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封闭几十年的国门,做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历史性的经济战略转折,从此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几十年的求索与奋斗,使贫穷落后的中国迅速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笔者通过身边事物所发生的变化,亲身体验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收获和喜悦。
食品供应证、粮票、布票和油票
计划经济时代,物品奇缺,求大于供,只能采取凭证供应的办法。那时,中国人都要有户口本,有了户口本,才有粮本。有了粮本才能买米或者取粮票,有了粮票才能在街上买吃的。“大跃进”时期,除了粮、油、布票外,又添上了香烟票、糖票、火柴票、副食品票、绒线票等票证。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商品供应的充足,这些票证全都成为历史遗物。
永久、飞鸽、凤凰牌自行车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是普遍代步工具。那时,农村娶媳妇往往用“永久牌”自行车接新娘。而现在,随着私家车、公交车、轨道交通等出行方式的多样化,“永久”、“飞鸽”、“凤凰”自行车已淡出人们视线。
算盘
阿拉伯数字出现前,算盘是世界上广为使用的计算工具。东汉末年,徐岳在《数术记遗》中记载,他的老师刘洪访问隐士天目先生时,天目先生解释了14种计算方法,其中一种就是珠算。而现在,伴随着电子计算器的出现,用了几千年的算盘已经在某些领域退休了。
四大件
20世纪70年代,结婚的“四大件”是手表、自行车、收音机和缝纫机。80年代的“四大件”是: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和录音机。笔者家里最早的日本索尼黑白电视机是1982年购买的,听父亲讲是浮山公社书记孙培风给的一张购买券,而且是举全家“财力”,托人到市南区交电公司购买的。夜幕降临时,周围邻居纷纷到家里围在一起“看电影”。而现在的年轻人结婚,房子、汽车才能算做是大件了。
录像机
20世纪80年代前后,“看录像”(主要是武打、言情)是城乡青年最流行的娱乐方式。近年来,因数字化存储技术的发展,录像带和录像机已基本退出大众市场。
BP机、寻呼小姐
“有事就拷我”现在听起来,会让许多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到崂山担任区政府秘书工作,首先配备的“行头”就是BP机。这个小机器挎在腰间,领导找你时,就会滴滴地响个不停。而现在,许多红极一时的厂子在BP机退出历史舞台后纷纷转产或倒闭。而大批曾经薪水丰厚、嗓音甜美的寻呼小姐成了“下岗女工”。
大哥大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警匪片中江湖老大的标志,赢得了“大哥大”的美称。1987年我国首个900MHz模拟移动电话网在广东开通,“大哥大”因其昂贵价格和不菲的使用费,一度成为身份的象征。除了信号模式,“大哥大”跟手机最大的不同是,其体型是重量级的,黑暗笨重,厚如砖头。1996年,GSM网开通,手机日益平民化。2001年6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完全关闭模拟移动电话网,“大哥大”退场。
雪花膏
20世纪70年代,雪花膏是年轻女性美容的秘密武器。上了年龄的女人不能用,否则会有“妖精”之嫌。与雪花膏同一时期,还有一种叫“蛤蜊油”的护肤品,填在小贝壳里,没有香味,油腻腻的,一般标价9分钱。
喇叭裤
20世纪80年代,喇叭裤突破灰色中山装的海洋进入内地,心理叛逆的青年极爱穿上它,招摇于闹市街头。如此过分的打扮受到许多人反对,甚至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流里流气”、“不三不四”,全社会如临大敌。笔者回想起在青岛25中就读高中时,每到早晨校领导都会聚集在校门口,发现有穿喇叭裤者,检验的标准就是用啤酒瓶往裤腿中一塞,若塞得进去,你的结果就是回家换裤子。
军大衣、解放鞋、解放帽
军大衣、解放鞋、解放帽对于现在40岁以上的人来说,意味着抹不掉的记忆。军大衣,在北方的冬天既保暖,又令人陡生一种英武之气;解放鞋便宜、结实、轻便、防滑效果好,但许多人都无法忘记那种穿久了的臭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每个男人都有一顶解放帽。
《中华文化习俗辞典》记载:“孙中山参照中国原有的衣裤特点,吸收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和‘西装样式’,本着‘适于卫生,便于动作,易于经济,壮于观瞻’的原则,亲自主持设计,由黄隆生裁制出的一种服装式样”。建国后,由于毛泽东主席经常在公开场合穿中山装,西方称中山装为“毛装”。六七十年代,亿万中国人民大多穿中山装。中山装上衣兜里插支钢笔,代表有文化。八十年代以后,西装和时装开始流行,中山装逐步淡出人们视野。
知识青年
19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快,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197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知青问题的“六条”精神,随后,大量知青通过各种途径返城。
