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湖北鄂州西北、樊口以北的长江江畔，藏着一处承载三国风云的古水湾——败舶湾（亦作“败船湾”）。据《太平寰宇记》载，其“在县西北水路七里”，《水经注》更详记：“樊口之北有湾，昔孙权装大船，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舶……薄舶船至岸而败，故名其处为败舶湾”。这片看似寻常的江湾，因黄武五年（公元226年）东吴“长安号”巨舰试航遇险、谷利舍命护主的史实闻名，不仅是鄂州长江航运史的见证，更镌刻着忠直敢谏的品格与三国东吴的兴衰印记，历经千年风雨，依旧留存着历史的余韵。
一、地理形胜：樊口江湾，东吴锁钥
败舶湾地处鄂州樊山以北、长江南岸的天然回湾，西接樊口，东连钓台圻，北临长江主航道，南依樊山余脉。此处长江水道宽阔，却因樊山阻隔形成天然避风港，自古便是舟楫停泊、水军休整的要地。三国时期，孙权于公元221年迁都鄂县，改名“武昌”（今鄂州），将此地打造成东吴西部政治、军事、经济中心 ，樊口与败舶湾一带更成为核心水军基地——樊口是樊水入江要道，连通梁子湖与长江，“控县湖泽凡九十九，东南汇樊口入江”，而败舶湾凭借隐蔽的湾形、平缓的水岸，成为大型战船停靠、试航的理想场所。
彼时武昌造船业鼎盛，樊口、钓台圻设官营工坊，能造蒙冲、斗舰、楼船等各类战船，其中“长安号”更是巅峰之作 。据《江表传》载，此船“载坐直之士三千人，上下五层，雕梁画栋，饰以金漆”，孙权取“长治久安”之意命名，既是东吴水军旗舰，也是彰显国威的象征。黄武五年秋，“长安号”竣工，孙权决定亲率文武百官、护卫将士三千余人，从钓台圻出发试航，沿江西行，检阅江防，这场盛大试航，最终将败舶湾推向历史前台。
二、惊涛试航：长安遇险，谷利死谏
黄武五年（公元226年）秋八月，长江水位上涨，风平浪静，“长安号”巨舰在钓台圻举行隆重试航仪式。孙权身着龙袍，立五层舰楼之上，陆逊、诸葛瑾、张昭等文武重臣侍立两侧，三千甲士列于甲板，旌旗蔽日，鼓乐震天。舰船缓缓驶离钓台圻，沿江西进，起初江风轻拂，水波不兴，孙权与群臣饮酒赋诗，意气风发，俯瞰两岸武昌城郭、江防营寨，尽显帝王威仪。
行至江中，风云突变。原本温和的江风骤然加剧，转为狂风巨浪，长江水势汹涌，“长安号”虽体量巨大，却因楼身高、吃水深，在狂风中剧烈摇晃，桅杆吱吱作响，船帆被狂风撕裂，甲板上士卒站立不稳。舵工奋力掌控方向，却难抵狂风之力，舰船偏离航道，向湍急的江心漂去。孙权见此情景，非但不惧，反而豪情大发，执意下令：“张头取芦洲（亦作罗洲），西入大江深处，试此船抗风之能！”
芦洲位于樊口以西，江面开阔、风势更猛，且暗礁密布，此时前往无疑是自陷险境。满朝文武皆惊，却无人敢谏——孙权素来刚愎，晚年更独断专行，违逆旨意恐有杀身之祸。危急时刻，随侍在侧的谷利挺身而出。谷利时任亲近监、都亭侯，以“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深得孙权信任，他深知“长安号”安危关乎孙权性命与东吴社稷，当即快步走到舵工面前，拔出腰间佩刀，直指舵工厉声喝道：“大王有令，即刻转舵入樊口，不取樊口者斩！”
舵工见状，不敢迟疑，立即转舵，试图将舰船驶向樊口方向的败舶湾。但狂风已至巅峰，“风遂猛不可行”，巨大的舰船在风浪中失控，虽勉强靠近湾口，却被巨浪拍向岸边，船底撞上江湾暗礁，船体剧烈震动，底部破裂、舱室进水，“舶船至岸而败”——巨舰在败舶湾搁浅损毁，所幸湾内水浅、风浪稍缓，加之将士奋力救援，孙权与群臣、甲士均安全登岸，仅舰船受损、数名士卒轻伤。
三、忠言逆耳：利敢以死争，权始贵重之
登岸后，孙权惊魂未定，却恼羞成怒，对着谷利怒斥：“阿利畏水，何怯也？此船坚固，何惧风浪？汝乱我兴致，又坏我巨舰！”
