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肖博裕来家里做客时，我的酒柜已经空了八瓶酒。
他站在玻璃门前，脸色一点点白下去，像是被人抽干了血。
“光誉，”他的声音有些抖，手指戳着那些空荡荡的格子，“这里头的酒呢？”
我正沏茶，随口应道：“昨天保姆招待亲戚，用了。”
茶壶悬在半空。
肖博裕转过身，眼睛死死盯着我，喉结上下滚动了几下。
“招待亲戚？”他重复了一遍，每个字都咬得很重，“你是说，黄姨拿这里头的酒招待亲戚？”
我点点头，继续倒水。
他突然几步跨过来，抓住我胳膊。茶壶晃了晃，热水溅在桌上。
“林光誉，”他连名带姓叫我，二十多年的交情里没几次这样，“你知道那八瓶酒值多少钱吗？”
我笑了：“老酒而已，能有多贵。”
肖博裕松开手，往后退了半步，抬手抹了把脸。他看看酒柜，又看看我，像是想从我脸上找出开玩笑的痕迹。
最后他说：“够在城郊换套别墅。”
水壶还在滋滋冒着热气。
我的手停在半空，滚烫的水汽扑在脸上，却觉得指尖发凉。
01
搬家后的第三个月，我终于把书房收拾妥帖。
最费心思的是那个定做的恒温酒柜。两米高，嵌入东墙，玻璃门厚实，灯光是柔和的暖黄色。里面分四层，摆着我这些年攒下的几十瓶老酒。
大多是些寻常货色，朋友送的，自己买的，年份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不等。摆在那里，更多是种念想。
唯独最上层靠右的八瓶不同。
它们单独占着一排，每瓶之间隔着寸许距离。
酒标泛黄，瓶身却干净透亮。
茅台两瓶，五粮液三瓶，剩下三瓶是地方老厂的孤品。
年份全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出生的前一年。
朋友老肖头一次见时，绕着酒柜走了三圈。
他弯腰凑近玻璃，鼻尖几乎要贴上去，看了足足十分钟。最后直起身，拍拍我肩膀：“光誉啊，你这八瓶，够当传家宝了。”
我当时笑他夸张。
酒是父亲留下的。
老爷子没什么嗜好，就爱攒点酒。
年轻时在供销社，有机会碰到好货就收一瓶，也不喝，就存着。
他走那年，我从老屋床底下拖出个旧木箱，里面整整齐齐码着这些瓶子。
箱子里有张纸条，父亲的字迹已经淡了：“给光誉结婚用。”
可我结婚时没用上，离婚时也没动过。
它们跟着我从老屋搬到楼房，又从楼房搬来这处新居。
每次搬家，我都亲自抱着那个木箱，像抱着什么易碎的秘密。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透过书房的百叶窗，在地板上切出明暗相间的条纹。
我拧开酒柜侧面的小门，取出软布和清洁剂，一瓶一瓶地擦拭。酒标上的金边有些剥落，瓶口的封蜡裂着细纹，像老人手上的斑。
擦到第三瓶时，我停下手。
忽然想起父亲坐在老屋门槛上的样子。
夏天傍晚，他摇着蒲扇，脚边摆着个搪瓷缸，里面是兑了水的散装白酒。
他抿一口，眯起眼，看巷子里的孩子跑来跑去。
那时我以为，所有爱酒的人，都是这样喝的。
02
黄玉香是妹妹香寒介绍来的。
香寒在电话里说得简单：“我们老乡，人老实，干活利索。丈夫走得早，儿子在老家搞装修，她出来挣点钱贴补。”
我问：“可靠吗？”
“我还能坑你？”香寒的语气淡了些，“你要不放心，就自己找。”
最后那句话里藏着刺。我和香寒这些年关系微妙，自从父亲遗产的事后，总觉得隔着层什么。她很少主动联系我，这次破例，我不好再推拒。
黄玉香五十五岁，个子不高，瘦，但手脚麻利。第一天来，她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在脑后挽成髻，用黑色网兜兜着。
我领她看各个房间，交代注意事项。说到书房时，我特意指了指酒柜：“这里头的东西不用动，我自己打理。”
她点点头，没说话。
接下来的日子，黄玉香确实如香寒所说——话少，勤快。
早晨七点半准时到，开门，换鞋，系上自带的碎花围裙。
先拖地，再擦桌，厨房的瓷砖缝都用旧牙刷清得干干净净。
她很少主动开口，我问一句，她答一句。声音轻，带着老家那边的口音，把“吃饭”说成“期饭”，“喝水”说成“豁水”。
有次我在书房整理旧书，她进来擦窗台。我正踮脚够顶层的一摞杂志，她默默搬来凳子，用抹布把凳子面擦了一遍，才递给我。
“谢谢。”我说。
