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云南农场干部的回忆：我同“知青”相处的日日夜夜|云南农场|云南省|再教育|知识青年|知青|连里

为了扩大橡胶建设规模，1970年11月，一师六团增建了八、九、十、二十营，当时我被调任八营三连指导员。之前，我在一团二营一连担任副指导员职务。

来到新建点之后，我们立即投入了紧张、艰苦的营建工作。根据营理布置，我们首先抓紧了房建工作，因为大批知识青年行将到来，住房问题迫在眉睫。

那时“知青”上山下乡是党中央“战略部署”，迎接和安置“知青”是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层层下达的；此事不敢含糊苟且，我们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去执行了。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参加营建的全体老同志风餐露宿，白天黑夜地干，在极其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很快地建起了一幢伙房和两幢住房，虽说是竹包、茅草建构，但总算有了安身之所，而且利利索索地完成了“战略任务”，因此大家高兴，领导们也深感莫大的欣慰。

从1971年1月起，各地“知青”陆续来到农场，首批是上海川沙，继之四川重庆，第三批上海嘉定；三连前后分来“知青”共80余人。在抽调来参加组建新连的老同志中，也有部分北京、昆明原先来农场的“知青”。这样，在我们这个基层连队里，全国各地“知青”汇合，可谓“五湖四海，天涯比邻”了。

“知青”大批来场，职工规模扩大，领导的工作量也随之成倍增加了。按那时的提法，我们的责任是对“知青”实行“再教育”。当时我对“再教育”的理解是这样的：团结、帮助他们，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并逐步加深与劳动者的感情。“知青”从繁华闹市来到偏僻边疆，这种生活环境上的重大转折不是他们每个人都能一下子接受得了的，因此“知青”刚来的一段时期，我们工作的重点是爱护和关心他们，帮助他们适应环境，适应新的生活。

记得重庆“知青”刚来到农场的那天，车子停在了大山脚下，小青年们刹时一个个愣住了，他们无法想象，一向神往的西双版纳竟然是一片荒凉。一时间，哭的哭，闹的闹，一个个耍着脾气就是不下车。

如此僵局一直过了很长时间，我们轻言絮语，苦口婆心，真正拿出了“哄”孩子的一套套看家本领，终于把他们一个个劝下了车，安抚着他们吃了饭，入了睡，尴尬局面才总算有了个收场。

据护送人员介绍，“知青”们身处社会变革期，大多数人见过世面，因此，他们都是有些“脾气”的。但是，这些少男少女们对生活充满着理想和信心，一个个都想要干一番事业而不愿枉为一生。有个知青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人生只有在不倦怠的奋斗中才能闪光，骨气也只有在艰苦磨炼中才可能铸就。”我生长在雨前，但志向却在祖国遥远的南疆。“广大知青就是怀着一腔抱负和炽热情在下乡报名表上填上自己名字的。当然“知青”中有消极一面，主要表现为：遵守纪律差，义气用事，喜欢拉“吃吃”；“知青”部落群中不时的纷争和斗殴就是在这些“吃吃”的背景下形成的。

“知青”来场后，在“再教育”工作上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发展其积极面，转化消极面，要热情不要冷漠，要关心不要歧视。当时所谓“转化”，一是转化“知青”总体上消极一面，二是转化“知青”中的消极成分。“知青”来场8年，我们“转”出成绩，“转”出了与“知青”日益深厚的情谊。

组建初期农场的生活境况，可谓苦不堪言；食，不足以饱肚充肠；住，不足以避雨遮风。这种苦头偏偏“知青”来就碰上了。与“知青”相比较，在对付“苦头”上我们老同志是多少有些经验的，所以大家把同情和关心更多地留给了这些未经风雨的“知青”们。

