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仍然需要思考历史？|历史学家|史料|学界|思考历史

当我们谈起历史，往往有三层含义：第一，作为一种人文学科，历史供象牙塔里皓首穷经的夫子学者们安身立命；第二，历史是一个族群与民族所共享的集体过往，其中混杂着事实与神话，借由大众传媒技术的发挥，重写每一代的自我认同。第三，历史关乎自我的记忆，经验与遗忘是作为人类的本能，塑造了每个人的人生选择和对于意义的定义。这三者绝非泾渭分明，而是互相杂糅交织，构成了我们接受知识并潜移默化形成认知的背景。

如果说历史是关于过去的叙述，那么历史学更像是一种观看过去的方式。二十世纪的历史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在发展、分流，并希望摆脱权力、阶级、性别与地域的遮蔽，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每个人去定义属于自己的正当性与真实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创造历史。而是在特定的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情况下创造历史。”每个人既有可能创造历史，同时却又身处历史的桎梏之中。当历史的解释权被赋予到每个人手中，什么值得被记住，什么应该被遗忘？而那些被称作历史学家的老夫子，正是尝试跨越这些界限，去找到一种共识，让每一代人都能找到历史学的尊严，让共同的历史事件，成为一场永无休止的对话的开端。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3月27日专题《历史学的观看之道》B02-03版。

B01「主题」历史学的观看之道

B02-03「主题」《思考历史》谁在书写历史，谁就塑造当下

B04-05「主题」历史知识的结构：从“浇筑大厦”到“抛撒渔网”

B06-07「历史」在碎片化之后：让历史学成为走进他者的底色

B08「中文学术书摘」艺术与家庭研究文摘两则

撰文丨李腾

当我们谈论历史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是王朝更迭的宏大叙事，是英雄人物的传奇事迹，还是被宏大叙事遮蔽的普通人的细碎悲欢？围绕历史学的本质，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对这个问题的探寻，也成了许多历史学者充分发挥思辨才华、总结一生学问探索的“跑马场”。不同的学术背景与研究领域，乃至代际之间的时代思潮印记，也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清晰可见。美国历史学者萨拉·马萨的《思考历史》（曹鸿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正是从这一终极性问题出发，试图向大众解释：历史是什么，以及我们为何仍然需要历史。

与其说这是一本理论著作，不如说它更像一场循循善诱的公共对话。马萨并不急于给出确切定义，而是围绕着一系列的问题展开：我们在书写谁的历史？国家为何会成为历史叙事的默认框架？学术史学、公共史学与流行史学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史料的来源与局限又当如何评估？通过这些问题，她不断提醒读者，历史并不等同于过去本身，而是一种在当下被不断建构、理解和争论的认知过程。

《思考历史》

作者：（美）萨拉·马萨

译者：曹鸿

版本：新民说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11月

历史研究并非“复原”过去

历史的多义性，恰恰也是它最容易被误解之处。人们常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说法固然流于轻佻，却也指出了一个事实，亦即对历史的解读从来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即便在专业研究内部，历史书写也始终受制于时代背景、价值取向与研究者自身的经验。对于普通公众而言，历史往往以教材、影视作品或公共纪念的形式出现，而不同版本的叙述，也塑造着人们对过去的理解与判断。很多人在网上“对线”的时候，往往讽刺别人“但凡读过高中课本也不至于如此水平”之类。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的课本可能就是那样写的？

正因如此，马萨格外重视“书写谁的历史”这一问题。近年来，欧美史学界对“历史中的边缘群体”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女性、少数族裔、底层劳动者等，长期以来只是宏大叙事中的背景或统计数字。马萨强调，这些群体的历史并非主流历史的注脚，而是构成历史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不仅是一种研究视角的转变，也体现了一种关于人的价值观：哪些生命经验值得被记录，哪些声音应当被倾听。

虽然我们反复强调，历史学的本质在于对史实的挖掘，但人们如何解读史实、为何如此解读，才是历史认知的核心。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一个基础的认知划分就是“历史（本身）”和“历史书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有时甚至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前者是已经消逝的、不可复现的过往，后者则是书写者基于自身立场、时代语境对过往的重构。因此，萨拉·马萨反复强调，历史并非等同于过去本身。过去发生的事有其自身的客观性，但当其呈现为可以被记载、传阅、领会和解释的历史时，历史就绝不是事实的简单堆积，而是带有极大的主观建构意识与选择性。即便在现实世界的历史书写中，历史叙事难免还是被主流群体、权力阶层所主导。

