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士星丨感受晋商会馆——写在《晋商会馆》出版前夕|关帝庙|山西会馆|山陕会馆|戏楼|晋商会馆|郭士星

山东聊城山陕会馆

明清两代，晋商称雄商界五百多年，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同时，也给后人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人们所熟知的晋商大院以及遍及全国的晋商会馆，就是晋商给我们留下的最具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对于这些文化遗产，我们作为晋商的后人，理应责无旁贷地认真进行抢救、保护、学习、研究和宣传，以使更多的人了解晋商，让晋商文化和晋商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发扬光大。《晋商会馆》一书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而编写的。

近年来，山西省戏剧研究所将晋商会馆列入重点研究项目，陆续收集到许多有关晋商会馆的珍贵资料。2006年，山西临县一位名叫荣浪的23岁的年轻小伙，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历经艰辛，走遍大江南北，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晋商在全国各地修建的不少会馆。山西省戏剧研究所将这些资料加以梳理，于2007年先后在太原、北京、内蒙等地巡回展出。并且选择一批珍贵资料在山西灵石王家大院举办了晋商会馆专题展览，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晋商会馆》一书就是在上述活动的基础上开始编写的。晋商在全国各地修建的会馆，有的以省名或地域代称而冠名，如：山西会馆、三晋会馆、三晋乡祠、全晋会馆、河东会馆等（同外省商帮合建的则称山陕会馆、秦晋书院、山陕甘会馆、北五省会馆等）；有的以府、县命名，如临汾会馆、潞泽会馆、平定会馆、汾阳会馆、平遥会馆、太谷会馆等；有的则以修建者所从事的行业命名，如：颜料会馆、铁行会馆、纸行会馆、烟行会馆等。无论是以省、府、州、县冠名的会馆，还是由山西商人独资修建或同其它外地商人合建的会馆，为了叙述方便，本书中皆统称为晋商会馆。《晋商会馆》一书中收入全国五十多个晋商会馆的五百多张摄影图片，并配以简要的文字说明，是一本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的图书。

会馆是供人们聚会、议事的场所。据史料记载，会馆始于明代，盛于清代，衰落于民国年间。会馆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即文人试馆、工商会馆、同业会馆。工商会馆、同业会馆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既是旅居异地的同乡、同行商人聚会、议事、祭祀、娱乐的活动场所，也是一种民间性的自律、自卫、自治的社会组织。晋商是明清两代中国最强盛的商帮，他们修建的会馆在全国会馆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最具有代表性。晋商会馆是三晋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晋商当年艰苦创业，闯荡天下的历史见证，是研究晋商文化、三晋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晋商和晋商会馆的历史知之甚少，是余秋雨先生《抱愧山西》一文震醒了我。余先生在文中说：“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穷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经过长期的考察和研究，余先生改变了对山西的看法。他说：“在上世纪乃至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余秋雨先生是外省人，过去不了解山西是可以理解的，像我这样的山西人过去对晋商及他们的历史功绩缺乏基本知识，实在是愧对先人，愧对养育自己的这方热土。

1983年，在编纂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戏曲志·山西卷》的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到晋商和晋商会馆。当时从收集到的大量戏曲史料中发现，全国许多晋商会馆里都建有十分精美的戏楼，当年身居异乡的山西商人都把家乡的戏班带到住地演出。晋商会馆和会馆戏楼是研究山西戏曲乃至中国戏曲的珍贵资料。于是萌发了到全国各地做深入调查，将所有晋商会馆与会馆戏楼的资料全部收集回来，进行认真梳理与研究的想法。由于多种原因，这个任务没有完成。199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刘文峰先生出版了《山陕商人与梆子戏》一书，对全国晋商会馆和会馆戏楼作了较为全面的考证和研究，我读后深受启示。最近，我又翻阅了不少有关晋商与晋商会馆的资料，并同省戏研所的朋友们一起外出，对几座具有代表性的晋商会馆进行了实地考察，加深了对晋商会馆的了解，对晋商会馆形成以下六点认识。

河南开封山陕甘会馆

一、星罗棋布遍及全国

明清以来，晋商远离家乡、闯荡天下，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正如民谚所说：“凡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的足迹。”他们走到那里，就把会馆盖到那里。山西商人究竟在全国修建了多少会馆，目前尚无确切数字。山西省戏研所王能长先生用20多年时间，收集了大量有关晋商会馆的资料。据他在《中国晋商会馆目录》中统计，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全国有资料可考的晋商会馆有558处（包括晋商在本省范围内修建的会馆65处）。东自山东、江苏、浙江、福建，西达甘肃、青海、新疆，南起两广、云南、贵州，北到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全国几乎每个省、市、区都建有晋商会馆。其中，河南84所、北京71所、内蒙58所、湖北54所、山东34所、四川25所、甘肃、河北各 22所、陕西20所、云南13所、贵州12所、江苏10所、辽宁、湖南各9所、安徽7所、宁夏、新疆各6所、青海5所、上海、江西各4所、天津、重庆、广西各3所、黑龙江、广东各2所、吉林、浙江、福建、台湾各1所。数量之多，范围之广，真可谓是星罗棋布，遍及全国。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商业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惊叹的奇观。

二、选址合理位置优越

晋商会馆的馆址是晋商认真考察，精心策划而确定的。有的修建于全国著名的大都会，如北京、天津、南京、汉口、上海、广州等，有的则分布在全国的重要商埠和小乡镇，如山东聊城、江苏苏州、内蒙多伦、甘肃张掖及河南社旗、北舞渡等地。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乡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交通便利，商业繁荣，便于商品集散，便于商贾往来。

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北京（时称京都）政治、文化的发展，工商业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当时北京的工商业几乎完全控制在地方商帮手里，其中实力雄厚，声势煊赫当推山西商人。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指出“京师大贾多晋人”,山西商人不仅垄断了京城的票号、钱庄、当铺、颜料、染坊、粮食、干果、杂货等一些重要行业，而且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北京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成立前夕，北京一些有着悠久历史，具有自己独特风格和特殊风味，素为人称道的商号，如六必居酱园、都一处饭馆、洪吉纸号等，都是由山西商人所经营创办的。山西商人在北京修造的会馆有七十多处，其中建于明代的有平遥会馆、临汾东馆、临汾会馆、潞安东馆和平阳会馆，其余会馆大都建于清代，如山西会馆、三晋会馆、太原会馆、临襄会馆、浮山会馆、汾阳会馆、介休会馆等。也有少数会馆建于民国年间，如丰台区山西会馆、门头沟山西会馆。

