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识潘玉良，都是从九十年代那部《画魂》来的，大家都记得那个敢画人体的倔强女画家。没人想到，1977年飘在巴黎的潘玉良，临终前攥着两样小东西说什么都要送回国内，指定要交给潘赞化潘玉良的身世到现在都没有定论，有人说她是镇江人，有人说扬州，也有说安徽的。目前公认的说法是她生于1895年，爹妈走得早，从小被亲舅舅养大。谁能想到舅舅嗜赌成性，输光家当之后，居然把不到十五岁的她卖去青楼抵债。
的后人。这两样东西跟着她走了大半辈子，从芜湖到上海，从中国到法国，藏着她这辈子最放不下的牵挂。她刚进青楼的时候就是个干杂活的烧火丫头，端茶洗衣挨骂是日常，换谁都受不了。她那时候年纪小胆子大，连着好几次逃跑，可每次都被抓回来，挨一顿毒打之后又得接着熬。老鸨后来看出她长得清秀嗓子又好，改了主意要把她培养成卖艺的艺妓。
她跟着老鸨安排的老师学京戏、弹琵琶、认曲谱，每天从早练到晚，手指都磨出了茧子。谁都没想到这段看似屈辱的经历，反倒给她打下了不错的艺术基础。她对线条节奏的敏感度，其实就是那时候一天天练出来的。
那时候芜湖是长江边的繁华码头，达官贵人、留学生进进出出，潘赞化就是在这里遇上她的。当时潘赞化刚从日本回来，当上了芜湖海关监督，赴宴的时候听她弹着琵琶唱“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一下子就听入了迷。潘赞化是桐城名门之后，参加过辛亥革命，见过世面，根本没把她当成低人一等的玩物。
他坐下来安安静静听潘玉良讲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开口问了一句，你想离开这里吗。潘玉良当场就掉了眼泪，说只要能走，怎么都愿意。潘赞化说到做到，出钱给她赎了身，带她去上海安了家，还给了她潘这个姓。
潘赞化没把她藏在后院当花瓶，反倒天天教她读书识字，带她看家里藏的西洋画和素描。潘玉良很快就迷上了画画，凭着一股劲儿考进了当时最前卫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那时候上海美专开人体写生课，好多女学生都红着脸躲，潘玉良偏不，硬着头皮站在画架前练。
后来学校要选作品参加展览，潘玉良干脆对着镜子画了一幅自己的裸体自画像，这操作放在九十多年前，简直是捅了守旧派的马蜂窝。有人骂她不知羞耻，可她根本不在乎，她只是想自己决定自己该怎么被人看。刘海粟特别看好她的才华，劝她去欧洲深造，潘赞化也支持，咬着牙给她凑了留学的学费。
她先去里昂美术学院打基础，后来转去巴黎美院，又去了罗马美术学院学雕塑。留学生活根本不像大家想的那么浪漫，国内汇款经常断供，她有时候连房租都交不起，只能靠给人画小肖像凑生活费。朋友劝她回国算了，她偏要硬扛，靠着这股倔劲儿，她的作品还拿了法国美术展的奖项，在欧洲站稳了脚跟。
1930年代初她带着一堆获奖作品回国，在上海南京办了好几个展览，看展的人挤破了门。可架不住守旧的人翻她的旧账，把她青楼出身的经历拿出来大做文章，骂声一浪高过一浪。加上潘家原配本来就不接纳她，里外夹击之下，她根本在国内待不下去，只能再次动身去巴黎，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潘赞化1959年在国内去世，那时候潘玉良远在巴黎，连准确的消息都很难及时收到。其实她这辈子一直想回国，五六十年代都好几次托人联系，想带着作品回去办展定居，可因为各种原因，终究没能踏出这一步。她在巴黎的住处简简单单，墙上挂着画，桌上堆着画具和药，只要精神好一点，她就会拿起笔画两笔，画的大多是记忆里的江南水巷。
1977年潘玉良已经八十多了，病情加重躺在病床上，她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她从箱底翻出藏了一辈子的两样东西，一只潘赞化送她的旧怀表，一条挂着两人小合影的项链，托好友一定要带回中国交给潘赞化的后人。这两样小东西不值钱，却是她和潘家、和故乡唯一的连结了。
其实潘玉良这一辈子，大半时间都在找归属感。她从小没爹没娘，连固定的名字都没有，身份换了一次又一次，从孤女到好多人聊起她的画，只说她大胆敢画人体，却很少能看懂她画里的劲儿。她从小就被迫活在男人的眼光里，身体是被观赏被买卖的商品，根本由不得自己。可她拿起画笔之后，反过来自己画自己，自己定义自己的身体，把命运的主动权抢了回来，这份清醒和倔强，在那个年代真的太少有。
艺妓到潘家媳妇再到画家，始终像飘在水上的浮萍。她把这两件信物还给潘家后人，其实也是给自己找一个归宿，证明她很多人喜欢把她和潘赞化的故事包装成浪漫爱情，其实不止这么简单。没有潘赞化，她根本走不出青楼，也不可能读书画画留洋，潘赞化是她人生的敲门砖。可这份依靠也成了她的枷锁，外界骂她靠男人，家里容不下她，最终把她逼去了异国。那个年代的女画家，光有才华根本不够，没有依托根本站不住脚，这个结构性的难处，放到现在看也挺让人唏嘘。
这辈子真的在潘家有过位置，这段缘分
有白来。潘玉良在巴黎去世后，她留下的几千幅作品都辗转回到了国内，那只怀表和项链也真的交到了潘家后人手上。现在去国内的美术馆，经常能看到她的作品，好多观众站在画前，只看到色彩和线条，不知道画布背后藏着这样一段从尘埃里爬起来，又飘了一辈子的倔强人生。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传奇女画家潘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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