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碎片化之后理解世界：让历史学成为我们走进他者的底色|历史学|布罗代尔|现象学|理解世界|碎片化|社会学

当我们今天谈起20世纪后期的法国历史学时，很容易用一个词来概括它的变化：碎片化。曾经的宏大总体史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看起来细小，甚至琐碎的主题：气味、童年、身体、死亡、日常生活。历史不再试图讲述一个整体的世界，而是不断进入局部、进入经验、进入那些曾经被忽略的角落。

在弗朗索瓦·多斯看来，这种转变意味着一种退却。在他1987年的著作《碎片化的历史学》中，历史学仿佛正在失去它曾经最重要的能力：整合。它不再能够像年鉴学派鼎盛时期那样，组织起一个跨越经济、社会与地理的总体结构，而逐渐变成一系列彼此分散、难以对话的研究碎片。这种判断并不难理解。毕竟，当一个学科不再提供“整体图景”，人们很自然会感到不安，仿佛我们失去了理解世界的地图。

但是果真如此吗？如果换个视角，历史学并没有放弃对世界的解释能力，它只是改变了自身的存在方式。它不再以一个清晰可见的“体系”出现，而开始更像一种嵌入在各个领域之中的基础结构。换句话说，历史学正在从一种“显性的知识帝国”，转变为一种“隐性的认知基础设施”。

历史学在这里不再只是提供知识，而是在悄然定义：什么样的解释是“合理的”，什么样的现实是“可以被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学科，而更像是一种底层的人类文明认知基础。它不直接告诉我们答案，却赋予了我们可以如何提出问题。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3月27日专题《历史学的观看之道》B06-07版。

专题更多内容详见：

撰文｜贺婧慧

“总体性”的建构

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会发现多斯所哀悼的“总体性”，并不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状态，而是一段被精心建构出来的历史。

在20世纪中期，以费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曾经成功地塑造了一种具有统治力的史学范式。在这种范式中，历史不再只是政治事件的编年，而是一套能够整合地理、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综合性解释框架。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方法论的革新。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它同样是一种知识权力的形成过程。

借用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理论，学术世界从来不是一个纯粹中立的空间，而是由不同力量竞争构成的“场域”。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法国史学界，年鉴学派不仅通过《年鉴》期刊确立了新的研究范式，更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学术准入与资源分配体系。布罗代尔及其追随者通过执掌高等实践学院第六部（EHESS的前身），实现了对学术职位的制度化控制，确保了教职与研究员名额优先流向认同该学派逻辑的学者。

与此同时，布罗代尔凭借极强的行政手腕对接了美国的福特基金会，将巨额资金定向投入到符合“长时段”与“量化史学”要求的大型集体项目中。这种对职业与资金的双重垄断，直接推高了学术生产的门槛：只有那些愿意处理大规模气象数据、物价波动或人口结构的课题，才能获得出国考察和聘请助手的经费。

在这种场域中，年鉴学派实际上掌握了对“历史问题”的定义权。他们设定了一套严苛的筛选协议，将关注个体决策、政治偶然性或外交密谈的研究，贬斥为肤浅的“事件史”，而只有触及底层社会结构与物质文明的探索，才被认可为“真正的历史问题”。通过这种标准与资源的深度绑定，年鉴学派在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不仅统治了法国的学术空间，更在大脑层面预装了一套全球史学界通用的编译器，使得任何不符合其逻辑的研究，在选题阶段就会因缺乏资源支持而面临边缘化。

当一种范式不仅提供解释，还开始决定“什么值得被解释”时，它就已经不再只是知识，而成为一种结构性的权力。

在这一权力结构之上，“总体史”作为一种理想逐渐确立下来。历史学不再满足于局部的描述，而试图构建一个能够容纳一切的框架：长时段的地理环境、缓慢变化的经济结构，以及嵌套其上的社会关系，共同构成一个稳定而宏大的解释系统。

这种架构带来了巨大的优势。它使得历史学第一次能够以跨学科的方式运作，使原本分散在不同学科的知识被纳入同一个解释框架之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能力几乎定义了历史学的学术地位，构建了庞大历史学帝国。但正是在这种成功之中，一种不易察觉的限制也逐渐显现出来。