她摇头，继续擦窗。阳光照在她侧脸上，能看见细细的皱纹，从眼角一直蔓延到鬓角。
那天我擦拭酒柜时，她进来送换洗的窗帘。
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才轻手轻脚走进来，把脏窗帘卷好，又从口袋里掏出块干净的细绒布，放在书桌边上。
“用这个，”她说，“不落絮。”
我接过来，确实比我的旧毛巾好用。擦到那八瓶酒时，她忽然开口：“这几瓶，摆得真齐整。”
我有些意外：“你懂酒？”
“不懂。”她搓了搓围裙角，“就是看着好看。我爹以前也爱攒两瓶，便宜的，过年才舍得开。”
她说完就抱着窗帘出去了，脚步轻得几乎听不见。
我站在酒柜前，看着那些瓶子。忽然觉得，父亲若还在，大概会喜欢这个保姆——都是话不多，埋头做事的人。
03
香寒的电话来得突然。
那天晚上十点多，我刚洗完澡，手机在茶几上震动。屏幕上跳动着“香寒”两个字，我愣了几秒才接起来。
“哥。”她的声音有些飘，像是喝了酒，又像是没睡醒。
“嗯，怎么了？”
“没怎么……”她停顿了一会儿，听筒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像是在摩挲什么布料，“就是问问你最近怎么样。”
“老样子。”我说，“你呢？”
“也老样子。”
对话在这里卡住。
我和香寒之间总是这样，明明是一母同胞，说起话来却像隔着层毛玻璃。
我知道她在怪我，怪父亲走时，老屋和那点存款大多留给了我。
虽然我当时提出分她一半，她只是冷笑：“爹给你的，我要来算什么？”
后来她嫁了马浩然，搬去城南，我们见面的次数更少了。逢年过节发条短信，生日时转个红包，仅此而已。
“黄姨在你那儿，还顺手吧？”她换了个话题。
“挺好啊，多谢你介绍。”
“那就好。”她又沉默了一会儿，“她人实在，就是命苦。儿子在老家娶媳妇，要盖新房，缺钱。”
我“嗯”了一声，不知道该接什么。
“哥。”香寒忽然叫得重了些，“你……你自己注意身体。少喝点酒，虽然你藏的那些都是好东西。”
这话听着别扭。香寒从不关心我喝不喝酒，甚至以前还说过“攒那些破瓶子有什么用”。
“知道了。”我说。
“那……我挂了。”
“好。”
电话切断前，我听见她那边传来很轻的叹息，像是憋了很久的一口气，终于吐了出来。
我握着手机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客厅没开主灯，只有落地灯投下一圈昏黄的光。酒柜在书房里，隔着半开的门，能看见玻璃上映出的模糊倒影。
忽然觉得，香寒这通电话，不像是问候，倒像是在确认什么。
04
黄玉香打扫书房时，总是格外小心。
她先用鸡毛掸子轻轻拂去书柜顶的灰，再跪在地上，一寸寸擦地板。
擦到酒柜前，她会停下手，仰头看一会儿。
那种眼神，像是在看庙里的神像，敬畏里带着点困惑。
有次我提早下班，进门时发现书房亮着灯。走过去一看，黄玉香站在酒柜前，手里握着抹布，却一动不动。
她背对着我，肩膀微微塌着。酒柜的暖光从玻璃透出来，在她蓝布衫上镀了层柔和的边。
“黄姨？”我唤了一声。
她猛地回过神，转身时有些慌乱，抹布掉在地上。
“林先生回来了。”她弯腰捡起抹布，在手里搓了搓，“我……我看这玻璃有点印子，想擦擦。”
我走到酒柜前，玻璃明明干净透亮。
“累了就歇会儿。”我说。
她摇摇头，拎着水桶出去了。走到门口时，又回头看了一眼酒柜。那一眼很快，像是怕被我察觉，但我还是看见了。
那天晚饭后，我在书房看书。黄玉香来送洗好的水果，在门口踌躇了一会儿。
“林先生，”她声音很轻，“您那些酒……很贵吧？”
我从书里抬起头。她站在光影交界处，半边脸在暗处，看不清表情。
“有些年头了，”我含糊道，“贵不贵的，也没打算卖。”
她点点头，手指揪着围裙边：“我儿子昨天来电话，说新房打地基了……钱还是不够。”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好说：“慢慢来，急不得。”
“是，急不得。”她重复了一遍，像是说给自己听。
第二天是周六，黄玉香休息。我睡到自然醒，去书房时，发现酒柜前的地板格外亮——她昨天应该来回擦了很多遍。
我打开酒柜，取出那八瓶中的一瓶。
瓶身冰凉，酒液在灯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
父亲当年买它时，大概也就我现在的年纪。