在书中，马萨讨论了历史学家的工作，包括史料的类型与局限、叙事与阐释的关系等等。无论是因果分析、归纳总结等相对简单的手法，或者借助某些理论分析历史上社会机构中的个体与群体，历史书写本身都带着巨大的挑战与极强的个人性。她指出，历史研究的关键并不在于尽可能“复原”过去，而在于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并在史料的限制之内，构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历史学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实验和推演，它更多依赖比较、归纳与判断。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史料的选择、叙事的结构以及解释的取向，都会深刻影响我们所理解的历史。

《绘画艺术》是17世纪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向历史致敬的作品。画中模特打扮成头戴月桂冠、手持号角和书卷的历史女神模样，而画中的画师正在“绘制”历史本身。换言之，我们以为自己在观看历史，其实是在观看他人如何描绘历史。

作为一门艺术的历史学

围绕档案与史料的讨论，是本书中最具现实指向性的部分之一。19世纪以来，“被误读的”兰克史学放大了档案的作用，也放大了历史学的客观性属性。（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一读美国学者彼得·诺维克的《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到20世纪初，无论是德国、法国、英国，都出版了大量以官方机构、民间学会为主要推手的大规模档案文献史料汇编。历史学家们希望以此向世人证明，他们的工作不是推测性、娱乐性或装饰性的纯文学工作，而是同那个时代迅猛发展的生物学、物理学、化学一样的科学。在新世纪曙光出现时，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巴格内尔·伯里（John Bag⁃nell Bury）在1902年担任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他在就职演讲中铿锵有力地强调：“历史学是科学，一点不多、一点不少。”作为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伯里认为历史学在采用严格的史料搜集、史料批判和分析的过程，与自然科学一样追求客观性和证据基础，自然也能够像科学家一样产生坚实、稳定和可证实的研究成果。除无法重复实验之外，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几乎没有独特的局限所在。

然而，在经过了后现代思想的冲击之后，档案文献的“客观性”受到了剧烈冲击，那些材料本身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客观。马萨毫不留情地指出，现代国家通过档案制度保存和管理记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可被讲述的历史。她认为，档案馆在很大意义上定义了现代国家，而政府通过控制档案获取的权限，也就拥有了极大权力去塑造国家的历史。哪些材料可以被查阅，哪些需要封存，往往并非纯粹的学术问题，而与权力结构密切相关。马萨提醒读者，史料并非天然客观，历史学家的职责正是在承认这种限制的前提下，不断检验证据、逼近真相。

有人开玩笑说，有了摄影摄像技术之后，后人对历史的研究就更容易了，事实真的如此吗？影像看似直观，却同样充满选择与剪辑。镜头的取舍、叙述的视角，都会引导观看者的理解。那些上帝视角的画外音贯穿着叙事，也引领着观看者的认知。这些摄影师或导演，便是我们的史料作者，而他们的成片，便是我们的史料。这一现象进一步凸显了历史书写中不可避免的主观性。无论是文字、影像还是口述记忆，都无法完全脱离人的感受与判断。于是，我们就发现了历史学的一个“致命伤”，同时也是这门学科的“致命诱惑”：我们所看到的、理解的、再呈现的一切，都掺杂了人的感受与判断。

因此，历史学虽然具有科学的特质，但最终还是被归纳为艺术。马萨特别讨论了布朗宁和戈尔德哈根对同一个二战期间德国后备役军人屠杀波兰犹太人的故事，布朗宁结合数十年的学术发展，认为这些普通人并不是十分仇恨、更不想杀人，但出于服从权威并恐惧自己遭到排斥，而在寒蝉效应之下执行了这个“平庸之恶”的任务。而戈尔德哈根则痛斥布朗宁没有突出德国人的反犹主义动机，并在几年后出版了《希特勒心甘情愿的刽子手》。这两位学者所提出的是同一个问题，所考察的也是同样的证据，但最终却呈现出了完全对立的两种历史结论。

历史女神克利俄。

历史知识的情感力量

在区分专业史学、大众史学与公共史学时，马萨并未简单评判优劣。她指出，大众历史作品往往通过情感共鸣吸引读者，而专业研究则更强调批判性分析。二者之间既存在张力，也彼此依赖。许多历史学者正是在小说、影视或博物馆体验中萌生了对历史的兴趣，而学术研究的进展，也不断改变着公众理解过去的方式。如作者所言，专业学者更多地致力于批判性探索，相对较少提倡关于国家历史的“情感共识”，也较少对未来持乐观积极态度。但在大众普及史学者那里，则似乎更在意通过激起情感而获得认可以及“流量”。

作者甚至在第四章中，专门探讨了不少历史学者对所谓各个国家的国家遗产的“打假”。他们认为，这些遗产都是通过片面地或者经过极度美化过去的方式，来唤起人们的怀古与崇敬之情。而相关调查也显示，人们在对描述过去可信度方面，最受到信任的是博物馆（80%），远远高于大学教授（54.3%）和高中教师（35.5%）。在人们看来，这两个群体的可信度甚至低于他们的祖父母（69%）。毋庸置疑，人们更愿意相信呈现在面前的东西，即使那未必就是真实的证据（“文物”也可能是假的）。