天津在清末民初为我国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且紧靠京城。天津不但是漕运重地，而且海运日益发达，商埠贸易的集散功能也越来越强。早在明代，山西商人就在天津开始经营盐业。到清乾隆、嘉庆年间，山西商人在津人数达到各省在津人口的八分之一。道光年间山西票号兴起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帮的日升昌、蔚泰厚、大德通、三晋源、志成信、合盛元等25家票号在天津开设了分号。据有关资料记载，山西商人在天津建有三座会馆，一座在粮店后街，一座在估衣街，另一座在津西杨柳青镇。

多伦诺尔，简称多伦，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紧邻河北省。据史籍记载，多伦在明朝弘治年间便定期开互市，蒙汉两族人民以物易物、渐成集市。清王朝统一中国后，多伦便成为汉蒙人民互通有无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山西商人源源不断地将南方的茶叶、丝绸及山西的铁货等日用品运至多伦，并将蒙地的牲畜、皮毛等物运回内地。清乾隆十年（1745年），200多家在多伦经商的商家共同集资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山西会馆，至今保存完好。

张家口，（又称张垣）位于华北平原和塞外草原的衔接处，是内地通往蒙古及俄罗斯的主要门户，为蒙汉贸易的东路要口，故又称“东口”。东经多伦可去往东三省，西经集宁可通向内蒙古河套地区及宁夏、新疆。明隆庆五年（1571年），穆宗准许在万全县（今张家口）及大同等13处边镇开放互市，设立市场，由商民自由贸易，政府则派官员依据“茶马法”收取交易税。从此政府严格控制的汉蒙贸易，由“官市”阶段进入由边商、边民自由议价交易的“民市”阶段。精明的山西商人抓住机遇，迅速占据了张垣这块风水宝地，开通了张家口通往库伦的（今蒙古乌兰巴托）“张库大道”，即“茶叶之路”的塞外通道，并且取得了极大成功。到明末清初时，山西商人几乎控制和操纵了张家口的贸易活动，其中王登寿、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八家资本最为雄厚，号称“八大家”。据清道光《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自清康熙年间至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尤其是晋中商人如太谷曹家、榆次常家、祁县乔家、渠家及日升昌、蔚盛长、大盛魁等著名商家和票号，先后在张家口开设了茶庄、钱庄、票号、当铺、盐店、饭店、杂货等商铺，他们奉行“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他乡遇故知，经商大吉利”的古训，纷纷集资修建了联乡谊、叙乡情、通商情的会馆。据有关资料统计，晋商在张家口修建的会馆有十多处，主要有太谷会馆、榆次会馆、祁县会馆、汾阳会馆、孝义会馆等，可惜的是，这些会馆均已不存。

地处华东地区的山东、江苏、安徽、浙江、上海等省市在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已相当繁荣，除粮、油、茶等农副产品外，江浙的丝绸、棉布和两淮的食盐吸引了各地商人到此从事商业活动。其中山西商人和新安商人资产最为雄厚，势力最为强大。《清世祖实录》载：“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历吴越州郡，察闻市肆贸迁，多是晋省之人，土著者盖寡。”自清康熙年间始，山西商人陆续在山东济南、泰安、聊城、江苏南京、苏州、扬州、徐州，安徽亳州、福建福州、浙江杭州、上海等大中城市及交通便利，商业繁荣的乡镇修建了多处会馆，其中建筑华丽，装饰精美且保存完整的当属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山东聊城山陕会馆和苏州全晋会馆。

山东聊城是一座水中有城、城中有水的重要码头和商业城市。据晋人李弼臣撰聊城《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记述：“聊摄为漕运通衢，南来商舶络绎不绝。以故我乡之商贩云集焉，而太汾两府者尤伙。自国初至康熙间，来者踵相接。”又据李正仪所撰《重修山陕会馆戏台、山门、钟鼓亭记》记述：“东郡商贾云集，西商十居七八。”聊城为古东昌府治，故称“东郡”。清乾隆八年（1743年），山西商人联络陕西商人修建了山陕会馆，馆址选在聊城县东二里处，紧邻运河西岸，面河而立。这是一处交通便利、市场宽广、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山西商人从事商贸活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河南、湖北两省在明清时期均为水陆交通便捷、商品贸易发达的地区。是山西商人东进齐鲁，南下闽粤的必经之地。清康熙《睢阳志·卷十风俗》载：“民惮远涉，百物取给外商。若布帛盐鹺诸利，率皆秦晋徽之侨寓兹是者。”山西商人在当地从事钱庄、当铺、票号、盐茶、布、铁、粮等商业活动的同时，选择水陆交通要塞城镇、或自建、或同陕西、甘肃等省商人合建了许多会馆。其中社旗山陕会馆、周口山陕会馆、开封山陕甘会馆、洛阳山陕会馆、洛阳潞泽会馆等，至今仍然保存完好。

河南社旗地处南北九省商品集散地；是“南船北马，总集百货”的水旱码头，也是当年福建、湖南等地茶叶北运的必经之地。从明代开始，这里就有山西解州商人在此经商，到清乾隆年间，深谋远虑的山陕两省商人集资选址修建了山陕会馆。不仅方便了自身的商业活动，而且促进了当地城镇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使社旗逐步发展成为“天下店，数社旗”的商业重镇。