当一个系统试图处理“长时段”的稳定结构时，它不可避免地需要压缩变化、过滤噪音，并将个体经验纳入更大的模式之中。情绪、事件、体验，在这样的尺度之下，很容易被视为不具代表性的细节，从而被排除在核心叙事之外。

而正是在这些被忽略的地带之中，新的史学转向开始酝酿。因此，后来被称为“碎片化”的变化，并不是对这一体系的简单否定，而更像是一次压力累积后的释放。当原有的架构无法继续容纳不断增长的经验密度时，意义的生产开始从中心溢出，转向那些更接近个体感知的层面。

《碎片化的历史学》

作者：（法）弗朗索瓦·多斯译者：马胜利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年10月

碎片化的真相

多斯写作《碎片化的历史学》的1987年，是冷战末期，正值法国知识精神的信任危机之中，之前的宏观叙事集体失灵。在某种意义上，他描述的年鉴学派的碎片化，是知识分子面对更多复杂世界的“防御性退缩”。在他的事业里，当历史学从“总体性”转向“碎片化”时，意味着历史学正在失去原有的深度？

可能多斯忽略了这种历史学的碎片化，也包含着一种可能性，即如何从“对现实的逃避”转化为一种“更细微的抵抗”。如果大叙事是压迫性的，那么碎片就是藏身之所。但是多斯的提醒并非全无道理，如果历史只剩下精致的碎片，那它就成了学术界的中产阶级软装，失去了刺痛时代神经的力量。

围绕心态史、感官史与微观史的争论，往往集中在这一点上：当研究对象变得越来越细小，历史是否仍然能够提供有意义的解释？还是说，它只是不断退回到琐碎经验之中，放弃了理解世界的能力？这种担忧并不陌生。但它也许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只有“宏观整合”才等同于“理解”。

如果我们悬置这个前提，就会看到另一种可能性。那些看似细碎的研究，并不只是把历史研究范围切得更小，而是在改变“意义是如何产生的”。与其说历史学在缩小，不如说它在把意义的生产，分布到经验的每一个节点之中。这并不是一场规模的缩减，而是一种结构的重组。

但当研究转向微观层面时，集中模式开始被打破。历史学不再试图在一个中心完成所有解释，而是进入无数具体的经验之中：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一种气味的社会意义，一段童年的记忆结构。这些研究看起来彼此分散，但它们并不是孤立的。它们更像是一组分布在各处的“感知装置”，在不同位置上捕捉人类经验的细节。

史学的任务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去“汇总世界”，而是让世界在不同层面上变得可被感知。当研究深入到经验的细部时，一个新的现象开始出现：历史学不再局限于自身的学科边界，而不断与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发生连接。

阿兰·科尔班对嗅觉的研究，揭示了感官是如何参与社会秩序构建的。在18世纪至19世纪的法国，对恶臭的定义和排斥实际上反映了新兴中产阶级通过建立嗅觉屏障，来完成与贫民窟，甚至与死亡意象的心理切割。这种生理层面的厌恶，成为阶级隔离最隐秘的感官协议。

菲力浦·阿利埃斯通过考察图像与教育体制，指出了童年这一概念的历史属性。他发现，直到17世纪，儿童才逐渐从成人的混杂世界中剥离，被安置在学校和家庭共同编织的保护圈内。这一转变不仅重新定义了成长的周期，也确立了现代家庭以子女为核心的情感投资模式。而米歇尔·伏维尔则通过对海量遗嘱的量化分析，捕捉到了灵魂在面对终结时的世俗化趋势。他记录了遗嘱中宗教修辞的衰落与财产安排的细化，这标志着死亡正从一场上帝视角下的救赎叙事，降格为一种社会性的自然终结。

这三位学者的工作共同证明了：那些最私密的感官、最自然的生命阶段以及最极致的恐惧，本质上都是在特定的历史张力中被塑造出来的。

虽然年鉴第三代学者们在努力缝合微观与宏观，但现实中很多研究仍流于“趣味性”的琐碎。多斯的批评迫使当代的史学家在做微观研究时，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这个碎片与整体的关联在哪里？

