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石窟寺资源概况
熊淑梅 刘建成
按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由四川省文物局领导，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华师范大学组成调查组，对四川省全域内2134处石窟寺（含摩崖造像）的基本情况、保存状况、保护管理、安全防范情况等进行全面调查，并形成《四川省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报告》等成果。本文基于此次调查的相关成果，对四川省石窟寺资源基本情况及特征作简要介绍。
一、四川省石窟寺资源基本情况
（一）数量及规模情况
根据调查成果，四川石窟寺（含摩崖造像）现存2134处，占全国总数的1/3以上，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石窟寺46处，约占总数的2％，主要分布于绵阳（11处）、南充（8处）、内江（6处）、巴中（5处）等地。摩崖造像2088处，约占总数的98％，是四川石窟寺的主要类型，其中南充、资阳、巴中、成都均超过200处，眉山、广安、乐山、宜宾、达州均超过100处，是四川摩崖造像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全省石窟寺共计龛窟1.5万余个，造像14万余身，其中资阳、眉山、成都、巴中、广元、乐山6市龛窟数量均超过1000个，造像数量均超过1万身。这6市的龛窟总数约占全省石窟寺龛窟数量的59％，造像总数约占全省石窟寺造像数量的68％，是四川石窟寺造像活动较活跃的区域。
四川石窟寺以中小型为主，不同规模的石窟寺数量差异显著。其中，无明确龛形15处，约占比0.7％；1—20龛1987处，约占比93％；21—50龛89处，约占比4.2％；51—100龛31处，约占比1.5％；101龛及以上12处，约占比0.6％。无明确龛形的主要分布于甘孜（7处）、阿坝（5处）、凉山（2处）等地，多为不凿出龛形、在崖面线刻的宗教造像，如鹦哥嘴摩崖石刻、照阿娜姆石刻、神树包摩崖刻像、博什瓦黑岩画等。1—20龛的石窟寺分布广泛，全省121个县（市、区）拥有此规模的石窟寺，其中仪陇县（50处）、南充市高坪区（42处）、江安县（37处）、邻水县（32处）等60余个县（市、区）基本均为此规模的石窟寺。21—50龛的石窟寺主要分布于眉山（23处）、成都（14处）、资阳（11处）等地。51—100龛的石窟寺主要分布于成都（5处）、内江（4处）、眉山（3处）、资阳（3处）、乐山（3处）等地。101龛及以上较大型的石窟寺主要分布于乐山（3处）、广元（2处）、眉山（2处）等地，如牛仙寺摩崖造像、夹江千佛岩石窟、凌云山临江摩崖造像、广元千佛崖摩崖造像、观音岩石窟、牛角寨石窟、丈六院摩崖造像等。
（二）保护级别情况
根据调查统计，四川省已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3处（含48处单体文物点），包括一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乐山大佛；另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11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16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33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资阳（10处）、巴中（7处）、眉山（6处）、成都（6处）等地数量较多；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资阳（21处）、巴中（14处）、广安（10处）、南充（10处）、成都（8处）、眉山（8处）等地数量较多。由此可见，资阳、巴中、眉山、成都拥有较多高保护级别的石窟寺，如卧佛院摩崖造像、北龛寺摩崖造像、郑山摩崖造像、邛崃石笋山摩崖造像等。
（三）空间分布情况