他会不会也这样，在某个无所事事的午后，把酒拿出来看看，再放回去？
电话响了，是肖博裕。他大嗓门穿透听筒：“光誉！下周我来找你，有个好东西给你看！”
“什么好东西？”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他卖关子，“对了，你那儿瓶七十年代的茅五，可给我留好了，别乱动啊！”
我笑着应了，挂掉电话。
酒瓶在手里转了转，又放回原处。软布擦过瓶口时，我忽然想起黄玉香那个眼神——不是贪婪，更像是一种深深的、无力的羡慕。
05
周末下午，我在书房赶一份报告。
电脑屏幕上的数字密密麻麻，看得眼睛发胀。
起身倒水时，看见黄玉香在客厅徘徊。
她平时这时候应该在擦厨房，今天却攥着抹布，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
“有事？”我问。
她转过身，脸上堆着笑，但那笑容很勉强，嘴角在抖：“林先生，打扰您了。就是……想跟您商量个事。”
“你说。”
“我老家来了几个亲戚。”她说得有些结巴，“远房的，好多年没走动了。他们今天到城里，想……想看看我。”
“好事啊，”我说，“那你今天早点下班，去接他们。”
“不是……”她搓着手，“他们大老远来，我想着……能不能在家里招待一顿便饭？就一顿，吃完我就收拾干净。”
我看了眼书房，报告还剩一半。明天要交，今晚恐怕得熬夜。
“行啊，”我挥挥手，“你用厨房就是。菜钱——”
“菜钱我出！”她急忙说，“我都买好了，在厨房放着呢。就是……就是想借个地方，显得体面点。”
我点点头，准备回书房。走到门口时，她又叫住我。
“林先生，”她声音更低了，眼睛往书房里瞟，“还有个不情之请……我那个远房表叔，年纪大了，就好一口酒。听说我在这家干活，主人家藏了好酒，就一直念叨……”
我脚步顿住。
“我就想……”她咽了口唾沫，“能不能……让他尝一小杯？就一小杯，我赔钱——”
“没事，”我打断她，心思还在未完成的报告上，“酒柜里的酒，你看着拿吧。别动最里面那八瓶就行，其他的随意。”
说完我就进了书房，关上门。
键盘敲击声重新响起。隔着门，能听见黄玉香在客厅站了一会儿，然后脚步声往厨房去了。
报告写到六点多，外面传来嘈杂声。人声，笑声，碗碟碰撞声。我戴上耳机，继续工作。
八点左右，声音渐渐小了。我伸个懒腰，推开书房门。
客厅已经收拾干净，餐桌光洁如新，空气里残留着淡淡的油烟味和酒气。黄玉香在厨房刷最后几个盘子，背对着我，动作有些慢。
“亲戚走了？”我问。
她肩膀一颤，手里的盘子差点滑落。稳住后，她没回头，只是“嗯”了一声。
“辛苦你了，”我说，“今天算加班，工资我另算。”
“不用不用，”她声音闷闷的，“应该的。”
我倒了杯水，经过酒柜时，无意间瞥了一眼。
暖黄色的灯光依旧，几十个瓶子静静地立着。我的目光扫过最上层，扫过那八个位置——
脚步停住了。
我眨眨眼，凑近玻璃。
空了。
八个格子，全空了。
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但很快又平复下来。大概是黄玉香拿出来招待，忘了放回去。她做事向来仔细，不会乱动东西。
我敲了敲厨房门：“黄姨，那几瓶酒你放哪儿了？酒柜里那八瓶。”
水龙头还开着，哗哗的水声里，她的背影僵了僵。
过了好几秒，她才关上水，转过身。围裙湿了一片，手上还滴着水。
“亲戚……亲戚喝着好，我就……就让他们带走了。”她说得很快，眼睛不敢看我，“对不起林先生，我明天就去买一样的补上，我——”
“带走了？”我皱眉。
“是……表叔实在喜欢，抱着瓶子不撒手，我……我不好意思要回来。”她语无伦次，“我赔钱，我赔……”
我看她急得脸都白了，反倒过意不去。几瓶老酒而已，父亲留下时也没说多珍贵。何况香寒介绍的人，总不会故意坑我。
“算了，”我摆摆手，“下次注意就行。”
她眼圈红了，连连鞠躬：“谢谢林先生，谢谢……”
我回到书房，关上门前，听见她在厨房里长长地、深深地吐了口气。
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
06
第二天是周日，我起得晚。
宿醉般的头痛——虽然昨晚滴酒未沾。大概是熬夜赶报告的后遗症。洗漱时，镜子里的人眼睛浮肿，眼下泛着青黑。
黄玉香已经来了，在阳台晒衣服。见我出来，她动作顿了顿，随后低下头，继续抖搂床单。