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的角色也在悄然变化。历史学成为开始参与定义一种更基础的东西：人类可以用什么方式来理解经验。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学逐渐从“生产知识”转向“规定知识如何被理解”。年鉴学派的许多观念：长时段、结构分析、日常生活史，最初曾被视为激进的史学创新。然而，当这些观念逐渐被社会科学乃至公共知识所吸收之后，它们便不再以“学派理论”的形式出现，而是沉入一种更深层的知识秩序之中。

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集体发生的“历史学转向”，并非一次心血来潮的怀旧，而是社会学与人类学意识到，任何脱离了时间纵深的结构分析都只是脆弱的截屏。它们开始大规模调用历史学的“长时段”与“心态史”逻辑，将其内化为自身学科的一部分。这种转向宣告了史学帝国的终结，却开启了史学全球基建的时代。历史学不再需要通过行政手段去“圈地”，因为它已经成为所有社会科学在处理复杂现实时，必须调用的底层逻辑。

在这种意义上，年鉴学派的命运并非简单的衰落，而是一种更为隐蔽的成功：它从一个显性的史学帝国，转化为支撑现代社会历史意识的一种认知基础设施。

15世纪尼德兰画家扬·凡·艾克作品《阿尔诺芬尼夫妇像》局部。

伦理的负荷

如果说历史的“碎片化”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知识结构的变化，那么当历史学真正面对创伤经验时，这种变化会显露出它更深层的一面。随着上世纪70年代战后繁荣社会进入危机，与此同时各种宏大意识形态框架如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土崩瓦解。战争、屠杀、灾难，这些经验并不只是“尚未被解释”的历史材料。在很多时候，它们甚至还没有进入可以被解释的状态。它们以碎片、沉默、反复出现的影像存在，却难以被组织成连贯的叙述。在这些时刻，问题不再是“我们如何理解历史”，而变成了一个更基础的问题：这些经验，是否能够被理解？

在面对大规模创伤时，传统的宏大叙事往往会出现一种近乎本能的迟钝。它擅长处理结构、趋势与长期变化，却很难回应那些尚未被语言化的经验。那些断裂的记忆、无法讲述的细节，以及个体在极端情境中的感受。这些内容并不是“次要的”，恰恰相反，它们往往构成了历史经验最核心的部分。但由于它们难以被纳入既有框架，反而容易被忽略、压缩，或者被过度简化。正如人们熟知的，年鉴学派主要工作的时间是近代早期和中世纪，反而对充满矛盾冲突的20世纪史，予以回避。

但是这些缺失沉默的地带，历史学的另一种功用开始显现出来。历史学的工作，并不只是收集与排列事实，而是在进行一种“代谢”：它面对的是破碎、带有情绪负荷的经验，通过反复的叙述、重写与比较，使这些经验逐渐获得某种可以被理解的形式。

这就是保罗·利科关于记忆与叙事伦理的讨论提供了一种重要启示。利科认为，历史叙述不仅是对过去事实的重构，也是一种对失落世界的理解与回应。当历史面对战争、暴力与创伤时，叙事本身便承担起一种伦理功能：它既试图理解过去，也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无法完全被弥合的断裂提供语言。

从这一角度看，历史书写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哀悼的实践”。这种哀悼是在承认历史中必然存在很多难以整合的碎片，在人类经验有限性的前提下，继续维持对过去的理解与见证。历史学不再试图重建一个无所不包的知识帝国，而是在断裂之处维持一种持续的叙述在场。

于是保罗·利科超越了年鉴学派那种非人格化的、纯粹客观的结构分析，将历史学重新定义为一种“行动并受苦的人的现象学”。这一转向标志着史学焦点的彻底位移：历史的研究对象不再是抽象的物价曲线或地质周期，而是在时间洪流中奋力搏击、却又不可避免地承受着时代创伤的具体个人。

对于利科而言，“行动”赋予了历史以动力，而“受苦”则赋予了历史以伦理的重量。这种现象学的视角，要求史学家作为社会的治疗师，以一种同理心，去监听档案缝隙中那些微弱的呼吸。历史学的价值所在，即通过叙事，它让那些无名的行动获得意义，让那些沉重的痛苦获得迟到的承认。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20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

重构图景

通常来说历史学往往与“时间的距离”相关：越是久远的对象，越容易被纳入稳定叙述。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边界开始被主动打破。