汉唐时代，首都长安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和欧洲各国建立了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丝绸之路上的城镇店铺林立，东来西往的客商成群结队。明王朝平定中原后，为防御蒙古势力的入侵，沿长城一线屯集几十万大军，并采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鼓励内地商人将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送至边关。于是内地至边关沿长城一带的城镇集市贸易随之繁盛起来。李梦阳在《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中记述山西平阳府蒲州商人王现“乃出为商，尝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又涉汾晋。”张四维在《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中说，“凡蒲人外出经商者，西到秦、陇、甘、凉、瓜、鄯诸郡，东达淮海扬城，西南则蜀。”清王朝建立后，在康熙至乾隆年间几次平定蒙古准格尔部叛乱的战争中，山西商人因输送粮草等军需物资有功，从而垄断了西北的商品贸易，并在西安、三原、天水、兰州、张掖、酒泉、西宁等地开设了钱庄、票号，修建了会馆。主要有陕西三原山西会馆、甘肃天水山西会馆、张掖山西会馆、酒泉山西会馆、宁夏银川三晋会馆、青海西宁山西会馆、新疆乌鲁木齐山西会馆和巴里坤山西会馆。

甘肃天水为陇南重镇，是关陇古道的必经之地。从长安出发，走宝鸡，翻越陇山，就达天水。从天水南下可达汉中、四川，西出可达临洮、金城而远至西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人文地缘，使天水成为一个商贸聚集之地。山西商人在天水修建的山西会馆，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有着“一馆连六省”的作用。

张掖位于甘肃省东西两部之间狭长的地带，东临武威，西连酒泉，是古丝绸之路的河西四郡之一，也是山西商人经略陕、甘、青“小西路”和开拓新疆“大西路”的重要商埠，清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商人在张掖城内小南街修建的山西会馆，历经近300年的沧桑岁月，至今仍然屹立在河西走廊上，向人们诉说着晋商当年创业的艰辛。

东三省是清王朝“龙兴之地”，清王朝入主中原后，为巩固后方根据地，从顺治年间即开始向关内招商。山西商人捷足先登，在东三省广大的地区开设钱庄、当铺、货栈、作坊、商店，促进了当地的商品经济发展和城镇的建设。故在辽宁有“先有曹家店，后有朝阳县”之说。（曹家店为山西太谷曹家始祖曹三喜在东北辽宁朝阳县开设的杂货铺）。随着东北地区的商业不断繁荣，越来越多的山西商人踏上闯关东之路，从事商贸活动。为了加强和巩固同乡商家之间的联系，他们陆续在辽宁沈阳、海城、朝阳、新民及吉林吉林市、黑龙江五常县等地修建了会馆。这些会馆大都有祭祀关羽的关帝庙，有演戏酬神的戏楼（戏台）。当时民间曾流传这样的民谣：“先盖庙（会馆），后唱戏，钱庄当铺开满地。请镖局，插黄旗，大个元宝拉回去。”这首民谣生动地反映了山西商人在东北地区经商活动的过程，同时也证明会馆不仅是晋商聚会议事，处理商务的中心，而且还是向关外传播关内文化的主要场所。

海城位于渤海湾辽宁之营口与鞍山之间，明代为海州卫，清顺治时改为海城里。关内接踵而至的各地商家曾先后在海城修建了会馆，如山西会馆、山东会馆、直隶（河北）会馆等，至今保存完整的仅存山西会馆。

综观遍及全国的座座晋商会馆，由于选址合理、位置优越，数百年来，不仅为晋商的兴盛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而且时至今日仍为世人所关注。有的会馆已被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著名的旅游景点，吸引着无数的中外游人。

江苏徐州山西会馆

三规模宏大、建筑精美

晋商腰缠万贯，财力雄厚，出手大方，对会馆建设的要求标准高，气魄大。因此所修的会馆大多规模雄宏、格局严谨、工艺精湛。高大的山门、华丽的牌楼、宏伟的殿阁、精致的雕刻，非常引人注目。那一座座雄宏壮美的会馆将明清时期的商业建筑推向一个巅峰。

从建筑手法上看，这些会馆将宫殿、庙宇同民间传统建筑形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布局上一般坐北向南，即如老子所说的“负阴抱阳”。主体建筑都建在中轴线上，以轴线为中心，从南向北依次为照壁、山门、戏楼、钟鼓楼、拜殿、献殿、正殿、春秋楼。两边有东西厢房，左右均衡对称，屋顶覆盖金碧辉煌的琉璃瓦。为了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炫耀张扬本土文化，晋商对会馆的装饰也非常讲究，尽现豪气。各类建筑上布满造型别致、色彩华丽、精雕细刻的木、石、砖三雕作品，几乎达到了无石不刻，无木不雕的程度，这些晋商会馆建筑集我国传统雕刻艺术之大成，在传统建筑装饰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河南社旗山陕会馆，虽然只是建在南阳境内的一个乡村古镇，但因其建筑壮美，装饰华丽，博得“中国第一会馆”的美名。著名古建筑专家杨廷宝、罗哲文、郑孝燮、单士元先后到会馆考察研究，均对其建筑装饰艺术给予高度评价。罗哲文，郑孝燮二先生欣然题词：“高楼杰阁，巧夺天工。精雕细琢，锦绣装成。公输匠艺，壮哉斯馆。”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先生亦写下：“辉煌壮丽，天下第一”的赞语。该会馆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经嘉、道、咸、同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才竣工，历时136年。会馆为一座宫殿式建筑，分前中后三进院，占地面积10000多平方米，各类建筑152间。位于会馆前端的琉璃照壁仿故宫九龙壁而造，是用近千块彩釉大方瓷砖砌成的。照壁前后两面装饰玲珑剔透的二龙戏珠、丹凤朝阳精美图案。山门前两侧竖两根高28米，重五万余斤的盘龙铁旗杆。在会馆大殿前3米多高的月台上建有左、中、右三座石牌坊。中坊为三间四柱柱出头式，左右两坊为单间两柱柱出头式。中坊须弥座浮雕夔龙、流云、卷草、蝙蝠等吉祥图案，在夹杆石、石鼓和坊顶，分别雕有麒麟、狮、虎、“招英”（俗称人面兽）梅、兰、菊、牡丹、山石图案及“八爱图”。柱间坊板、雀替上布满用高浮雕、透雕等手法雕刻的雷公、文王访贤、王羲之爱鹅、八仙庆寿、福禄寿三星、李白骑鲸、杜甫夜读、赵匡胤卖华山、赵颜求寿等人物故事场景和鹿鹤同春、凤凰麒麟、白猿献桃及动物、花草图案，四柱上部透雕蟠龙祥云。在东西两坊上还雕有天官赐福、八仙庆寿、二龙戏珠及《封神演义》中的赵公明下山、太极图收殷洪、殷洪岐山受犁等图案。所有石雕精美细腻、生动传神，堪称精品。