“林先生早。”她的声音比平时更轻。
“早。”
早餐是清粥小菜，她摆好碗筷就退到厨房去了。我喝粥时，能听见里面传来细细的、持续的水声——她在反复洗着什么。
十点左右，门铃响了。
黄玉香去开门，我听见肖博裕的大嗓门：“黄姨！光誉在家吧？”
“在的在的，肖先生请进。”
肖博裕风风火火闯进来，手里拎着个精致的木匣子。他五十出头，身材发福，但精神头足，笑起来眼睛眯成缝。
“来来来，给你看个宝贝！”他直奔书房，连鞋都没换。
我跟着进去，看他小心翼翼地把木匣放在书桌上。
打开，红绸衬里，躺着一瓶酒。
瓶型古朴，酒标几乎褪成白色，但上面的字迹还能辨认——是更早的年份。
“六三年的汾酒，”肖博裕得意洋洋，“我淘了小半年才弄到手。怎么样？”
我凑近看，确实品相极好：“不错，花了不少吧？”
“钱不是问题！”他搓搓手，眼睛发亮，“关键是缘分。哎，你那八瓶呢？拿出来，咱们比比！”
他转身走向酒柜，我正要说话——
“光誉。”
肖博裕的声音变了。
不是惊讶，不是疑问，而是一种近乎惊恐的凝滞。
我走过去。他站在酒柜前，背挺得笔直，一只手还搭在玻璃门上。透过玻璃，能看见他那张脸——血色正一点点褪去，从额头到下巴，白得像纸。
“怎么了？”我问。
他缓缓转过头，眼睛瞪得极大，瞳孔缩成两个黑点。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然后他猛地抓住我胳膊，力气大得吓人。
“酒呢？”他问，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这里头的酒呢？那八瓶？”
我被他抓得生疼：“昨天黄姨招待亲戚，拿去了——”
“拿去了？”他打断我，每个字都在抖，“你是说，黄姨拿这八瓶酒，招待亲戚？”
“是啊，怎么了——”
肖博裕松开我，往后退了两步。他抬手抹了把脸，手掌在颤抖。他看看酒柜，又看看我，像是想从我脸上找出开玩笑的痕迹。
最后他说：“林光誉，你知不知道，这八瓶酒值多少钱？”
我笑了：“老酒而已，能有多贵。我父亲留下的，又不是什么——”
“够在城郊换套别墅。”
他的话像一记闷棍，砸在我后脑勺上。
我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耳朵里嗡嗡作响，肖博裕的脸在视线里晃动，模糊又清晰。
“你说……什么？”我听见自己在问。
肖博裕一步跨到酒柜前，手指戳着玻璃，戳着那些空荡荡的格子：“这瓶！七九年的地方国营茅台，品相完美的，上个月拍卖会成交价二十八万！这瓶！同年的五粮液，酒线到颈，二十万起！还有这三瓶地方孤品，一套！一套啊！现在藏家到处找，开价百万都有人接！”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几乎是在吼。
“我上个月是不是跟你说，有买家想收？你跟我说是非卖品！非卖品！转头你就让保姆拿去招待亲戚？！”
我站在原地，动弹不得。
四肢冰凉，指尖发麻。那些数字在脑子里乱撞，二十八万，二十万，百万……加起来是多少？我没法算，数字太大，大得像假的。
“不可能，”我听见自己说，“就是普通老酒，我父亲留下的……”
“普通？”肖博裕苦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林光誉，你收藏这么多年，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七十年代末的老酒，保存完好的，现在是什么行情？啊？你随便问问行里人都知道！”
他抓住我肩膀，用力晃了晃：“酒呢？酒现在在哪儿？”
我机械地转头，看向厨房方向。
黄玉香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书房门口。她系着围裙，手里还攥着抹布，脸色惨白如纸。
她看着我，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总是低垂、总是躲闪的眼睛。
此刻里面全是恐惧。
07
肖博裕的反应比我快。
他松开我，几步冲到门口，堵住了黄玉香的去路。他个子高，身材又胖，往那儿一站，整个门框都被填满了。
“黄姨，”他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地上，“酒呢？”
