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正月，张集馨在京城接到了一道圣旨：补授陕西督粮道。
京城里人人都说，这是个一年能捞三四十万两白银的美差，号称“天下第一肥缺”。
可张集馨还没上任，就先借了折合今天1700万人民币的高利贷，全用来给京城官员送礼。
上任之后他才发现，这个天下闻名的肥缺，根本就是个填不完的无底洞。
任命下来的时候，张集馨已经在京城住了四个月，旅费几乎花光了。
“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谓之‘别敬’。”名为联络感情，实际就是公开的贿赂。
陕西粮道是天下闻名的肥缺，京城里的官员眼睛都盯着呢。既然去的是肥缺，别敬的标准自然要比普通官职高得多。
张集馨翻遍家底，发现连零头都凑不够。
没办法，只能借。
托翰林院编修龙兰簃在广东洋行贷款九千两，年息九厘；向山西钱庄借款五千两；向包怡庄观察借一千两；向同年汪衡甫借五百两，月息二分；向同年江翊云借五百两。
这还不够。
家里来信说，老家的旧宅要出手，他迟早得搬家，买房加修缮至少要三千两。于是他又托包美东借了三千两，寄回仪征老家。
前前后后，通共借贷了一万六千多两白银。
钱呢？几乎全花在别敬上了。
张集馨在年谱里写得清清楚楚：“京城别敬，连礼物共用银一万七千两。”
“及到省，盘费所余无几矣。”
——等到正式上路赴任的时候，他兜里连路费都没剩几个了。
一万七千两是什么概念？换算成今天的人民币，就是1700万。一个还没上任的官员，光送礼就送掉了1700万。而且这笔钱全是借的，利息最低九厘，最高两分。
他上任的时候，身上背着一身债，兜里只剩几个铜板。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张集馨抵达西安，正式接任陕西督粮道。
干了之后他才发现，外界传的全是假的。
京城里都说，这个缺一年能收入三四十万两银子。可张集馨在年谱里是这么记录的：
“余每年入项，不过六万金，除公私用度外，所余无几。都中传闻此缺，每年可入三四十万金，不知其中底蕴也。”
一年合法灰色收入，只有六万两。
不是三十万，不是四十万，是六万两。
而这笔钱，还没焐热，就几乎全花出去了。
送礼，是粮道最大的开支。张集馨在年谱里留下了一份分毫不差的送礼价目表：
陕西巡抚：全省最高行政长官，分四季致送，每季白银一千三百两，一年四季就是五千二百两。三节两寿时，还要另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一年下来，光送给巡抚的钱就“年逾万”。
陕甘总督：管着数省军政的最高长官，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一年三千两。另外还要加表礼、水礼各八色，门包杂费另算。总督衙门在兰州，每次送礼，都要派专人专程跑几百公里送到兰州，一分都不能少。
西安将军：驻防八旗的最高长官，三节两寿每次送银八百两，外加表礼四色、水礼八色。
副都统：两位，每次各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
八旗协领：八员，每员每次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
除此之外，将军和都统还会把家人、亲信推荐到粮库挂名，不用上班，按季领干薪。
不给不行。
只要将军稍有不满，八旗兵领粮的时候就会仗势滋事，粮道衙门直接寸步难行。
这还只是固定送礼。真正烧钱的，是迎来送往。
西安地处交通要道，西藏、新疆、甘肃、四川的官员进京，或是从京城返回，西安是必经之地。
凡是过境的官员，一律由粮道全权接待。
这个规矩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就是一场噩梦。
每有官客到境，粮道要跟着将军、巡抚在官厅迎接。回署后立刻派人去公馆张灯结彩，请戏班，备宴席。
每次必须请两个戏班。上等酒席五桌，中等酒席十四桌。上席必须上燕窝和烤乳猪，中席必须上鱼翅和海参。
杜凤治在富庶的广州南海县也得给总督请戏班，虽有隔壁番禺县帮忙分担，那也叫苦不迭，更何况穷困的陕西？
还有酒席。
戏和酒宴，无论冬夏，都要持续到三更天才结束。
第二天官客启程，粮道还要跟着大员们到城西恭送，再根据对方官职高低，馈赠盘缠路费。
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两银子以上，路费还不算在内。
张集馨在年谱里写：“大宴会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大宴会每个月都有，小应酬天天不断。
如果十天半月没有官员过境，粮道就得主动请布政使、按察使、盐道到官署小聚听戏——“不如此不足以联情谊”。
