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上首位大僧正行基的愿力与功勋|佛教|僧侣|大佛|大僧正行基|日本历史|续日本纪

作者：蒋丰

老老实实地说，我虽然多年阅读日本史，但不知道“行基”这位僧人。2026年初，我在陪同国内一个地方旅游局文化考察团前往奈良的时候，才从一位小友那里得知了“行基”的名字，再次感受古典金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魅力。

在日本佛教史上，奈良时代的僧侣行基（668–749年）是一个近乎神话的存在。他被民间尊称为“行基菩萨”，是第一位被朝廷授予“大僧正”最高僧职的人物。行基的一生，不仅是教义的传播史，更是一部古代日本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史。

行基出身于河内国大县郡（今大阪府柏原市），祖上是朝鲜半岛上百济国移民的后裔。而《续日本纪》卷十七只记载：“僧行基者，河内国大县郡人也。姓腰部氏……年十五出家。”显然，如同不愿意承认日本天皇的先祖来自朝鲜半岛一样，日本人至今也不愿意承认行基是朝鲜人的后裔。至于台湾的日本史学者陈水逢在《日本文明开化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中考证行基是从中国大陆前往百济的“中国系归化人”，日本绝大多数佛教史书籍是避而不提的。

在行基生活的时代，佛教在日本是王权的专属品。当时实行的《僧尼令》严格限制僧侣的行为，规定僧人只能在寺院内修行，严禁向平民传教，更不允许在民间聚众。然而，行基在药师寺师从道昭（曾赴唐追随玄奘学习唯识学）后，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行基放弃了高墙内的优渥生活，成为了一名“私度僧”。他走向荒野和村落，向那些被官方佛教遗忘的底层民众宣说佛法。这种行为在当时被视为非法。这个定性，在《续日本纪》养老五年条记载中已经表现出来。

显然，从朝廷最初的评价来看，行基是一个“妖僧”。他所带来的冲击力在于：他不仅谈论往生，更关注现世的苦难。

行基深知，在律令制社会的繁重徭役下，民众最需要的不是枯涩的经文，而是能够生存下去的保障。他利用从老师道昭那里学到的先进土木技术，带领追随者在畿内地区大兴土木。

行基的一生共主持修建了池塘、沟渠、水坝共计15处，用于农业灌溉。桥梁6处，便利交通。还有布施屋9所，道场和寺院共计49处，为流离失所者提供食宿。

这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在淀川上修建的“山崎桥”。根据《群书类从》卷一百九十三收集的《行基菩萨传》记载，行基在修建桥梁时，并不依靠官方拨款，而是号召信众布施人力和物力。

朝廷对行基的态度转变，源于一场全国性的危机。天平年间，日本遭遇了天灾、饥荒以及恐怖的天花瘟疫。人口锐减，政局动荡。日本第四十五代天皇——圣武天皇为了寻求国家安定，决定修造足以震慑海内的“大圣无量寿佛”，也就是现在不知吸引多少游客的“奈良大佛”。

但是，当时铸造高约16米的青铜大佛是一项倾国之力的巨大工程。朝廷很快发现，他们空有诏令，却无法调动早已疲惫不堪的民力。唯有行基，这位在民间拥有绝对威望、能瞬间集结数千劳动力和物资的“圣人”，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天平十三年（741年），圣武天皇正式下诏，请求行基出山协助建造大佛。《续日本纪》卷十五（天平十七年）正月条有记载，以行基法师，德高望重，众所归依。特授大僧正，以领众僧。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被授予的僧侣的“最高职衔”。

这一年，行基已经是77岁的老人了。从“妖僧”到“大僧正”，他走过了从体制边缘到权力核心的漫长道路。这种转变并非他个人的妥协，而是朝廷不得不通过承认他的地位，来换取与民间力量的社会契约。

行基不仅负责为在奈良东大寺的这尊大佛筹款（时称“劝进”），还亲自巡回各地，宣扬修建大佛是为了“一木一草，皆能成佛”的宏愿。在寻找铸造大佛所需的黄金时，行基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日向、陆奥地区发现金矿的消息传来，圣武天皇欣喜若狂，认为这是行基祈祷的灵验。

天平二十一年（749年），81岁高龄的行基在菅原寺（今天叫“喜光寺”）圆寂。此时，奈良大佛的主体结构已接近完成，但他没能亲眼看到大佛最后的开眼供养仪式。《元亨释书》卷二是这样说的：“天平二十一年正月，师（行基）觉寿将终，集弟子语之曰：‘吾愿已毕，佛力自现。’遂右胁而卧，寂然长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