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润海与乔嘉瑞
《乔嘉瑞文艺理论集·长短集》述要（2)：
他对改革的“说长道短”，
是难得的善言
曲润海/文
八十年代以来，文化艺术的改革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乃至文化官员或管文化官员的官员有无政绩或政绩大小的尺子，因此任何人都不敢不讲改革、不敢不抓改革。“乔老爷”也不能例外。
读乔嘉瑞的文章，我发现，他讲的改革年份不只是三十年，而是六十年。他首先讲一个改革的基础，即有的可改和为什么说不改革不行了。他不否定五十年代的“三改”（改制、改戏、改人），不是按流行的说法，一股脑儿把五十年代的“戏改”说成一无是处的“计划经济”。他对五十年代的改革持分析态度。
他首先分析历史的成因，说五十年代绝大部分国有性质的剧团，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而历史性地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夺取政权后的历史产物。“戏改”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从根本上促使京剧、昆曲这样的大剧种杨柳翻新，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拯救了一批中小剧种，使之日趋成熟。他认为当时这种体制的剧团有存在的意义：“站在今天望昨天，五十多年来，这些剧团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先进文化发展，为人民服务和为改革开放服务，做出了积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代新规要渐磨——国有剧团改革谈》）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一、繁荣演出市场；二、创作优秀剧目；三、传承中华文明；四、服务中心工作；五、促进文化交流。
那么，国有剧团为什么到了八十年代不改革不行了？他从云南京剧的源流说起。辛亥革命前夕，云南人民人心思变、人心思改，他们崇尚维新，向往改良，而当时的京剧又最少保守思想，最富于改革精神，同时，不少京剧演员大演时装戏、清装戏以及新编历史戏，以针砭时弊，支持革命和呼唤变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因推崇维新进而推崇京剧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京剧艺术本身，辛亥革命期间发展到相当成熟和兴旺的阶段，必然要四处流传，流入云南是京剧艺术兴旺发达的标志。京剧传入云南后，便和云南的地方戏曲打成一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众多出类拔萃的京剧演员荟萃昆明。相对安定的历史氛围，为京剧在云南提供了得以兴盛的条件。（《对云南京剧改革的思索》）
戏曲繁荣的标志，一看剧目，二是演员，三看市场。云南京剧继承下来众多的传统剧目，也创作和整理改编了一批新剧目，尤其是出现了在全国出类拔萃的关肃霜，走遍了中国的东南西北，并且走出了国门，好评如潮。然而到了八十年代，云南京剧渐渐出现衰势。
一曰不景气：首先是队伍不景气。八十年代云南省京剧院没有在全国小有名气的中青年演员。其次是剧目不景气，一方面编导薄弱，另一方面戏曲编导的重要性至今还不被许多演员和剧团领导人所认识。再次是上座不景气。
二曰不明白。不明白京剧正面临着对陈旧观念的改革；不明白当代戏曲必须坚持戏曲现代化这个大方向；不明白“文革”前云南京剧的黄金时代，是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因素促成的，而总是沿袭老方法来经营今天的院团；不明白关肃霜和他的剧团之所以成名，最根本的契机在于她的创新精神和拼搏精神；不明白今天的戏曲院团、剧目，要靠编、导、演、音、美整体综合的力量。这种种不明白，都是思想混乱的表现。思想混乱必然导致指挥失灵，战斗不利。
三曰不竞争。就是关门闭户，不接触外界，不向其他姊妹艺术借鉴学习，就是不求发展。这种老大思想，造成了顽固的保守心理，只知道老祖宗的东西，既看不起其他民族传统艺术，又盲目排斥外来艺术，自认为自己是最完美的艺术，无须改革。既然最完美，当然无须搞什么改革和竞赛了。这是一种潜在的危机。（《对云南京剧改革的思索》）
这一连串的“道短”，其实不只是云南京剧的现状，也是当时整个京剧乃至不少老剧种的状况。这种种情况表明，不改革实在不行了。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讲的改革是两层意义的改革，既有体制方面的改革，又有戏剧艺术本身的改革，他侧重谈的是后者，也就是艺术的建设。