据碑文记载，修建和重建此会馆两次捐银商户达506家，共耗白银数百万两。为保工程质量，在修造过程中“运巨材于楚北，访名匠于天下”，甚至烧制琉璃砖瓦的瓷土都是用骡马从山西驮来的。这座会馆处处透露着浓烈的儒商文化气息，令人惊叹。

河南周口山陕会馆，是来自山西潞州（今长治）、蒲州、新绛和陕西大荔、澄城等地商家集资修建的。会馆工程浩大，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不断扩建，至咸丰二年（1852年）才全部落成，历时159年。占地面积21000多平方米，在现存的晋商会馆中面积最广，规模最大，共有殿阁楼廊140年间。整个建筑为仿宫殿式三进院，中轴线上从南至北依次为照壁、山门、铁旗杆、石牌坊、碑亭、飨殿、大殿、戏楼、拜殿、春秋阁。会馆内古木参天，碑碣林立，殿堂宏伟。在建筑构建上巧妙地运用木雕、石雕、砖雕、琉璃、彩绘、铁铸等工艺，融合了园雕、浮雕、镂雕、阴刻等不同技法，使一件件作品造型造型完美，形象传神，突出反映了清代中晚期那种追求精美、精雕细琢、装饰华丽的审美风尚。

山东聊城山陕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嘉庆十四年（1809）建成今日之规模，工程跨时66年。会馆布局紧凑，设计合理，疏密得当。远望琼楼玉宇，璀璨多姿，近看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一派华贵气象。会馆中现存大小碑碣19通，完整地记载了会馆购地、始建、历次重修所用的银两开支数目及各家捐银商号名称。其中《山陕众商会馆续拔厘金碑记序》为清代山西寿阳著名书法家祁隽藻所撰。在会馆戏场院内雄踞着一对各高3.25米的石狮，由底座、须弥座、石狮三部分组成。底座和须弥座上雕满了各种精美的吉祥图案，石狮的神态既令人可畏，又给人以温顺的感觉。据传，这对石狮是在山西老家雕好后运到聊城的，共花费银两634.49两，可谓耗银巨大，匠心独运。会馆山门为三间牌坊式门楼，下用四根木方柱和四根木圆柱支撑楼顶。外墙方柱下均为神态活泼的石雕麒麟做柱础。山门有中间大门和两侧便门。大门高3米，宽2.3米，门框用灰石雕成，纹饰为20只不同姿态的仙鹤正翔于祥云之中。便门门框以青石砌成，其纹饰为祥云蝙蝠。山门顶部为歇山式，由六层如意斗拱承着绿黄二色琉璃瓦顶。中门楼顶高耸，两侧便门略低中门而两翼张开，檐角高翘，显得巍峨壮观。山门正檐下有木雕垂花门罩，上方悬挂“协天大帝”巨幅竖匾。下方是石雕“山陕会馆”匾额。两侧便门上各有石刻两方，左为“履中”，右为“蹈和”，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和商人和气生财的理念。便门两侧为八字型影壁，上有砖雕垂花壁罩，两座影壁分别石刻有“精忠贯日”和“大义参天”八个大字，反映了商家对关羽的崇敬。整座山门不仅华丽壮观，而且设计含义深刻，建筑工艺精致，驻足于此，令人流连忘返，顿生无限遐想。

汉口号称“九省通衢”，为长江沿岸著名港口。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山、陕两省商人将原关帝庙进行扩建，创立了山陕会馆。馆址在汉口西北隅循礼坊夹街后，是当时汉口的六个会馆之一。咸丰四年（1854年）在清军与太平军的作战中，会馆被战火焚毁。同治九年（1870年）重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竣工。据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编纂的《汉口山陕西会馆志》记载，当时参与捐资的商帮有：太原帮、汾州帮、红茶帮、盒茶帮、卷茶帮、西烟帮、闻喜帮、雅帮、花布帮、西药帮、土果帮、西油帮、陆陈帮、匹头帮、皮货帮、众帐帮、核桃帮、京卫帮、均烟帮、红花帮、当帮、皮纸帮、汇票帮等23帮，可见商家之众，实力之强。汉口山陕会馆规模宏大，自南至北三部分组成，南部通往西关帝庙巷，两侧为会馆房舍，租赁供馆资。中部为主建筑群，北部为附属建筑，建有泰山庙、瘗旅公所等。会馆总占地面积约为26000多平方米，其中主馆占地面积约为8960平方米，分东中西三路建筑。西路、中路各有四套院落，东路有两个院落和一座花园。主要建筑有照壁、山门、东西辕门、拜殿、钟鼓楼、春秋楼、佛殿、财神殿、天后宫、吕祖阁、文昌殿、七圣殿等，其中规模最大者当属春秋楼。春秋楼高七丈，凡五楹，加左右两边夹道共七楹，“飞翚四耸上出云霄”，“与晴川、黄鹤二楼鼎峙相望”。这座规模宏伟，精美华丽的古建筑群，惜于1938年被侵华日军的炮火摧毁。幸有《汉口山陕西会馆志》一书存世，尚可使我们从中了解会馆的兴衰历史及当年的壮观景象。