从老单位过来时，我们多少带来了一些花生、黄豆和菜油等，但大家舍不得吃上点滴，硬是一直留存到了“知青”来到连队的时候，有一段日子，我们从50公里外的县城买回了几罐咸菜，酸甜麻辣五味皆俱，来自天南海北的“知青”们，各对其“味”，吃得大家欢欢喜喜，赞不绝口。

为了从根本上改善连队生活条件，我们号召全队职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组织“知青”开荒、备耕，平整菜地，种植农作物。我们未曾料到，这种生产自救活动竟然一下子就把广大“知青”动员起来了。1971年里，全体职工干得热火朝天，当丰收季节到来时候，“知青”们一个个脸晒黑了，手掌变粗糙了，与此同时，劳动也熟练了。面对丰收景象，大家笑逐颜开，有位“知青”拔起一窝结满籽粒的花生，满怀激情昂首呼喊着：“伙计们，看，这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奇迹！”

有一天一位“知青”没头没脑对我提了一个问题：“指导员，你说什么叫幸福？”我一时咬唇不语，反问他：“你说呢？”这小家笑着回答道：“创造就是幸福，通过创造而有所收获是幸福中最大的幸福。”你听，说得多么生动，多么贴切！小青年发表完议论之后，我于感动之中思想上也冒出了“火花”，“知青”们成长了，进步了，这也是一种收获，一种幸福呀。

第一批“知青”来到连队的时候，刚跨进我们新建的草房就哇哇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这哪里是什么房子，这哪里是住人的地方。当时我想，小青年们哭得不无道理。在繁华闹市里，这种四通八亮的竹笆草房。恐怕到历史博物馆里也无法找到。可是房子无论怎样的寒酸，也是我们在含辛茹苦中建造起来的呀，“知青”们看不起来，而我们住着却有感情。看来关键所在还是一个“感情”问题。

以后，我经常跟“知青”们讲述初来连队时老同志们作风混乱、艰苦奋战的精神情况，“知青”们听了后很受感触。面对困难，新老之间感情上渐渐地贴近了。当时第一批来场的“知青”们提出，他们也要学着建造一幢茅房，以迎接第二批“知青”的到来。

时逢新春佳节，连里拿不出鱼肉来供大家分享，于是这个“年”也就只好在繁忙之中草率打发了。那几天里，“知青”们忙着伐木劈竹、编织草堆，正在忙不迭的时候，附近爱尼族村寨的村民们成群结伴支援我们来了。

建造竹笆茅草房，是爱尼人的拿手活计，你就说打草堆，那手指的轻快利索，真叫你看得两眼发花。“知青”们一个个看呆了，连声叹着：神奇啊，真够神奇。有个“知青”紧紧握着一个爱尼汉子的手说：“老庚（友好的称呼）真伟大”。

其实我们的“知青”也是心灵手巧的，没来几个回合，他们的十个手指也照样能在茅草与竹篾之间翩翩起舞了。经过近两个月的突击苦战，第二批住房很快落成。当第二批“知青”来到连队时，我们这些首批建筑“工匠”们抓紧机会展开了宣传——这个说“你打过草堆吗？那非凡功夫够你学十天半月”，那个说“到底把你们给等来了，但千万不要忘记，这草屋是谁营造起来的。”“知青”迎“知青”，那气氛确实是热烈的，说来也怪，这回除了一片欢声笑语外，很少听到“哇哇”的哭闹声了。

“知青”来场8年，在他们的手中，从茅草房到土坯房到砖瓦房，不知道筑了多少幢又多少平方，期间不知练出了多少玩泥刀，弄斧凿的能工巧匠。知识青年来农场仅两三年后，这里的桌、柜、床、椅等一应家具从结构到款式年年翻新，其中不少是我们的“知青”们设计并制作而成的。从房屋建筑到家具制作，其间样样宗亲，无不生动地反映了“知青”的成长和进步。