红宝书
被誉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曾经风靡全国、遍及世界,从20世纪60年代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发文通知停止发行,15年内,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总印数已达10.55亿册。“文化大革命”中,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不可不读。
倒爷
上世纪,倒爷分两种:一种受到人民群众痛恨—— 在价格“双轨制”时代,利用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的悬殊差价牟取暴利;另一种,只要他(她)所卖的是少见的物品,就被叫作“倒爷”。1997年3月,国家取消“投机倒把”罪。
工分
工分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普遍采用。这种方法主要有底分死记、底分活评、定额记工、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等。由于操作上流于形式,致使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普遍存在,按劳分配原则无法体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工分都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评工记分的方法废止。
招工指标
上世纪中叶,招工指标是一个重要词汇。当时想找一份工作,不管国营还是集体,必须有招工指标。招工指标非常少,那时没有“正式”工作就等于没有饭碗。现在,已听不到哪儿还有招工指标,倒是“炒鱿鱼”和“跳槽”成了新的口头禅。
万元户
上世纪八十年代,极少数人通过各种努力勤劳致富,家庭年收入超过万元,万元户因此得名。当时,万元户不仅在农村,在城市也是高收入群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年,全国人均月收入为1041.73元。在很多大城市,月入万元尚不能算作中产阶级。
大锅饭
大锅饭是指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中,各单位、工种不按市场方式经营,待遇不与利益挂钩,大家无论盈亏,统统吃国家的,好像在国家“大锅”里吃饭一样。以至于造成了个人吃集体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地方吃中央的大锅饭等问题。
毕业分配
新中国建立后,对大学生毕业分配十分重视。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政务院决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兴,恢复高考后的头几届大学生,个个是香饽饽,这一时期依然沿袭统一分配制度,个人无需为工作操心,却也没有自主权。1987年,首次出现大学毕业生分配后被退回的“寒潮”,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凸显。两年后,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2007年4月,随着西藏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延续了50多年的毕业分配制度已成往事。
露天电影现在也鲜被人们提起。笔者自小生活在浮山所。那时看露天电影是儿时最难忘的幸福时刻,海军四零一医院、潜艇学院、二炮疗养院等定期在自己院内拉起大幕,放映当时最为流行的电影。和我一般大的孩子,纷纷带着自家小板凳,开演前几小时就去抢地盘,有时候人太多,一部分人不得不去看银幕的反面。90年代中期,一些大城市还有少量露天电影院。进入21世纪,人们大多选择在家里看影碟。当时,中国引进的“大片”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电影为主,以朝鲜电影的引进规模最为庞大。尤其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换取了多少人的眼泪和感叹。
还有小人书、连环画,上世纪80年代小人书进入鼎盛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少外国名著和中国名著小人书也在市场热销。90年代,小人书渐渐在书店里消失。现在,这个集体记忆的标本已成为民间逐年升温的紧俏收藏品。
通过对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逐渐消失事物的回忆,油然而生一种思考。过去的历史虽然短暂,而留在人们脑海中的记忆却难以忘怀。看一个人的发展要看历史,看一个社会的发展更要看历史。只有历史才能证明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作者:焦相鹏 ,原文《小细节折射大变化,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逐渐消失事物的回忆》,发表于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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