开封是著名的历史古都，地处中原腹地，黄河之滨，历来水陆交通运输方便，车船四通八达，各地商贾云集。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山陕两省客商购原明朝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裔孙徐府旧址修建了山陕会馆（后改称山陕甘会馆）。会馆占地面积3629平方米，建筑面积1882平方米。进入会馆，一座造型奇特，装饰精美的高大牌楼十分引人注目。它位于会馆正殿之南，戏楼之北。为三间六柱五楼重檐歇山顶式建筑。其平面布局为三柱一组，三角鼎立，呈鸡爪形，故俗称“鸡爪牌楼”。牌楼主楼高耸，左右次楼略低。楼顶用绿琉璃瓦覆盖，正脊为牡丹花雕，中间置一方亭，两侧一狮一象，狮拥莲台，象驮宝瓶，瑰丽之至。檐檐层迭，翼角飞翘。上下各层檐部均设置象鼻昂嘴斗拱，明间十一踩，次间九踩。主楼正中前后两面悬挂近两米高的“大义参天”、“流芳千古”匾额。次楼花板上绘有八幅“三国故事”彩画，八根垂花柱上分别雕刻石榴、佛手、葵果、莲蓬、牡丹、荷花、花篮等。牌楼由两根中柱和四根边柱支撑，中柱下部各用三块近两米高的抱鼓石将柱身前、后、外三面夹峙。抱鼓石浮雕苍龙、丹凤、云鹤等图案。其中东西两侧分别雕刻李三娘与后汉隐帝刘承佑母子井台相会和狄仁杰登山望母的故事。这两幅雕刻故事中的人物均为山西人，从中人们可以体会到在异乡的山西商人那种浓浓的思乡之情。

会馆中木雕装饰艺术规模最大、数量最多、成就最高，堪称会馆“一绝”。木雕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山水树木、花鸟鱼虫、珍禽异兽、亭台楼阁，人物故事，神话传说，无所不收，皆可入画。精美的木雕几乎布满每座建筑外露的木构件上，从而形成一个满目皆是木雕的艺术世界，使人应接不暇，惊叹不已，流连忘返。会馆大殿内梁枋上，木雕与彩画有机结合，相映成趣，琳琅满目。大殿前后檐60个拱眼板，每板两面均有雕刻，计有120幅画面，布局精巧，雕刻精致。大殿檐桁以下至额枋宽1.7米，全有木雕装饰。梁头下坠垂花，一律镂空透雕，共计26个。所雕瓜果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石榴启唇含珠，葡萄晶莹欲滴。尤其是檐下的“七层木雕”更为精彩。在最下层宽约一尺的额枋上。雕刻着醒目的二龙戏珠、凤凰牡丹。凤凰展翅欲飞，金龙腾云驾雾。技艺高超的民间匠师采用浮雕、圆雕、透雕、悬雕等多种手法，将龙头悬空突出画面以外，伸向空中，极具立体感、韵律感和跳跃感，取得了非常巧妙的视觉艺术效果。用雕梁画栋，繁簇如锦，鬼斧神工来形容和赞美山陕甘会馆的木雕艺术恰如其分，毫不夸张。

四崇奉关帝馆庙合一

三国名将关羽，是山西解州人。他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的高尚品德历来为世人所推崇。关羽的品格其核心和精髓可用诚信忠义四字概括，诚信即赤诚相处，主持公道，言而有信，一诺千金；忠义即以忠事主，以义待友，患难与共，生死相随。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人们做人做事的根本准则。晋商恪守诚实守信、以义制利的经商理念,将关羽视作自己从事经商活动的精神支柱和保护神，奉为至高无上的神灵顶礼膜拜。并在会馆的显要位置修建了庄严肃穆的拜殿、正殿、春秋楼（阁）、寝宫、牌楼等关庙主体建筑，将这位老乡作为主神供奉起来。商家除了按时在关庙内举行祭祀关羽的仪式活动外，如遇有关重大事项的议事决策也需在关羽神像面前由神明监督进行。会馆中的其它附属建筑设施如廊坊、偏院既是商家日常议事、办公之处，又是接待同乡、同业、同行之所。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会馆即关庙，关庙即会馆，馆庙合一的特殊形制。因此，在对会馆的称谓上，当时或当地人多称之为关帝庙、山陕庙、山西会馆、山陕会馆，一般在会馆大门（山门）上也既标明是关帝庙，同时也标明是山西会馆或山陕会馆。

当时，全国各地的商帮，普遍都在其经商之地建有会馆，各地会馆中一般都供奉乡土神祗或本籍名人，如徽帮供奉朱子（朱熹），浙帮供奉禹王，川帮供奉川主（李冰），福建、广东等地会馆供奉天后等。因此会馆名称也有所不同，诸如：“禹王宫”、“川主庙”、“天后宫”等，只有山西或山陕会馆称“关帝庙”。由于关帝本为通祀之神，再加上明清两代的统治者至上而下的大力提倡，同时又有晋商所产生的影响，最后逐渐演变为各地商帮除供奉乡土神袛和本籍名人外，普遍把关羽作为商业的保护神和财神共同供奉起来。此后又通过移居海外经商的华侨华人，把供奉关羽的习俗传到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并在华人华商集中的地方建起了关庙。

馆庙合一的形制，使晋商会馆成为“祭神明、联桑梓、叙乡情”的具有多种功能的建筑。会馆内最豪华的建筑是供奉关帝的拜殿、正殿和演戏酬神的戏楼、戏台，最高的建筑是供有关帝夜读《春秋》神像的春秋楼。人们颂扬关羽的楹联、匾额、绘画在会馆中比比皆是，触目可见。清光绪年间汉口山陕会馆挂满了由山西、陕西商人敬献的匾额楹联，其中仅关圣殿和春秋楼就有匾额84方、楹联41副。河南周口山陕会馆春秋楼檐下、至今仍悬挂着“气肃千秋”、“大义参天”、“精忠贯日”三方蓝底金字木雕匾额，青石柱上刻有四幅楹联，其中两幅为：“赤面表赤心，千里常怀赤帝；青灯观青史，一生不愧青天。”“鲁夫子、晋夫子两位夫子；著麟经、读麟经一部麟经。”对仗工整，寓意深刻，堪称联中佳作。甘肃张掖山西会馆的大拜殿前悬有关帝庙大匾，殿内塑关羽神像，墙面绘有关羽“刮骨疗毒”、“千里走单骑”等壁画，殿门两旁挂着“汉朝忠义无双士，千古英雄第一人”木制楹联。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极盛时，大殿内外供有各种花灯350盏，殿内供桌上的一对大蜡烛有五尺多高，直径超过一尺。据说这两支蜡烛点着后可燃烧一年，是一位经营蜡烛生意的山西商人在老家特别制作的。每年快到关帝生日时，这位商人就算好日期，用一头小毛驴，驮着两支大蜡烛启程了。在关帝生日这一天，一定会准时赶到聊城，点上新蜡烛，以表对关帝的崇敬。这样年复一年，从不间断。