70年代中期，部分“知青”情绪易于激愤，有的甚至专爱惹是生非，因此一段时期打架斗殴事件连续不断发生，轻者在自己“围子”里斗，重者跑到“围子”外边去斗，如此种种，说得大多数人很不安宁。对于“知青”中的不良表现，我们领导在看法和处理方式上是不尽相同的。例如有的同志提出，对少数寻事生非者，要采取措施整治整治；有的提议各单位采取“封闭”，减少“知青”往来等办法；更多的则倾向于采取积极措施，做好转化工作。对于少数“劣迹”青年，要主动接近他们，热情关心和帮助他们，领导们认识统一后，连、排干部分散到各班组，一方面展开工作局面，同时采取“一对一”的方式重点做好消极成分的转化工作。

“知青”朱××，经常带着人去外单位打架闹事，连队里拿这个“疙瘩”实在是束手无策了。有一次，朱××把一无辜者当场打得昏死，送进医院后院方当即下了“病危”通知书。矛盾由此进一步激化，一些单位的“知青”趁机到三连来闹事。情势危急之中，我们一方面保护好朱××，一方面耐心规劝外单位“知青”，请他们先回去，朱××打人之事容我们严肃认真处理。诚心是能感化人的，这些小家伙握着拳头气势汹汹而来，通过“感化”后摇着手高高兴兴离去了。朱××因受保护感化尤深，连里趁着“火候”对他进行了大量工作，这个“疙瘩”终于松动了。朱××是“知青”消极面中的核心人物，他的转变给全连“转化”工作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在一次全连大会上，朱××淋漓痛快地向大家作了检查，并表示愿意接受大家的“批判”。朱××居然愿意接受批判，这是我们未曾料到的，我们没有批判他，而是更加关心和爱护他了。

1973年冬天里，连里开展梯田会战，我们连里的“四大金刚”（原来的“疙瘩”人物）在连队的突击营中成了全连风云人物。有几天里，连里发现他们经常去买南瓜、芋头等来夜里煮吃，不用问，小家伙们一定是粮食不够吃了。大会上我只作了稍许动员，全连广大“知青”纷纷支援，一下子，80多斤饭票便送到了他们手中，这次“感化”面遍及全连“知青”，那情景是十分动人的。

事后在一次交谈中我问朱××：“索取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用拳头威胁，一种是被感动后热忱相送，你们说哪种方法好？”几个小青年的回答是十分令人满意的，“最好是自己用双手创造。”

1972年以来，在营党委“白天治坡，晚上治窝”的号召下，我们全连“知青”一个个生龙活虎，许多人歇工了喊死不下山，有的人生病了也不愿离开工地。1974年9月，我调离三连到25营工作，临行前“知青”们获连长批准后要杀一头肥猪来欢送我。感动之余，我耐心对他们进行了说服工作，建议把猪留到国庆那天，大家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为支持我搞好新单位的营建工作，八营三连“知青”全体出动，砍了几车木料送到25营，我们机关里的办公桌椅，就是这几车木料做成的。

1979年，“知青”纷纷回城。“知青”回城后，我们老同志骤然感到了一种寂寞，以后天各一方，我们思念“知青”，“知青”也思念我们。

1985年，我陪爱人到昆明看病，千里外的重庆“知青”娃儿们得知此情后，便立即发电报邀请我们到重庆一聚。到重庆后，热心的娃儿们早已候在车站了。

重庆一聚，感情是凝重的。“知青”们的带着我爱人去医院看病，有的陪着我四处游玩；他们早晚问寒问暖，关心备至，真叫我们两口子感激不尽。在一次聚会中，大家七言八语，但主题集中，谈的都是农场的情况。有的问：我们老营长近来身体好否？有的问：而今马鹿塘变成啥样子了？有的问：我亲手定值的××山××带的橡胶树长得有多高多粗了……

种种询问中，提得最多的是农场里留下的老同志；从营长、连长到老张、老李，有的甚至问起了“我干爹、干妈”，“我曾经恋爱过的那一位”。听得出，“知青”们对农场的思念是深沉的，而且思念的也绝非一人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