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月2日,星期三,上海,凌晨两点。
就在这个万籁寂静的时刻,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值班室接到来自上海市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报警电话,报案称,该院住院部有一位前天入住单人病房的男性病人叶先生因哮喘发作,抢救无效死亡了。该人还表示,患者是老哮喘,一到冬天就发病,一发病就来医院要求住院,而且必须给他安排单人病房。
警察对此感到不解,患者因病抢救无效死亡,属于正常现象,这有什么可以报警的,这时,对方才作出说明:死者是外国侨民,按照公安的规定,是必须报告的。警察心里暗骂,早说啊。
在这种情况下,市局立刻通知外事科指派值班警员与黄浦分局治安科也派员前往,会同市局外事警员处置此事。医院距黄浦分局不远,治安科警员小许骑自行车赶到医院时,驾警用摩托车前往的市局外事警员老殷也已抵达。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最初叫公济医院,是上海滩一家老医院,在清同治三年由天主教江南教区创办。从创办开始一直到抗战胜利,都只收治外籍患者,战后该院作为敌产被旧上海市卫生局接收,方才改为公立医院,上海解放,该院被市军管会接管时,后改名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最初小许、老殷只当这一趟差使属于正常履行一下程序,医院向公安机关报告,警方派员前往核实,然后让医院填一份单子,签名盖章。如果有家属在场的话,例行公事表示一下抚慰就算完事了。没想到,跟医院方面一接触,发现此事并没有那么简单。
死者是个白俄,名叫叶夫根尼,六十岁,住提篮桥区丹徒路,但老住户仍习惯以旧名称之,依据病例显示:1951年12月31日晚七时许,叶夫根尼坐一辆三轮车来到公济医院挂急诊,自诉气短、憋闷、呼吸困难等症状。接诊医生是个年轻人,翻看了患者带来的旧病历,说您这是哮喘病症状,可能跟气候倏冷有关系,让其住院治疗。叶夫根尼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把生活用品都带来了,请给我安排单人病房。
于是医院把这位叶先生就被安排进了住院部二楼东侧的一间单人病房。当时医院对难以自理的病人采取两种做法:轻度的由当班护士负责解决,如有需求可用铃声召唤护士;严重的则由医院安排看护在病房值守。看护也属于护士,通常是实习生或者刚入职的新护士。单人病房就不管入住病员日常生活能否自理,都会配备一个看护,承担该护理对象的全部服务。
但老叶对医院的这个叫小邱的却不以为然,他讨厌晚上入睡后有人待在同一间病房里打盹儿,所以,他每晚临睡前都会把看护打发走。
被打发走的看护当然不能提前下班,只能在护士室等待,对于老叶这个有点儿另类的病员,看护小邱每隔个把小时就会偷偷踅进病房去查看一下。
叶夫根尼经医生治疗后,哮喘症状减轻,这天晚上睡得很熟。次日起来,自觉状态已大有好转,心情不错,可昨天,他的哮喘又发作过三次,但不算严重,经吸氧处理后,很快就平复了。
当晚,又是小邱值班,一切依旧。午夜过后,小邱正在护士室休息,忽然电铃声大作,看显示板上闪烁的红灯,正是叶夫根尼所住病房发出的呼唤。小邱急忙赶去,只见老叶躺在床上,大张着嘴巴艰难地呼吸,脸色白中透青,隐隐还有些许灰色。这是哮喘严重发作时的症状,并且已经影响到心脏功能,临床上属于“濒危”的情形了。小邱见状大惊,也不敢助其吸氧,立刻按铃急召医生。
值班医生急急赶到,检查下来,发现病人的支气管严重痉挛,心跳频率异常。医生认为心跳异常应是支气管痉挛引发,因此先得把痉挛控制住。这时,英国籍内科专家丹尼尔先生也来了,丹尼尔赞同值班医生的诊断,随即实施控制痉挛的措施。可是,两人竭尽全力,还是未能控制住病人的支气管痉挛和稍后出现的心脏危机,大约半小时后,叶夫根尼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死者是俄罗斯国籍(此指沙俄),医院即向辖地警方黄浦分局报告。同时,又按照叶夫根尼办理住院登记手续时留下的资料,指派专人前往其住所丹徒路通知其家人。老叶早年有过婚娶,二十年前妻子病殁。之后他单身多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次年方才跟一个中国女子同居,算是结束了单身生洁。这个四十五岁的女子是个东正教徒,名叫郭金妮,当时失业在家,之前是一家私立中学的音乐老师,接到噩耗,她深感震惊,即与来人一起赶往医院。
面对着叶夫根尼的遗体,郭金妮自是悲痛。但她出身东正教家庭,是个资深教徒。面对爱人的死亡,她还保持着一份清醒。这位音乐老师在向死者致哀后,就开始整理遗物。这一整理,发现了异常,老叶入院时随身携带的一个细长口袋以及手表都不见了!