这也就很自然地提出了改革或建设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国有剧团改革的目的，一言以蔽之，就是解放艺术生产力，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简而言之，就是剧团改革的成功与否，最后看是否出戏、出人才，而不是简单地减少几个剧团。减几个人。“平心而论，创作一部优秀的人民大众喜闻乐见且有卖点的戏剧作品，比起解散一个剧团、不知要困难多少倍！”（《一代新规要渐磨——国有剧团改革谈》）
在谈建设的时候，他特别强调戏曲的“现代化”，认为现代化是戏曲发展的大方向。无论是传统戏，新编历史剧，还是现代戏，都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剧场内的戏曲，必须和剧场外的时代风貌，人民的精神状态以及美学观点趋向一致。”现代化不只是编演现代戏，或在戏里运用现代器材。现代化需要人去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说，戏曲艺术能否现代化和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如何，取决于戏曲队伍的素质，而戏曲作家则是这支队伍的开路先锋，其素质尤为重要。（《戏曲也要面向现代化》）
而在素质的诸多方面，他特别强调现代意识：现实的主体意识，历史的反思意识，变革意识，民主与科学意识，法制观念，独立思考意识以及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高度责任感，等等。他不仅强调责任感，更强调剧作家的义务观念。他说义务观念是戏曲艺术中最为活跃的传统文化因素，所以文学的思考、形象的塑造，总是离不开对社会义务的执着关注。（《戏曲艺术与现代意识》）
这是从内容上说现代化，从形式上说也有个现代化的问题。为了表现和创造时代的美，为了用时代的美陶冶和感染观众，戏曲表演形式应该大胆突破。“戏曲只有在现有的表演程式的基础上不断改革、不断丰富、不断创新、不断突破，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戏曲也要面向现代化》）
对于戏曲史上出现的“形式大于内容”的现象，他并不认为是坏现象，否则，就无法理解戏曲流派的形成。但重要的是，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他们进入剧场，不仅也不可能只是去欣赏一招一式的程式美，他们欣赏和追求整体的美。同时，时代在发展，美也在发展，也在变化，前辈艺术家们所创造的美的形式，今天已不能尽善尽美地表现丰富多彩的当代生活了。因此，他更主张创新和突破。（《戏曲也要面向现代化》）
尽管乔嘉瑞谈改革侧重于艺术本身的改革，也并不回避体制改革的一些问题。他看到，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剧团体制的改革采取的是两种基本形式，即发展文化事业和发展文化产业。戏剧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决定了组织戏剧作品创作生产的剧团，既具有文化事业的公益性特征，又具有文化产业的效益性特征，而正是这两种特征使得国有剧团的体制改革呈现出许多特殊且复杂的因素。也正是这两种特征使得文化主管部门在制定戏剧建设的政策时，常会有失偏颇，令执行者不知所措。他举例说，一方面制定出台5年内打造50部国家的舞台艺术精品的政策，令全国戏剧工作者精神亢奋，决心为之努力拼搏；另一方面又制定出台5年内国有剧团逐步断奶断粮，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单位的政策，令戏剧工作者顿生后顾之忧。这真是“红灯绿灯一齐亮！”（《一代新规要渐磨——国有剧团改革谈》）
这里既说的是执行者——戏剧工作者的不理解，又说的是制订政策者的不切实际。这一段“说长道短”，很值得回味。那么，这种“红灯绿灯一齐亮”的局面，如何解决呢？他认为，首先要分析社会主义国度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价值取向、历史使命、社会任务的不同侧重，科学地区分国有剧团的事业和产业性质。同时又要认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不只是文化事业的职责，文化产业也同样负有启迪和审美的责任。在这一个共同的前提下，两种效益是能够统一起来的。（《一代新规要渐磨——国有剧团改革谈》）