黄玉香往后退，背抵着墙。她嘴唇哆嗦，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是喘不上气。
“我问你，”肖博裕往前逼近一步，“昨天你招待亲戚，拿的是不是酒柜最上层那八瓶？是不是？”
黄玉香闭上眼，眼泪从眼角滚下来。她点头，幅度小得几乎看不见。
“亲戚呢？”肖博裕追问，“酒是他们带走的？带去哪儿了？什么人？叫什么？住哪儿？”
一连串的问题砸过去，黄玉香只是摇头，拼命摇头。她蜷缩起来，像只被逼到角落的动物。
我走过去，拉开肖博裕：“老肖，你先冷静。”
“冷静？！”他甩开我的手，眼睛通红，“林光誉，那是几百万！不是几百块！你让我怎么冷静？！”
几百万。
这个词终于砸实了。不是几十万，是几百万。够在城郊买别墅，够我安安稳稳过下半辈子，够——够很多我想都不敢想的事。
可我父亲留下的，明明只是几瓶老酒。他当年买的时候，一瓶才几块钱。他存在床底下，存了一辈子，临走前写纸条说“给光誉结婚用”。
怎么会变成几百万？
“黄姨，”我开口，声音哑得自己都认不出，“你说实话。酒到底去哪儿了？”
她睁开眼，泪眼模糊地看着我。那张总是平静、总是恭顺的脸上，此刻全是裂痕。
“亲戚……带走了……”她重复着昨天的话，但语气虚得飘忽。
“什么亲戚？”我问，“叫什么名字？电话多少？我现在打给他们。”
她摇头，只是摇头。
肖博裕掏出手机：“报警吧。这属于盗窃，金额特别巨大，够判十年以上。”
“不要！”黄玉香尖叫起来，扑过来想抢手机，被肖博裕一把推开。
她跌坐在地上，围裙散开，头发也乱了。她仰头看着我，脸上涕泪横流：“林先生……求求您……别报警……我赔……我赔您钱……”
“你赔？”肖博裕冷笑，“你一个月工资多少？三千？四千？赔几百万？赔到死都赔不起！”
黄玉香浑身发抖。
她跪坐起来，双手合十，朝我作揖：“林先生……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动您的酒……可我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
“没办法？”我蹲下身，看着她的眼睛，“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她嘴唇翕动，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几次想开口，都没能发出声音。
最后，她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深吸一口气：“是……是香寒。”
我的呼吸停了。
“香寒让我拿的。”她说，声音低得像耳语，“她说……她男人出了事，等钱救命……”
肖博裕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书房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黄玉香的抽泣声，细碎，绵长，像钝刀子割着空气。
香寒。
我妹妹。
那个前天晚上还打电话来，让我“注意身体”的妹妹。
08
我让肖博裕先回去。
他临走前欲言又止，最后拍拍我肩膀：“需要帮忙随时打电话。报警……你再想想。”
门关上，屋子里只剩下我和黄玉香。
她还坐在地上，背靠着墙，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我倒了杯水递给她，她没接，只是摇头。
“说吧，”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从头说。”
黄玉香抹了把脸，开始断断续续地讲。
两个月前，香寒找到她。不是在电话里，是专门来了一趟，在她租的城中村小屋里。
“香寒脸色很不好，眼睛都是红的。”黄玉香声音发颤，“她说她男人马浩然做生意，被人骗了，欠了一屁股债。债主找上门，说不还钱就要他一只手。”
我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椅子扶手。
“她说走投无路了，能借的都借了，能卖的也都卖了，还差一大截。”黄玉香抬头看我，“后来她问我在您这儿干活，见没见过您藏的酒。”
我心脏一紧。