谷利不卑不亢，跪地叩首，言辞恳切掷地有声：“大王万乘之主，轻于不测之渊，戏于猛浪之中。船楼装高，邂逅颠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辄敢以死争！”
这番话直击要害：您是东吴君主，身系国家安危，怎能轻易置身险境？巨舰船身高耸，遇狂风极易倾覆，一旦出事，东吴江山托付给谁？臣并非畏水，而是为大王、为社稷，才敢以死相谏。
孙权听罢，怒火顿消，转而沉默。他一生征战四方，见过无数臣子谄媚逢迎，却极少有人如谷利这般，不顾个人安危，只为社稷与君主安危直言进谏。此前谷利便常为民请命、举荐贤才，如今更在生死关头舍命护主，其忠直与胆识，让孙权深受触动。他亲自扶起谷利，叹道：“卿言是也，朕错矣。”
经此一事，孙权对谷利“贵重之”，不仅赏赐金帛、加封食邑，更“自此后不复名之，常呼曰谷”——不再直呼其名，而以“谷”尊称，以示亲近与敬重。谷利的忠烈之举，也随败舶湾的故事流传千古，《江表传》赞其“忠直敢谏，有古大臣之风”，成为鄂州历史上忠君爱国、正直敢言的典范。
四、湾留胜迹：吴造岘与千年遗韵
“长安号”损毁后，孙权命人在败舶湾岸边凿山开路，方便众人登岸返回武昌城，后人称此路为“吴造岘”，位于樊口上一里，“今厥处尚存”。此后，败舶湾不再只是普通江湾，更成为承载三国历史的文化地标，历代史料均有记载：《武昌记》云“权与群臣泛舶，中流值风，至樊口十里余便败，因名败湾”；《江夏记》载“败舶湾在县西北七里”；《太平御览》引《吴志》详记谷利拔刀谏主之事。
千年来，败舶湾见证着鄂州的沧桑变迁。东吴之后，这里仍是长江重要停泊点，晋代陶侃镇武昌时，曾在败舶湾休整水军；唐宋时期，樊口商贸兴盛，败舶湾成为商船停靠、货物转运之地，苏轼兄弟游历樊口时，曾泛舟至此，凭吊三国遗迹 ；明清时期，湾边筑堤修闸，周边渐成村落，百姓口耳相传着“孙权试航、谷利救主”的故事。
如今，败舶湾虽历经江水冲刷、地貌变迁，古湾轮廓依旧清晰。樊山苍翠依旧，长江奔流不息，湾边立有“败舶湾遗址”碑刻，记载着这段三国往事 。每至江风拂过，仿佛仍能听见千年前“长安号”的鼓乐、狂风的呼啸与谷利的厉声劝谏，忠烈之气与历史厚重感，在江湾间久久回荡。
五、史鉴千秋：败舶湾的精神价值
败舶湾的意义，远不止一处历史地名。它见证了东吴造船业的巅峰——“长安号”的规模与工艺，彰显鄂州作为“三国造船之都”的实力 ；它记录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水上危机，反映出长江航道的凶险与古代航运的艰难；更重要的是，它镌刻着谷利式的忠直品格：不谄媚、不盲从，以社稷为重，以大义为先，敢于在君主犯错时舍命直谏。
这种品格，正是鄂州历史文化的重要内核。从三国谷利，到后世武昌清官周良、乡贤董袭，再到历代为民请命的志士仁人，忠直、务实、担当的精神一脉相承。败舶湾如同一位沉默的历史见证者，将这段风云往事与精神遗产，深埋于长江之滨，提醒着后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忠诚、正直、敢于担当的品格，永远是立身之本、治国之基。
千年一瞬，江涛依旧。败舶湾的故事，早已融入鄂州的血脉，成为这座城市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页。当我们漫步樊口江畔，凝望这片古湾，触摸的不仅是长江的水波，更是那段波澜壮阔的三国历史，与穿越千年、依旧熠熠生辉的忠烈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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