不过，他的论述却是有侧重的。他虽然认为，国有剧团具有事业和产业双重特征，但究竟属于事业还是属于企业，要害在于戏剧艺术这种文化形态能否形成产业。能形成产业，当然就应是文化产业单位，不能形成则应该或只能划为事业单位。产业的特征是规模化生产，市场化运作，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的。而戏剧表演艺术是原创性的舞台演出，不可能一本万利，不可能进行规模化生产。在戏剧艺术的生产进程中，存在着商品性与意识形态性和艺术性的矛盾，对于这种矛盾，市场调节不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培养一代又一代“四有”公民，同时也是为着弘扬和传承中华文明、以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涨的对戏剧艺术的需求。“戏剧作品本身具有认识、教育和审美等功能，又具有娱乐和消遣等功能；既具有‘号角’和‘旗帜’的属性，又具有商品的属性。党和政府对其价值的考量标准是，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注重经济效益，并强调社会效益第一。况且一部分戏剧作品（如昆曲传统折子戏）和一些剧团（如天下第一团），本身的存在还具有文物的价值。简单地把国有剧团转制为民营剧团，或是简单地把国有剧团的事业身份转换为企业身份，以及简单地用国有企业的改革模式来改革国有剧团，这样做，确实是和优胜劣汰死活由之的市场规律接轨了，但势必会削弱建设先进文化的基础力量，会逐步缩小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因此他认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国有剧团的事业身份不宜也不应改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还欠发达的前提下，主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办好戏剧事业，当然也要鼓励企业集体和个人创办和兴办戏剧事业，但要实现大部分剧团转企改制，企业、集体、个人全面开花纷纷兴办戏剧事业的美好一幕，还为时尚早。（《一代新规要渐磨——国有剧团改革谈》）
也许有同志会觉得“乔老爷”没有市场观念，甚至是鄙弃市场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他在论述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大好形势时，讲了三点，即创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群众文艺活起来了；文艺市场活起来了。他并且举云南地方戏和民族戏的演出情况为例说，地方剧民族剧较之京剧话剧，市场前景总体看好。这是地方剧和民族剧发展的极大优势。他鼓励地方剧和民族剧，要克服那种恐市场症，要理直气壮地进入市场，在市场中不断发展自己，创造辉煌。（《步入新世纪的云南地方剧和民族剧》）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突出并强化了戏剧艺术的商品属性，对民族剧和地方剧来说是一种催生剂和生产力的解放，使之从讳言自身也是一种商品的传统价值取向中解脱出来，毫不羞涩地去市场里大显身手。（《步入新世纪的云南地方剧和民族剧》）他的一些话说得很刺激人。在《失落乎?回归矣!》一文中说到，有人认为剧团体制改革是失败的，他冷静地思考说，任何变革，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以一定的牺牲为其代价的，改革也不例外。“国粹”受到国民的冷落，京剧工作者有如从高峰跌到谷底，这也算是改革的一种成绩和进步。冷落和危机使京剧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跌到了实处，从教化的高台上跌到了充满竞争机制的文化市场中，这不是“失落”，而是“回归”，这正是新时期以来京剧事业的隐性进步。
乔嘉瑞是云南人，对云南戏剧的改革建设情有独钟，他的建言不少。以云南京剧为例，提出了他的意见。“我认为，80年代云南京剧的改革，其核心是云南京剧这个剧种的自身的改革。……但是，就剧种本身的改革和京剧院团体制的改革来说，后者相对容易，前者较为困难；后者短时期可以做到，前者必须进行长期的努力。”他认为“要彻底振兴云南的京剧事业，必须从改革京剧入手，坚持戏曲现代化的大方向，走一条立足当代，继承传统，领异标新，面向未来的道路。”（《对云南京剧改革的思索》）
乔嘉瑞对云南京剧的改革与建设的建言，对云南乃至省外的其他剧种特别是古老剧种也是有参考价值的，虽然不是开的万灵药方，却也摸到了一些共同的规律。特别是他的一些“揭短”的话，有些难听，有些刺激，但却是逆耳的忠言，慈悲的善言。戏剧艺术家，特别是管戏剧艺术家的官员，听听大有好处。
乔嘉瑞（笔名险渡），1948年1月8日生于昆明，籍贯山西，大学专科学历。 中国编剧、戏剧理论家。曾任云南省戏剧家协会原主席、一级编剧，获正高级专业职称。
长期从事戏剧理论研究，在《民族艺术研究》发表文章，首次提出关肃霜为京剧“全才型表演家”并定义其艺术流派。撰写《突破与局限——浅评滇剧 <瘦马御史> 》、《浅谈傣剧漂流及其走向》等文章，系统论述地方戏曲发展。