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一直奉行关帝崇拜，对关羽不断加封。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关羽被封为“义勇武安王”，明万历年间，关羽先后被加封为“协天护国忠义帝”、“三界伏魔大帝”、“声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清顺治皇帝不仅再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而且每年祭祀，倍加尊崇。清乾隆皇帝时将关羽封为“忠义灵佑关圣大帝”，到道光时，关羽又被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至此关羽的封号已经达到了顶点。有一副对联曾这样描写关羽：“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这副对联概括反映了人们对关羽的评价和推崇。

晋商顺应时势与潮流，通过馆庙合一的特殊形制崇奉关帝，将关羽诚信忠义的精神引入商界，既增强了本籍商人内部的凝聚力，强化了同乡、同业的自律规范，使晋商的社会地位和人格形象得到提升，同时也突破传统建房的制度，提高了会馆建筑的标准和等级。不但将我国的传统建筑艺术推向了最高水平，而且也使关公崇拜在更大范围得到传播。这是晋商对我国商业文化和关公文化的重大贡献。

安徽亳州山陕会馆

五戏楼壮观乡音回荡

晋商会馆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供奉和祭祀关帝的正殿或拜殿前，都建有戏楼。有些会馆的戏楼还不只一座，如开封山陕甘会馆就建有三座戏楼。一座大戏楼是演唱大戏供多数人观戏的场所，两座小戏楼建在会馆的东西偏院，专供会馆的主人和家眷看戏使用。汉口山陕会馆则分别于正殿前、正殿两侧及财神殿、天后殿、七圣殿、文昌殿前共建有大小七座戏楼。

晋商修建会馆戏楼，一为酬神祭祖，祭拜关公，以求神灵的护佑；二为听乡音、叙乡情、欣赏家乡戏，以消解远离故土，远离亲人的思念之情；三为借演戏娱乐沟通与当地官方、各路客商的联系，以增进友谊，交流信息、洽谈生意，拓宽商路。旧时，每逢春秋两祭及农历五月十三（关公磨刀日）等重大节日，晋商都要不惜重金，千里迢迢从家乡请来戏班和名伶在住地会馆戏楼上演出。届时，戏楼上鼓乐喧天，乡音回荡；戏场内人神同乐，人流涌动。会馆戏楼成为人们聚会、联谊、娱乐、购物的活动中心。

中国戏曲形成于宋代，成熟于元代，兴盛于明清两代。宋元时期受“一人主唱”杂剧体制的局限，脚色行当较少，故事情节较简单，演出所需之舞台面积也较小。明末清初，梆子腔等地方戏兴起后，脚色行当逐步增多，剧目情节复杂，人物众多，演出场面宏大，演出所需舞台面积也相应扩大。晋商会馆戏楼主要是供梆子戏演出使用的，因此，会馆戏楼舞台面积普遍较大。同时，前后台也有了明显的界线，一般以木隔扇或砖墙相隔，两旁留有上下场门。前台为演戏使用的舞台，后台为演员化妆、候场和休息的场所。会馆戏楼方位以坐南朝北者居多，大都建在会馆山门之上或山门之内的中轴线上，与会馆的正殿相对，中间为看戏场院，两侧还建有看楼。在建筑形制上会馆戏楼保持和发扬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民族形式，有单檐歇山式、重檐歇山式、硬山式、悬山式、卷棚式、歇山卷棚结合式、硬山卷棚结合式等。从建筑材料上看，有木结构、砖木结构、石木结构、土木结构等。从观演关系看，有伸出式三面观舞台、有封闭式一面观舞台，有露天室外剧场，有顶棚室内剧场。为了增强视听效果，许多会馆戏楼内顶还装有圆形、八角形或八卦形藻井，并在戏楼台口两侧建有增加音响效果的八字形音墙。酷爱家乡戏曲的山西商人，对会馆戏楼的建设极为看重，不惜投入巨资，全力打造。戏楼屋顶普遍用琉璃瓦覆盖，有宝瓶、鸱吻、鸟兽、人物、花卉等装饰，戏楼楣枋、斗拱、雀替、藻井、隔扇等处或绘画或木雕，布满花草瑞兽、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等图案。因此会馆戏楼不仅宏伟壮观，造型别致，而且色彩斑斓，富丽堂皇。