四川石窟寺分布范围广泛，除攀枝花市外，全省20个市（州）、129个县（市、区）均有分布。从市（州）来看，南充（268处）、资阳（258处）、巴中（223处）、成都（214处）数量最多，雅安（22处）、阿坝（15处）、甘孜（9处）、凉山（3处）数量相对较少。从县（市、区）来看，安岳县（177处）、通江县（85处）、仁寿县（77处）、蒲江县（53处）、仪陇县（50处）、巴中市巴州区（50处）数量均超过50处（含50处），自贡市沿滩区、广元市朝天区、兴文县、汉源县、越西县、丹巴县、小金县等16个县（市、区）数量均为1处。总体而言，四川石窟寺空间分布上呈现广域散布、区域集中的特点，分布密度差异较大、整体不均衡，其中川陕、川渝古代交通线及其周边区域分布最为密集，川西高原及其周边区域分布较为稀疏。
（四）营造时代情况
四川石窟寺营造始于南北朝，兴盛于唐宋，延续至明清，历时约1400余年，时间序列完整。根据始凿时代统计，南北朝7处、隋唐至两宋722处、元代8处、明代209处、清代1162处、不详26处。南北朝时期的石窟寺主要分布于广元和成都，现知最早的石窟寺开凿于南北朝中晚期，主要代表为广元千佛崖摩崖造像、皇泽寺摩崖造像，这两处石窟寺的北朝时期洞窟，在龛窟形制、造像题材等方面，均与中原北方同时期洞窟风格相似。
隋唐至两宋时期四川石窟寺蓬勃发展，分布范围广泛，全省有石窟寺资源的市（州）均有分布。数量上，成都（117处）最多，其次为资阳（103处）、眉山（92处）、绵阳（54处）、巴中（52处）等地；占比上，德阳（75％）最高，其次为自贡（约71％）、凉山（约67％）、甘孜（约67％）、绵阳（约61％）、内江（约60％）、成都（约55％）、广元（约54％）、眉山（约54％）等地。这一时期四川石窟寺发展脉络清晰：隋朝，石窟寺营造活动主要活跃于广元、绵阳等地；至唐代，其范围扩展到四川盆地腹地，分布遍及德阳、成都、眉山、乐山等地；安史之乱后，随着北方大批僧侣、信徒、文人、士大夫、能工巧匠进入四川，四川石窟寺营造活动极为活跃，几乎遍及川西平原各县；两宋时期，川东地区石窟寺营造活动最为繁盛，尤以安岳为代表。隋唐至两宋时期的代表性石窟寺有南龛摩崖造像、卧龙千佛岩摩崖造像、飞仙阁摩崖造像、重龙山摩崖造像、圆觉洞摩崖造像等。
元明清时期，四川石窟寺虽分布范围广，数量众多，约占总数的65％，但工艺水平和造像规模大幅度下降，明显呈现衰落趋势。尤其是清代常见工艺粗糙、规模较小的民间造像，且多为单龛，较少成规模出现。泸州玉蟾山摩崖造像、叙永清凉洞摩崖造像、夹江金像寺摩崖造像、洪雅苟王寨摩崖造像、达川三教寺摩崖造像等是具有代表性的明代遗存。
（五）主要风险情况
四川石窟寺的岩体以钙质胶结、泥质胶结、钙泥质胶结砂岩为主，岩体脆弱易损，耐风化性较差。在长期自然营力、人为活动、环境气候等因素影响下，面临风险类型复杂多样，整体损害较为严重。根据调查统计，结构失稳833处、风化病害1870处、水害1384处、生物病害1574处、自然灾害97处、其他风险1483处。
结构失稳主要为岩体结构破碎，裂隙、软弱夹层、凹岩腔等结构面组合切割，易在外力影响下发生失稳，这类风险在眉山（约占75％）、自贡（约占63％）、内江（约占57％）等地存在比例较高。风化病害是数量最多、最为普遍的风险类型，约占总数的88％，主要表现为表面粉状剥落、表面泛盐、片状剥落、鳞片状起翘剥落、表面溶蚀和孔洞状风化等。水害是危害最大的风险类型，普遍较为严重，且常加剧生物病害、表层风化等问题的发生，主要包括面流水害、渗水水害、毛细水害和冷凝水水害，其中面流水害（1035处）最为普遍。生物病害主要为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病害，与四川气候温热潮湿、植被茂盛等特征密切相关，在眉山（约占93％）、自贡（约占86％）、资阳（约占86％）等地较为集中。自然灾害以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为主，在成都（21处）、自贡（19处）、巴中（12处）等地分布较多。其他风险主要源于人为活动，因四川石窟寺多零散分布于野外，交通不便、地形复杂，存在人为破坏、烟熏、不当维修和后期妆彩等风险，其中后期妆彩较为严重。
总体而言，四川地区地质环境复杂、气候湿热多雨，石窟寺所在岩体脆弱易损、分布零散且部分位置偏远，因而面临多种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交织的复杂形势。当前，保存一般的石窟寺最多（932处），约占总数的43％；而保存完好的石窟寺仅72处，约占总数的3％。