在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萨对当下美国和欧洲若干议题的关注，这也是她作为一个出生在纽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于普林斯顿接受教育的美国女性学者的天然倾向。史学研究绝非脱离现实的纯学术活动，从本质上来说，一切的历史学叙事都是政治的。所谓的政治，是对公共权力的行使，以及由谁、以何种方式、为了什么目的而行使公共权力。这样的活动占据了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极大篇幅，于是关于政治领袖、军事将领以及提出改变世界观念的知识天才的传记成为最畅销的主题。

在政治框架之下，国家的历史尤其是民族国家的历史成为19世纪以来的叙述主流。即便今天对于许多西方人而言，“国界”的观念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历史书写呈现中，国家又像是替代了“宗教”所曾经扮演的角色，将那些已逝之人和未生之人联系在了一起。为了强化这种联系，国家还建立起各种仪式和纪念日，通过编造、虚构、曲解、迎合来形成拥有深厚传统的假象。比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所发明的“传统”典礼、仪式与服装。对于更为晚近的政权来说，国家的凝聚力更多地是建立在对一部分历史的有意识的遗忘和刻意的回避、否弃乃至封禁之上。为了国家，历史学家出于自愿或者压力，要将一些记忆奉上神坛，而将另一些记忆深埋地下。

从历史理论到公共生活

历史学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不容小觑，历史学研究的成果也会频繁地在学术圈内外引发热烈讨论。无论是某个刻石字迹的真伪，或是某种朝代政策的得失，或是某部小说中对家国兴衰的“影射”，往往迅速破圈。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研究工作者相对而言更少受到时髦理论的驱动。不过，这也使传统历史学处于一个有些尴尬的境地。而当面对那些疯狂运用“新理论”“新视角”将历史拆解得七零八落，还能钩沉“白骨如山忘姓氏”的兴亡痛史的“同行”时，传统历史学就显得略有尴尬。事实上，许多历史问题都并非历史本身的问题，而是现实的政治问题。这也如同马萨所强调的，无论是出于专家还是“民科”之手，对历史的理解阐述，一定与作者自身所处的时代环境乃至个人的理解与倾向紧密相关。

也正由于大众有读历史的倾向，对历史本身的思考就不能只局限于学术层面，而要始终关注历史与当下的联系。如果说历史有一个想象中的最大的用处，那我们进行历史认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走向未来。通过分析历史上的社会变革、文化冲突，马萨也引导读者思考：当下的社会问题与历史有着怎样的渊源？我们可以从历史经验中获得哪些解决当下问题的启示？在本书的结语部分，马萨语重心长地提醒：“那些选择记住一种理想化、片面的历史的人可能造成的危害，与那些试图消除这种历史的革命者所造成的危害是一样的。”而且，对于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历史研究并不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形式，成为适用于当下和未来情境的“教训”。

在这本书的讨论过程中，马萨在不同的章节中讨论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等领域的重要著作和研究路径，并说明这些取向如何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兴起。这不仅帮助读者理解历史学科各个分支领域的发展，也可以使感兴趣的读者按图索骥，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阅读。当然，本书主要聚焦西方史学传统，对非西方史学的探寻极其有限，作者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被迪佩什·查卡拉巴提所说的那种“不对称的无知”。这个概念是说，第三世界的学术界总被要求知晓欧美历史及其相关历史变迁理论，但西方学界却几乎完全无视他们之外的世界。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理论、方法、概念乃至“文明”“文化”的判断标准，都是在欧洲历史的演进中总结出来的，对“现代性”或者“美好社会”的定义也是如此。与之相对，中国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也应当对其他文明的历史有相应认识。

法国画家皮埃尔·米涅尔的画作《克利俄》（Clio）。

历史并不会为当下和未来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它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不容忽视。我们之所以不断回望过去，并非为了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训，而是借助历史经验，更清醒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诚如本书译者、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曹鸿教授所言，人工智能的迅捷回答是基于文本统计的概率来回答，但人总是有情感与灵魂。我们去读历史，自然不是想去确定某人某事发生在某地某时。我们想看到的是，另一个时空之外的灵魂如何去遭遇、去抉择。归根结底，我们去阅读、理解或书写的历史并不是为了复原一个早已消逝的过去而是借此理解自身如何认识世界。但我们确实也希望，无论是专业研究者还是大众读者，在多元而复杂的历史叙述中，既能保持有礼有节的批判，也能保持宽容大度的倾听。通过这些图景，我们也许会在历史的褶皱中，找到照亮当下与未来的认知。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李腾；编辑：李永博，申璐；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