“我说见过，摆了一柜子。她就问，有没有特别老的，特别贵的。”黄玉香低下头，“我说我不懂，但林先生有几瓶，单独摆着，擦的时候特别小心。”
“她怎么说？”
“她没说话，就是哭。”黄玉香绞着围裙角，“哭了半天，才跟我说……说她从肖先生太太那儿听说，您那八瓶酒值天价。说要是能卖了，她家的债就能还清。”
肖博裕的太太。我想起来了，上个月家庭聚会，肖太太确实来过家里，在书房转了一圈，还夸我酒柜气派。
“她让你偷酒？”我问。
“不是偷！”黄玉香急急辩解，“她说……说让我跟您商量，看能不能借。可我知道，您不会答应的……那些酒您当宝贝，擦的时候眼神都不一样……”
她停顿了很久，才继续说：“后来她又来找我，说债主给最后期限了，再还不上，就要出人命。她跪下来求我，说只要我能把酒拿出来，她卖了钱分我两成。”
“你答应了。”
“我……”黄玉香眼泪又涌出来，“我儿子盖房，还差五万块钱……工头天天催……香寒说，两成至少几十万……我……我鬼迷心窍……”
所以昨天那出戏，全是编排好的。所谓的“远房亲戚”，就是香寒和马浩然。所谓的“招待”，就是为了名正言顺把酒拿走。
“酒呢？”我问，“现在在哪儿？”
“昨天就拿走了。”黄玉香声音越来越小，“香寒说……她有门路，能马上出手。说今天……今天就能拿到钱。”
我看了眼墙上的钟，下午两点。
“你联系她，”我说，“现在。”
黄玉香颤抖着掏出手机。那是个老旧的按键机，屏幕碎了角。她拨号，放在耳边，很快又放下。
“关机了。”她说。
我又让她打马浩然的电话。也是关机。
一连打了七八个，全是关机。
黄玉香握着手机，茫然地看着我：“昨天……昨天还好好的……说今天给我钱……”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楼下是小区花园，几个孩子在玩滑梯，笑声隐隐约约传上来。
阳光很好，世界一片明亮。
可我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
09
我没报警。
开车去城南的路上，这个念头一直盘旋在脑子里。
报警，警察立案，追查，也许能把酒找回来，也许不能。
但香寒会坐牢，马浩然也会。
他们还有个上初中的女儿。
那个孩子，叫我舅舅。每年春节，会给我发一条“舅舅新年快乐”的短信。
香寒住在城南的老小区，房子是马浩然父母留下的，六十多平，有些年头了。我把车停在巷口，徒步走进去。
楼道里堆着杂物，墙皮剥落。爬到四楼，敲门前，我停了几秒。
门开了。
是香寒。
她穿着家居服，头发凌乱，脸色蜡黄。看到我，她眼睛睁大，随即又黯淡下去。像是早就料到我会来，又像是希望我永远别来。
“哥。”她叫了一声，侧身让开。
我走进去。客厅很小，沙发旧得塌了半边，茶几上堆着药瓶和几张催款单。空气里有股霉味，混着廉价熏香的味道。
马浩然不在家。
“坐。”香寒说，声音干涩。
我没坐，站在客厅中央：“酒呢？”
她低下头，手指绞在一起。那双手很粗糙，关节粗大，指甲缝里有没洗干净的污渍。
“卖了。”她说。
“钱呢？”
“还债了。”
“还剩多少？”
她不说话了。
我走到她面前，强迫她抬头看我：“林香寒，你看着我。那八瓶酒值多少钱，你知道吗？”
她眼圈红了，眼泪涌上来，但没有掉下来：“知道……肖太太说，至少三百万。”
“三百万，”我重复，“你卖了多少钱？”
她嘴唇哆嗦，半晌才说：“一百八十万。”
我闭了闭眼。一百八十万，几乎是拦腰斩。
“债呢？”我问，“欠了多少？”
“两百四十万。”她声音越来越低，“还了一百八，还差六十万。债主说……再给一个月，不然……”
她没说完，但意思已经明了。
我在沙发上坐下，沙发弹簧硌得人难受。香寒站在我对面，像等待审判的犯人。
“为什么？”我问，“缺钱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
她笑了，那笑容比哭还难看：“跟你说？你会给吗？六十万，不是六万。你那些酒，宁可摆在柜子里看，也不会舍得卖。我说了，你顶多借我几万，杯水车薪。”
“可那是偷。”
“是，是偷。”她承认得干脆，“我没办法了，哥。浩然要是没了手，我们这个家就完了。丫丫还在上学，我不能让她有个残废的爹。”
她蹲下来，双手捂住脸，肩膀剧烈抖动。哭声压抑着，从指缝里漏出来，像受伤的动物呜咽。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知道那酒是爹留下的……可我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