一年下来，花在招待和送礼上的费用，加上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总计五万两银子。
这还不包括各种临时来打秋风的人。
而张集馨每年的合法灰色收入，只有六万两。扣除这些开销和私人用度，一年到头几乎没什么结余。
他给朋友写信吐槽：“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
比送礼更让人头疼的，是粮库本身的历史烂账。
陕西粮道经手的粮食，以米、麦为细粮，专供西安驻防八旗兵按月支领；以豆为粗粮，供各营军马料使用。
历任粮道交接的时候，亏短的细粮，就直接用粗粮顶补。数量看着对得上，可细粮和粗粮的价值、发放用途天差地别。
击鼓传花，一任接一任往下传，到张集馨接手的时候，细粮已经短少了七万多石。假如下一任粮道拿不出米麦发给八旗兵，必然酿成巨案，牵扯出前面十几任粮道和无数大员。
张集馨运气不错。这一年陕西米麦丰收，价格暴跌，豆子却因为减产价格大涨。各营来领粮的，都情愿放弃米麦领豆子。张集馨趁机把历任顶补的豆子全部发放出去，以后只贮藏米麦。不仅历任亏空全数弥补，粮库也更加充实。
但前任留下的烂摊子，不止这一桩。
前任粮道方用仪卸任时，纵容家人在雁塔一带民间买来四千石麦壳，掺进了东边的粮库里。张集馨刚接任就知道了这件事，死活不肯签字接收。
代理粮道刘源灏苦苦劝他：“方道已经回江西了，难道还能让他再回来不成？您就算了吧！”
不得已，张集馨只能签了字。
到了放粮的日子，八旗营兵围着粮库大声喧哗，坚称指定放粮的那一仓，就是方道掺了麦壳的。可见这事早就成了西安官场公开的秘密。
张集馨没慌，让营兵自己指定一仓开仓放粮。没想到他们指定的，恰好就是方道掺了麦壳的那一仓。
营兵们一下子就蔫了。张集馨再打开先前他们闹着要开的粮仓，里面全是颗粒饱满、色泽晶莹的好麦。营兵们互相埋怨，不得不心服口服。
事后，张集馨命令管仓的差役，把麦壳全部风扬筛净，用好麦补进仓里。扬出来的四千石麦壳，全铺在了仓外低洼的车道上。
不仅消除了营兵的疑虑，连路都修平整了。方道留下的这笔亏空，全是张集馨自己掏钱填上的。
他在年谱里没有抱怨，只是淡淡地记了一笔。
当然，别问我垫的钱从哪来，反正老张他没写，也不会写，毕竟是“清官”。
除了钱的问题，还有不少麻烦事。
张集馨发现，不止州县官出缺时有人抢着代理，连省里的司道大员，也把代理粮道当成了头号美差。
陕西的知府道员，没有不把代理粮道看作第一肥缺的。其中虎视眈眈最紧的，就是品级紧挨着粮道的盐道。
巡抚也往往把这个差使，当成收买人心、酬谢亲信的工具。而代理粮道的人，明知自己做不了几天，就只求中饱私囊，根本不管公事。兵丁和胥吏趁机互相勾结，贻害无穷。
凤翔知府豫泰代理粮道半年，专门征收劣质粮食，只求农户踊跃交粮，根本不管仓储好坏。甚至把粮道衙门巷口的马号，都卖给了布政使手下的一个小官。张集馨写他“真可以算得上是卷地皮了”。
还有盐道崇纶，工于钻营，在陕西多年，上上下下混得极熟，上司最喜欢他拍马屁。但他在公事上一塌糊涂，最简单的案子都破不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多次代理布政使、按察使，又多次代理粮道。在任时，所有公务一概交给家人薛坤办理，弊病百出，仓储亏空更是一塌糊涂。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陕西巡抚邓廷桢病逝。
按规矩，督抚出缺，按官阶递署：布政使代理巡抚，按察使代理布政使，张集馨代理按察使。他留下的粮道空缺，正好由盐道崇纶代理。
张集馨到粮道任上刚刚一年，旧欠还没还清，正盼着再任一年半载，一举还清积欠。没想到这么快就离职了。
他在年谱里写：“债台无由去矣。幸臬司亦有陋规，尚可敷衍。”
——债台是拆不掉了。好在按察使也有各种陋规收入，日子还能勉强过得去。
同年七月，林则徐起复，出任陕西巡抚。张集馨又回到了粮道任上。
这一年关中大旱，林则徐有意缓征军粮，减轻百姓负担，张集馨全力支持。可停征之后，粮道衙门的收入彻底断了，应酬送礼却是一分都不能少。
他在年谱里只写了四个字：“亏空愈大矣。”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张集馨调任四川按察使，离开了这个坐了两年多的“天下第一肥缺”。
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经手了几十万石粮食，送了不计其数的礼，应酬了无数过境官员，填了历任粮道留下的所有亏空。临走时，依然背着一身还不清的债。
天下第一肥缺，到底肥了谁？
张集馨没有回答。他只是把账目一笔一笔记下来，藏在年谱里，留给一百多年后的我们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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