1980年，参与云南省京剧院排演的京剧《铡判官》的剧本移植整理工作，并对唱词进行修改，同时在剧中饰演五殿阎罗秦广辉。其编剧的广播连续剧《关肃霜》获得第五届“五个一工程”奖。创作的花灯剧《古湄歌》获得第六届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励基金奖。
作为云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曾接受专访，总结与讨论西部戏剧十年的发展 。2006年，在“中国戏曲剧种保护与发展座谈会”上，作为云南剧协主席介绍了傣剧、花灯等云南民族戏曲的保护现状。2023年，受邀在昆明老年大学京剧主题活动中，作为关肃霜的学生和研究者讲述关肃霜的艺术人生 。
持续进行戏剧评论写作，于2024年在《云南老年报》发表文章《皮黄舞台耳目新》。
主要作品：
乔嘉瑞撰写了多篇戏剧理论论文，包括《突破与局限——浅评滇剧〈瘦马御史〉》和《浅谈傣剧漂流及其走向》。
乔嘉瑞发表了《关肃霜舞台艺术是新时代的流派》、《发展京剧艺术 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皮黄舞台耳目新》等文章。
乔嘉瑞参与创作了广播剧《关肃霜》和花灯剧《古湄歌》。
社会活动：
2006年6月，乔嘉瑞作为云南剧协主席，在京参加了“中国戏曲剧种保护与发展座谈会”，并在会上介绍了云南省进入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的傣剧和花灯的生存状态 。
2010年，乔嘉瑞作为云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接受访谈，参与研讨活动，系统论述了西部戏剧十年的均衡发展，并针对云南建设文化桥头堡、培养编剧人才等问题提出了见解 。
2023年10月，乔嘉瑞应昆明老年大学邀请，在其举办的京剧主题活动中，作为关肃霜的学生和云南省戏剧家协会原主席，现场讲述和还原了关肃霜的传奇一生，并示范展示了关派京剧的舞台魅力。
获奖记录：
广播剧《关肃霜》获第五届（1995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花灯剧《古湄歌》和论文《语言与表现》获第六届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励基金奖。
曲润海（1936年10月12日——2025年4月21日)，男，汉族，山西定襄人，共产党员。1957年至196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山西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文化部党组成员、艺术局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党委书记。曾兼任中国歌剧舞剧院党委书记、代院长，中国演出管理中心主任，山西省艺术理论研究会会长、山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文化部文华奖评奖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担任过的社团职务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昆剧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顾问、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顾问。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曲润海参加工作后主要研究“山药蛋派” 和“晋军”作家作品。 1983年后主要研究表演艺术的创作和管理，并参与创办了表演艺术的全国最高政府奖“文华奖”。
曲润海笔名沱浪、居平，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评论集《思考·探索·前进》《山药蛋派作家作品论》，论文集《论综合治理振兴山西戏曲》《论表演艺术的改革与建设》《沙滩戏语》《王府学步》，剧本集《晋风戏稿》《旅燕戏稿》《曲润海剧本集•古代故事戏剧本》《曲润海剧本集•现代戏改编剧本》《曲润海剧本集•传统戏改编剧本》（上、下册），诗集《剧坛杂咏》，主编《中国文化艺术丛书》(十卷)等。
曲润海的戏曲剧本《富贵图》《桐叶记》《崔秀英》获文华新剧目奖、文华剧作奖，《金谷园》《日月图》《蝴蝶杯》分别获中国京剧节、艺术节、戏剧节剧目奖、演出奖，评论《高昂豪放顺畅如流——评文武斌的诗》获山西赵树理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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