我看着她。这个比我小八岁的妹妹，小时候跟在我屁股后面跑，摔倒了会哭，我会背她回家。后来我们都长大了，有了各自的生活，各自的难处。
父亲走时，把老屋和存款留给我，因为我是儿子，因为我在身边。
香寒嫁得远，回来得少。
她没争，但心里有怨。
这怨埋了十几年，终于在今天，以这种决绝的方式爆发。
“黄姨说，你答应分她两成。”我说。
香寒抬起头，满脸泪痕：“是，我说了。但钱……钱一到手，债主就来了，全拿走了。黄姨那份……我给不起了。”
“你把她也坑了。”
“我坑了所有人。”她喃喃道，“我自己也完了。”
客厅里安静下来。窗外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
我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银行卡，放在茶几上。
“这里有二十万，密码是我生日。”我说，“先还一部分，剩下的我再想办法。”
香寒愣住了，呆呆地看着那张卡。
“哥……”
“我不是为了你。”我打断她，“我是为了丫丫。”
我起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时，香寒叫住我。
“哥，”她声音很轻，“那些酒……对不起。”
我没回头，拉开门走了。
下楼时，脚步很沉。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虚浮，无力。
10
黄玉香走了。
第二天清早，我起床时，发现玄关的鞋柜上放着一串钥匙，还有一沓用牛皮纸包着的钱。打开数了数，六千块——是她两个月的工资。
她没留纸条，没发短信，就这样消失了。像一滴水蒸发在空气里，连痕迹都没留下。
我给香寒打电话，问黄姨的去向。香寒说她也不知道，昨天之后就没联系过。
“可能回老家了，”香寒说，“她儿子那边……估计也瞒不住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大片光斑。酒柜在书房门口，玻璃反射着光，刺得眼睛疼。
肖博裕后来又来了几次，每次都想劝我报警。我摇头，说算了。
“几百万啊光誉，”他痛心疾首，“你就这么算了？”
“不然呢？”我问，“把我妹妹送进去？把她家拆了？”
他无话可说，只能叹气。
后来他帮我联系了几个买家，把酒柜里剩下的老酒陆陆续续出了手。钱不多，五十来万，我都转给了香寒。
马浩然的债总算还清了。他来家里找过我一次，拎着水果和烟，站在门口不敢进来。我让他进来坐，他搓着手，一个劲儿说“对不起”。
“哥，这钱我们一定还，”他眼睛里有血丝，“我做牛做马也会还。”
我说不急，先把日子过稳当。
他走时，在门口站了很久，最后深深鞠了一躬。
书房里的酒柜空了。
我把柜子拆了，原处改成了书架，摆上这些年没空读的书。
偶尔夜深人静，我还会走到那里，看着那一排排书脊，想起曾经立在后面的那些瓶子。
父亲留下的八瓶酒，就这样没了。他攒了一辈子，我守了半辈子，最后变成了别人手里的钱，填了一个无底洞。
香寒后来来过一次，带了自己包的饺子。我们坐在餐桌两边，沉默地吃。饺子馅咸了，但我没说。
临走时，她站在门口，回头看我。
“哥，”她说，“等丫丫考上大学，我们就搬走。这房子卖了，钱还你。”
我点头，说好。
她走了，楼道里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关上门，回到客厅。夕阳西下，房间里昏黄一片。书架上那排书，在余晖里投下长长的影子。
忽然想起父亲老屋的门槛。夏天傍晚，他坐在那里，摇着蒲扇，脚边放着搪瓷缸。他抿一口酒，眯起眼，看巷子里的孩子跑来跑去。
现在我明白了——有些酒，不是用来喝的。
是用来藏的。藏久了，就成了心事。成了债。成了人与人之间，永远填不平的沟壑。
酒没了，债也没全清。我和香寒坐在各自的世界里，中间隔着那八只空瓶子的距离。
谁也没再提那场“亲戚”的饭局。
仿佛它从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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