手表倒还罢了,据郭金妮说,这个由她亲手缝制的布袋,长半尺、宽三寸,装满东西后呈圆棍状;两侧连接手指粗的布绳,可以拴在腰间。里面装着老叶的毕生积蓄,具体多少她不清楚,但她记得有金条、首饰和银元,还有美钞。这个布袋老叶一直拴在腰间,晚上睡眠时是否解下她不清楚,因为这对夫妻是分室而居的。
这么一说,医院方面引起了注意。值班医生比较谨慎,也很细心,阻止了护士长叫看护翻查病床的企图,而是马上电告保卫科值班人员。当晚在保卫科值班的是科员小钟。小钟在1949年10月,他被分派到公济医院当了保卫科科员。
小钟赶到病房,了解情况后表示,不是已经报分局了吗?死者是外侨,按照规定,公安部门会派人来实地查看的,估计人马上就要到了。这边什么都别动,所有人员退出病房,等警察过来后听人家的。
说话间,老殷、小许已经抵达医院了。两人听明情况,交换了意见,决定先查看一下现场。老殷是原是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刑事捕探出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愿继续给汪伪政权的警局效力,遂辞职。抗战胜利,老殷应邀返回国民党政权的警察局,还是干刑警。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协助中共地下党做过一些秘密工作,解放后被新政权留用,因熟悉警务且精通外语,被分派到市局外事科。小许则是新警察。
由于发生意外,老殷就请小邱拿来三副医用橡胶手套,分别戴上后入内查看,小许是助手,小邱则打下手。检查下来,死者身上确实没有郭金妮所说的小布袋。把遗体移到担架上,检查了整张病床,也没有发现。老殷接着让小许、小邱配合着把病床的棉被、床单卷扎起来封存,然后要求医院把老叶的遗体移送太平间,说可能需要解剖。打电话向市局请示后,即与小许前往丹徒路叶夫根尼的住所查看。
据管段派出所民警介绍,老叶是职业调音师,还兼营出售乐器零配件和易损件,其住所乃是前店后宅格局。之所以要搜查,并非主观怀疑死者生前有什么不轨,而是因为老叶是单身,同居的郭金妮不一定知晓其生前的财产情况,需要确定的是,对郭金妮所说的那个不翼而飞的小布袋究竟是否存在以及携往医院的真实性作出判断。
查看住所的结果是:老叶家中藏有银元一百三十三枚、人民币二百余万元(现在的二百多),未见其他贵重财物。另外,发现郭金妮居住的卧室内有女式首饰一套五件,均由沪上九大银楼之一的“袭天宝”出品,盛放的盒子中附有写着郭氏姓名的发票,上而的日期是民国十六年,郭说这是其当初出嫁时娘家的陪嫁。
老殷据此进行推理,叶夫根尼系白俄侨民,应是十月革命后逃亡来华定居沪上的。他长期生活于战乱年代,把手里的法币兑换成黄金、银洋、美元,但其住所只有银元和人民币,未发现其他,因此郭金妮的“小布袋”之说基本属实——至于为什么家里的一百三十三枚银元没有带在身边,只能留待往下由办案人员去研判了。
老殷随后把相关情况下向市局总值班打电话汇报一应情况。总值班下达指令:通知公济医院必须完整保护现场和死者遗体,死者随身的遗物以及被褥床单等物品由老殷带回,暂由外事科作为物证保存。
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涉及外侨的刑事案件,概由市局负责侦办。1月2日上午十时许,上海市公安局作出决定:对叶夫根尼之死进行初步调查,但暂不立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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