用凯撒的名言讽刺说：“他们来了，看了，又走了。”

这一事件将德国战略自主的缺失、对美国军事保护伞的深度依赖乃至欧洲防务雄心背后的矛盾暴露在公众视野中。对德国民众来说，格陵兰岛的短暂行动成为“证明我们不行”的情绪宣泄口，也放大了对国防军“能战”承诺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