二、四川省石窟寺的特征
（一）时空分布呈现明显区域性
四川石窟寺如同星云般散布，中小型石窟寺网织成片，与历史交通路网相互依存，时空分布上呈现明显的区域性，主要分为川北、川西、川东、川南四大区域。川北地区主要为广元、巴中、绵阳等地，是金牛道、米仓道自中原北方入蜀必经之地，受中原北方石窟造像艺术影响较早，因而川北地区石窟寺开凿时间较早，这一地区石窟造像艺术特色与中原北方相似，但已具备四川地区石窟寺的一些区域特征。川西地区是指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周围地带，包括蒲江、邛崃、仁寿等地，这一区域位于四川盆地腹地，石窟寺营造时间开始于北周时期，盛唐至中晚唐时期最为集中，并有一批五代造像。川东地区是指以内江、资阳为中心的四川东部地区，这一区域的石窟寺较多营造于唐宋时期，特别是两宋时期成为中原北方石窟造像艺术衰落后最为繁盛的区域。川南地区是指乐山、自贡、宜宾等地，石窟寺营造时间主要集中于中晚唐时期，造像风格和内容几乎已从北方石窟造像范式中挣脱，地方特色明显。
（二）题材具有浓郁地方特色
四川石窟寺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为密教石窟造像。四川密教石窟造像遗存丰富，特别是安岳地区，其密教石窟造像是宋代中国佛教诸多宗派融合后形成的造像，在中国佛教史上绝无仅有。其内容庞杂，以禅宗内容为主线，众多密教、华严宗、净土宗造像元素为特征。代表性石窟寺有毗卢洞石刻造像、华严洞摩崖造像、茗山寺摩崖造像等。其二为道教石窟造像。四川道教龛窟遗存数量居全国之冠，且有完整的发展脉络。四川作为道教的发源地，道教石窟寺营造活动自隋代开始兴起，在广元、绵阳、南充等地皆有分布，如玉女泉摩崖造像、石室观摩崖造像等；初唐时期趋于兴盛，川北地区现有大量遗存，如赵家湾摩崖造像、绵阳圣水寺摩崖造像等；盛唐时期，道教造像开始与佛教造像齐头并进，在川内广泛开凿，出现了一批规模较大的道教石窟造像群，如安岳玄妙观摩崖造像、丹棱龙鹄山摩崖造像、仁寿牛角寨石窟等。与此同时，四川地区隋唐时期还出现了佛道并造的龛窟，宋代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造的龛窟，反映了儒释道相互渗透的发展进程，为研究儒释道三教合流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三为大佛石窟造像。四川石窟寺盛唐以来多开凿大佛，多为善跏趺坐弥勒像，如乐山大佛（71米）、荣县大佛（36.7米）、资阳半月山大佛（22.3米）等。大佛工程量大，营造技术要求高，代表了四川石窟寺先进的营造技术和较高的物质文明水平。
总之，四川石窟寺作为中国石窟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资源数量庞大、分布广泛、时间序列完整、题材内容丰富、风格独特，在中国石窟艺术史上占据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佛教中国化、石窟寺本土化发展历程的重要实物见证，更是反映古代四川地区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经济发展、艺术流变及交通往来等多方面信息的重要物质遗存，为构建和丰富四川地方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本文内容系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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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5期“巴蜀石窟文化专刊”）
作者：熊淑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
刘建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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