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仕成不仅精于商业之道，善于聚敛财富，更深谙仕途晋升之法。他不惜耗费重金向朝廷捐输，以此获取官衔。起初，他捐得举人身份，随后又获道员衔。道光年间，为支援鸦片战争前线的军需，他慷慨捐银八万两。此举使他获赏花翎，并加授盐运使头衔。原本他被任命为浙江盐运使，但因官员任职需回避本省的规定，遂改为广东盐运使衔，不过他并未正式赴任履职。
鸦片战争之后，十三行的贸易地位逐渐衰落，对外贸易业务遭受冲击。在此情形下，潘仕成转而投身盐务，担任临全埠的总商，负责盐税的征收与运输事宜。在清朝，盐业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利润颇为丰厚，但行业内部管理混乱，各级官吏纷纷从中谋取私利。潘仕成接手盐务后，管理较为规范，未曾听闻有中饱私囊的行为。然而，随着盐政问题日益严重，亏空不断增大，他不得不自掏腰包填补窟窿。
除商业经营之外，潘仕成亦热衷于文化事业。他于广州营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园林——海山仙馆，占地面积达二十亩。馆内设有藏书楼，珍藏诸多古籍善本。他聘请专人从事刻书工作，刊印了140卷的《佩文韵府》以及包含59种、共计118卷的《海山仙馆丛书》。
潘仕成本人亦有诗歌创作。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以布政使衔陪同两广总督耆英前往澳门，参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与《中法黄埔条约》。期间，他创作了一首诗，并将其镌刻于妈阁庙的石壁之上，诗中流露出对当时时局的感慨。
在那些年间，潘仕成捐资购置西方军舰，并聘请美国军官于广州制造水雷。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水雷试制工作启动；次年三月，制成的水雷被运往天津进行演示，此举在官场中引起了较大反响。
潘仕成还发明了潘壶，那是一种紫砂茶壶，壶身结实，线条简单，壶盖边上有个小“潘”字，茶客们特别喜欢。他捐钱建善堂，办书院，帮穷人，还参与镇压连山瑶族的起事，调度粮草。咸丰年间，他捐了二十万两银子，得了二品官衔。
可惜，好景不长，1866年同治五年，他突然中风，左侧身体瘫痪，从此行动不便，得靠人照顾。那时候他才六十多岁，本该享福的年纪，却开始走下坡路。
盐务的亏空终于在1871年同治十年爆发了，账上短了二三百万两银子，朝廷下令革职抄家。南海知县杜凤治负责执行，他带衙役去海山仙馆抄家，把珠宝、古董、商铺全封了，连潘仕成花大工夫收藏的《佩文韵府》书板也被人要走。
潘家一家老小被赶出门，杜凤治在日记里记了潘仕成那时候的样子：白头发，坐在床上起不来，瘫痪五年了，说话含糊。抄家后，潘仕成搬到广州西关一间小屋住，日子一下子苦了。
那些年，他的亲戚和族人见他倒霉，都变了脸，以前围着他转，现在开始抢他的剩货。商铺的租金和小古玩成了目标，潘仕成瘫在床上管不了，只能眼睁睁看着。
最为狠辣的当属其亲侄潘铭勋。此人出于争夺财产之目的，多次前往县衙告状，声称其叔叔潘仕成隐匿私产，拒不交出。杜凤治深知潘仕成已无多少财产，但碍于官场规矩，不得不对其进行传唤。每次皆由衙役用担架将潘仕成从屋内抬出，置于县衙大厅地上进行审问。
同治十三年（1874 年）春，这场财产纠纷愈演愈烈。李氏一族作为原盐务合作伙伴的后人，也前来索要旧债。他们纠集数十人冲进潘仕成居住的小屋，哄抢财物。潘家儿子雇请勇丁进行阻拦，双方遂发生冲突。杜凤治派遣县丞前往平息事端，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潘仕成赔付白银四千余两。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终结。三月十六日，潘铭勋再度带领人手登门。彼时，潘仕成已奄奄一息，生命垂危。他们见潘仕成不肯交出物品，便将其从床上强行拖拽下来，扔至地面。据杜凤治日记记载，此时的潘仕成已无法言语，仅余微弱气息。邻居见状，赶忙报官。杜凤治迅速赶到现场，将潘仕成扶回床上，但为时已晚。当日，潘仕成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岁。
潘仕成去世后，并未举行像样的葬礼，其尸身被简单下葬，子孙亦各奔东西，家族离散。仅仅过了一个月，曾经繁华的海山仙馆便已荒芜。杜凤治路过时，记录道：“潘园已鞠为茂草。”后来，爱育善堂购得此宅，将其改作公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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