由山西平阳府20余县商人联建的北京平阳会馆，内有戏楼一座，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历史最早，建筑最为讲究的室内剧场。戏楼为卷棚前后双步廊悬山式建筑。舞台为正方形上中下三层结构，有方形孔道上下相通。舞台面积约50平方米，上层正面有三个木雕花纹的伊斯兰风格门窗。舞台为伸出式，三面敞开，正面及两侧建有上下两层看楼。两侧看楼面阔五间，长约17米，宽约3米，正面看楼面阔三间，中间一间突出，面积宽敞，上有垂花罩棚装饰。据传说，慈禧太后在此看过戏。三面看楼护栏有雕花栏板和望柱，四角设有楼梯，供观众上下。舞台两侧的墙壁上绘有壁画，设有神龛供祭祀神祖之用。看池为长方形，东西长约12米，南北约10米，看池和看楼可容纳观众数百人。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内，有一座气势宏伟，飞檐凌空的戏楼，又名悬鉴楼、八卦楼。该戏楼兴建于清嘉庆元年（1796年）竣工于道光元年（1821年）历时25年。楼高三层，坐南面北，一层为会馆山门，二层为戏台，三层为带回廊的房间。楼长18米，宽15米，高约30米。三重檐歇山琉璃顶。二十四根大柱把巨大的三层戏楼凌空托起，柱下有双层石柱础，上层为鼓形，下层为须弥座。柱础分别雕牡丹、石榴、松、鹤、鹿、麒麟、龙、虎、狮、马、牛、蝙蝠等吉祥物。台口四根石檐柱上草书镌刻两副楹联：“幻即是真，世态人情，描写得淋漓尽致；今亦犹昔，新闻旧事，扮演来毫发无差。”“还将旧事从新演，聊借俳优做古人。”台口上方悬挂一块道光二十四（1844年）浩生社敬献之巨匾，匾週以暗八仙饰边，中刻“悬鉴楼”三字。三字据传出于明末清初山西太原书法家傅山之手，其用笔奇巧，潇洒遒劲，润燥兼收。此匾以鉴命楼，点明戏楼更高一层功能即教化众生之作用，大大提高了戏楼的艺术品位。戏台上下布满用浮雕、深浮雕，多层次浮雕等技法雕作的木、石图案，其内容多为传统戏曲故事，如《白蛇传》中《借伞》、《采药》、《水漫金山》等情景。戏楼正脊正中立一三重檐玻璃楼阁，内刻“天五尺”三字。两侧为狮驮宝瓶及十二仙人。两端大吻为仿金、元时代龙吻形象，盘腾相向而峙。垂脊和戗脊上均有牡丹、卷草图案和奔狮，龙首套兽，武士等装饰。檐下为五彩斗拱，斗拱昂嘴雕饰各种瑞兽。戏楼东西两面为上下两层、面阔十三间的看楼，戏场院用青石铺地，平坦宽敞，可容纳万名观众，故称“万人庭院”。旧时，每逢农历五月十三日祭祀关羽大典之后，会馆均要演戏三日，方圆百里的群众都要赶来烧香祭神，看戏娱乐。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是一处水陆交通要塞和商品集散地，以老子、曹操、华佗之故里而闻名。山西商人早在明中叶就来此地经商。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山西药商与陕西药商联合在县城西北隅修建了山陕会馆。康熙十五年（1676年）在会馆内修建了戏楼。戏楼坐南朝北，与关帝大殿遥相呼应，其背部与会馆山门建为一体，为三层牌坊式结构。青石为柱，水磨青砖砌墙。戏楼建筑精致，装饰华丽，尤以砖木雕刻彩绘最为精美，故当地人称之为“花戏楼”。戏楼台面由六根抱柱支撑，翼角飞翘，台口前伸，三面敞开。台上木屏风雕二龙戏珠图案，屏风上方悬“演古吟风”匾额，上下场门楣书有“想当然”、“莫须有”，耐人寻味。台口抱柱上书有楹联“一曲阳春唤醒今古梦，两般面貌做尽忠奸情。”在戏台梁柱等木构件上雕刻彩绘各类故事50多幅，其中三国故事有：赵子龙大战长坂坡、诸葛亮舌战群儒、蒋干盗书、三英战吕布、连环计、空城计、关羽千里走单骑、华容道义释曹操等35幅。戏台前檐垂花柱上方圆雕长坂坡，是一幅赵云单骑救主的长卷式画面。高约一尺，宽约四尺的有限空间，从上至下分几个层次刻画了30多个人物。中间赵云骑在四蹄腾空的白马上，怀抱阿斗，奋力拼杀；迎面一穿红袍者是曹操，正在挥手发令；四周曹军马步将士，将赵云团团围住，挥枪舞刀，呐喊冲杀。整个作品场面宏大，层次清晰，人物传神，极具动感，给人留下极为强烈的印象。在戏楼背面（即会馆山门）的墙面上，布满了镂空精雕、细腻绝妙的砖雕艺术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刘备请诸葛的“三顾茅庐”、郭子仪庆寿的“全家福”、包公“寒窑迎太后”的戏文；有文人逸事的“四爱图”、“三酸图”；有传说中的神仙故事“魁星图”、“烂柯图”等；还有“九狮图”、“双凤戏牡丹”、“松鹤延年”、“葵花向阳”等50余种瑞兽花卉图案。琳琅满目，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郭子仪上寿”图。唐朝中兴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端坐厅堂正中，面带微笑，敦厚慈祥，俨然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寿星形象。两旁七子八婿、文武百官，或骑马、或步行，陆续前来朝拜祝贺，场面热烈。左上角雕一组扶老携幼看热闹的人群，更增加了欢乐气氛。技艺高超的工匠将40多个各具神态的人物形象雕刻在高不及二尺，宽不到七尺的墙面上，并衬以用镂空手法雕刻的亭台楼阁，花草树木，丝毫不显得繁乱拥挤，反而使画面向不同的纵深方向发展延伸，从而取得了使观者产生更多联想的艺术效果。

苏州是我国华东地区重要的繁华商埠，向为山西商人瞩目。明中叶实行“开中法”，山西商人纷纷南下，苏州是山西商人云集的城市之一。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春，由山西商人集资在苏州城外山塘半塘桥开工兴建山西会馆，历时12年，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秋，才竣工建成。咸丰十年（1860年），清军与太平军作战时，将此会馆焚烧。光绪五年（1879年），山西汇票、办货、印帐三帮客商再次集资，购置苏州城内平江路中张家巷旧庭院宅，新建会馆，名为全晋会馆，又称三晋会馆。此工程用了33年时间，直至民国元年（1912年）才大功告成。会馆内建有一座造型别致的戏楼，坐南朝北，与关帝殿相对，单檐歇山顶。台基高2.7米，台宽6.5米，进深6.24米。两根朱红明柱托顶。台边围有俗称“吴王靠”的弓形栏杆，形成约36平方米的正方形舞台。台顶屋面覆盖黑筒瓦，龙形吻脊，飞檐翘角。檐下额枋缀饰浮雕双凤对翔、二龙戏珠、金狮倒垂台柱，蝙蝠静伏裙壁。台顶中心为造型结构十分奇特的“鸡笼顶”藻井。藻井内壁将324只黑色浅雕蝙蝠和306朵金黄色园雕云头镶嵌在由数百块黑色小板拼成的底板上，分别排成18只黑色蝙蝠图案和十八块金黄色云头图案，相依相绕，盘旋18圈，汇集在藻井顶端中央铜镜上。整个“鸡笼顶”用大红底色做烘托。铜镜与四方形的台面上下对照呼应，构成天圆地方、天动地静的意境。这种高超的建筑手法，不仅使戏楼壮丽美观，而且应用了声学原理，使演唱者的声音产生共鸣，从而得到余音绕梁的音响效果。这座戏楼受到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和赞赏，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说：“苏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我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几乎每次都让客人们惊叹不已。尤其是那个精美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三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做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