越来越多的史学研究，开始进入那些尚未冷却的历史现场，例如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维希政权的持续审视，时常被主流忽略的移民史。这些议题的共同点在于：它们不仅属于过去，同时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下的社会记忆与政治情绪。在这样的情境中，历史学不再只是对既有材料的整理，而不得不面对不同群体之间彼此冲突的记忆版本：官方档案的沉默、个体口述的碎片、代际之间的理解断裂。

以亨利·鲁索的维希研究为例，在处理维希政权的记忆遗产时，实际上将史学研究转化成了一场宏大的集体心理精神分析。他运用精神分析的“哀悼”与“修通”的模型，去诊断法国民族心理中那块长期淤青的创伤。

在鲁索看来，法国社会长达几十年，用抵抗神话掩盖维希历史，本质上是由于无法承受“受苦”与“背叛”的真实而产生的病理性防御。史学家的介入，并非为了下达道德判决，而是要通过对档案细节的反复确认与客观叙述，带领社会完成那场迟到的哀悼。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历史学研究“尺度”的问题上。以前不久去世的历史学家雅克·雷维尔所推动的“尺度分析”为基础，做了一种总体史和微观史整合的可能性。一个看似局部的经验，并不是整体的“碎片”，而是进入整体的一种路径。当尺度不再被固定，历史学也重新获得了一种处理复杂性的能力，通过在不同层级之间不断切换，来维持理解的连通性。在此基础上，一种被称为“全球微观史”的研究方式逐渐出现。在这样的研究中，宏观与微观不再是对立的层级，而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视角。

法国史学界打破了法国本土“六边形”的研究范围，历史不再局限于国家内部，而被放入更大的联系网络之中。跨国史与全球史的兴起，使法国被重新置入大西洋世界、殖民扩张与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与此同时，后殖民研究的推进，则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更复杂的事实：所谓“法国历史”，本身就是在与殖民地的互动中形成的。

第三个变化，另一条同样重要的路径，是跨学科的持续扩展。面对气候变化与生态危机，环境史与气候史逐渐成为重要领域。在这些研究中，自然不再只是背景，而被视为历史过程中的参与者：气候波动、资源变化，都会直接影响社会结构与人类选择。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在改变历史研究的方式。数字人文通过对档案的数字化处理与数据分析，使一些过去难以处理的大规模材料重新进入视野。物质性重新进入历史的核心。对巴黎圣母院的数字化重建，不仅是一项技术工程，也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路径：通过数据模型去逼近中世纪工匠的空间感与实践经验。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文学、建筑、服饰等文化符号，也被纳入历史分析之中。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研究中，学者越来越关注这些符号如何塑造政治参与和权力表达。这些变化共同指向一点：历史不再仅仅通过文本被理解，而是在多种媒介与维度之中展开。

这些进展表明当代史学所展现的，并不是对碎片化的回避，而是一种在碎片化条件下的重新组织。

理解经验的智慧

如果从更长的时间尺度回看，所谓“碎片化”，或许从来就不是终点。它更像是一种转移：历史学从一种以宏大叙事为中心的显性结构，转向了一种不再显眼、却无处不在的认知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不再只是被观察的过去，而逐渐演变为一种人类文明持续运作的条件。它规定了我们如何理解经验，如何组织记忆，也如何在差异与断裂之中维持彼此的可理解性。

以尤瓦尔·赫拉利为代表的当代写作，恰好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侧影。尽管他的叙述面向大众，但其内在逻辑却并不陌生：对长时段的依赖，对结构性力量的强调，以及将“共同想象”视为历史动力的判断，都可以追溯到年鉴学派所开启的那条路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曾经属于学术内部的“历史的方式”，如今已经悄然进入日常理解之中。我们不再只是阅读历史，而是在无意识中使用它。用它来解释制度的形成、共同体的运作，以及现实何以成为现在的样子。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完成了一次不易察觉的转变。它不再以帝国的形式存在。它也不再需要占据中心。它更像一套持续运作的基础设施：支撑理解发生，却很少被直接看见。

因此，问题或许不再是历史学是否失去了整体，而是当整体不再可见时，它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一种可能的回答是：它不再提供一个统一的世界图景，而是在更深的层面上，维持一件更为基础的事情：让世界仍然可以被理解。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贺婧慧；编辑：罗东李永博；校对：吴兴发。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