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有一座造型独特的倒坐戏楼，坐东朝西、台基高2米，为三层三间重檐歇山建筑，上连以遮雨过楼同山门相接。正脊为歇山式，又与左右各出歇山，朝东北、东南方向各伸出两个挑角，朝西北、西南方向各伸出三个挑角，呈十翼角。看去如凤凰展翅，似俊鸟争飞，显示出生气勃勃的气势。戏楼正面为三间台口，檐下五块木质额枋，透雕有“福禄寿”三星及人物、飞龙、花卉等。檩条有彩绘《桃园结义》、《三战吕布》、《赠赤兔马》、《斩颜良》、《封金挂印》、《灞桥挑袍》、《古城相会》等颂扬关羽的戏画。八根檐柱上刻有楹联两副，其中一联为“宫商合奏，赏心时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扮演成文，快意在坦途骏马、高帆顺风”。此联隐含儒、商并重之意，并体现了山西商人的理想与追求。戏台藻井，彩绘着团鹤祥云，似有福比天高之意。特别是精工细作的复台结构，更是比较少见。它不仅可以与北京颐和园中的德和园大戏台相媲美，而且还可以和故宫的淑芳斋戏台争高低。该戏楼始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重修，据《重修山陕会馆戏台山门钟鼓亭记》碑文记载：“斯役也，梓匠觅自汾阳，梁栋来自终南，积虑劳心以有今日。今众商聚集其中者，肫然蔼然，如处秦山晋水间。“遍观其戏台，基广十数弓，高出云表，前三楹与正殿对峙。上可容梨园子弟百余。岁时报赛，霓裳羽衣争辉于金碧璀璨中，虽天上琼楼玉宇何让焉”。在戏楼后台的南、北、东三面墙壁和两侧室内四壁上，至今留有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到民国八年（1919年）山西、山东等省戏曲班社艺人在此演出的许多舞台题记，其中涉及山西戏班的有多处，如光绪口年十月，山西泽州府凤台县（今晋城）全盛班演出了《一捧雪》、《二进宫》、《三上殿》、《四才子》、《五神宫》、《六人节》、《七人贤》、《八仙图》、《九连灯》、《十美镜》等剧目。这些题记，对研究我国戏曲史有着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伫立在宽敞的戏场院中，凝视着这座由家乡工匠修造的戏楼，遥想当年家乡戏班在此演出的盛况，那铿锵有力、慷慨激越、热耳酸心的梆子腔声仿佛回荡在耳边，久久不能散去。

在甘肃、新疆、内蒙、辽宁等边远地区也有不少晋商会馆戏楼，至今保存完好且具有代表性的是甘肃张掖山西会馆戏楼和内蒙多伦山西会馆戏楼。

张掖山西会馆戏楼始建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戏楼坐东朝西，建在山门之上。砖木结构，青筒瓦覆盖，屋脊龙兽陶楼装饰。额枋、斗拱、雀替木雕彩绘，装饰华丽。四

山东聊城山陕会馆

根明柱支撑梁架，台口用木雕裙板装饰，并围有栏杆。戏楼通高10米，宽8.25米，深4.25米。戏楼两侧建有面阔七间高两层的看楼，戏楼前的庭院可容纳千余人。

内蒙多伦山西会馆戏楼，俗称“水镜台”，始建于清乾隆十年（1745年），道光年间和民国年间曾做过两次大的修缮。戏楼坐南面北，台基用长方形条石砌成，高约八尺，呈凸字型，两旁有阶梯上下。两根大红明柱支撑台顶前半部分，楼顶四角飞檐高翘，斗拱、梁架均施彩绘。戏楼正中悬挂雕刻鎏金花边的长方形匾额，上书“水镜台”三个大字。会馆院内还有一座小戏台，其建筑形式同大戏台相似，是专供会首及家眷内部看戏的演出场所。据传，多伦的山西客商每年都要邀请张家口的山西梆子戏班来此演出两、三个月，而且演出剧目不得重复。

商路即戏路。热爱家乡、热爱家乡戏曲的晋商是山西戏曲的支持者和传播者。他们不仅在本省不惜重金修盖戏台，组建戏班，创办科班，促进了山西戏曲的发展和繁荣，而且他们走到哪里，就把具有本土特色的戏楼盖到哪里，并把家乡戏班带到哪里。商以戏繁荣，戏以商远播。晋商是山西戏曲的经济支柱，也是山西戏曲走向全国的重要桥梁。晋商将山西戏曲推向全国，通过与各地的戏曲文化相互交流。既促进了自身艺术的提高，也对各地戏曲艺术的繁荣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如河北梆子、河北西调、山东枣梆、内蒙二人台、辽宁喇叭戏等就是受山西戏曲的影响而形成的地方戏。晋商为山西戏曲文化乃至全国戏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晋商热爱戏曲艺术、支持戏曲艺术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山东聊城山陕会馆

六底蕴深厚弥足珍贵

晋商会馆是晋商当年驰骋天下，搏击商海的真实记录，是我们了解晋商，认识晋商文化、三晋文化难得的活教材，也是研究明清以至近代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活化石、活典籍。

晋商会馆所包容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其文化底蕴也非常厚重，它涉及到宗教、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商贸、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民风民俗、民间艺术、建筑艺术等诸多领域。晋商会馆可供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人们可以从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学、商业学等方面进行研究，也可以从建筑学、艺术学、戏剧学、美学的角度深入探讨。可以说，晋商会馆像一部读不完的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

晋商会馆作为晋商为我们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十分珍贵。这种珍贵绝不仅仅表现在物质形态上，更为珍贵的是它使我们强烈感受到蕴藏在晋商会馆中的那种令人震撼和令人敬佩的晋商精神——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闯荡天下的开拓精神，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诚实守信的仁义精神，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不甘人后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伟大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华民族永远强盛的根基和灵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今时代，特别需要继承和弘扬这种精神。

有一种财富叫精神。记载着山西商人智慧和传奇的晋商会馆，作为物质形态，虽大都已消失，但体现在晋商会馆中的晋商精神，却永远不会消失。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笔无比珍贵的财富将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晋商会馆》一书即将出版，仓促写下以上文字，谨为对晋商会馆的一点粗浅感受，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来源：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