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的入门、历练
与学术理念
——乔治忠教授访谈录
作者简介
历史学博士，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
李政君
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载于《湖北社会科学》第4期第152—160页。
乔治忠，天津武清人。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1981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攻读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84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工作，1986年在职攻读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史学史专家杨翼骧教授。长期从事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研究，兼及历史文献学、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出版《清朝官方史学研究》《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清代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相互关系研究》《中国史学史》《史学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史学的考析与评判》《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众家编年体晋史》《清文前编》等多部论著，发表论文二百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新编中国史学史”等。
一、官私史学双轨互动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本模式
李政君：乔先生，您好！感谢您拨冗接受访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走上历史研究道路的？后来又为何选择了中国史学史专业？
乔治忠：我1978年参加高考并且入学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后来又考上南开大学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杨翼骧先生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这些经历包含着我个人的选择，但主要还是取决于具体的形势与际遇，因为形势和际遇远比个人意志强大得多。当然，这只是针对从业而言，不是说在学术观点上“随大流”。在学术观点方面，我极其不赞成那种随风流转的做法，学者应该具有坚持原则的信念（当然，决不能坚持错误的认识），就是将“见贤思齐”和独立思考有机结合起来。
1978年我高考（文科）成绩是相当好的，每门100分的5门考试总分超过400分，在天津市全部文科与理科考生中排到前80名，选择任何学校任何文科专业都应当是够格的。那时候的考生，择取高校与专业的理念与后来不同，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皆列为第一录取档次，没什么区别，也不存在名声或实惠上的差距，在各类专业上更不存在厚此薄彼的观念。在南开大学，高考分数高的考生进入历史学科，要比经济学科多。我各门考试中成绩最高的是历史，达到95分，进入历史系学习合情合理。其中还有另一番周折，暂且不说它了。
大约到大学二年级末，我决心继续深造，准备报考杨志玖先生的隋唐史专业硕士生。1981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即1977级大学生即将毕业，暑假时全国统一招考硕士研究生。因为当时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特别顺遂，报考研究生者数量甚少，教育部允许1978级学习成绩好的大学生提前报考研究生。我自然不愿放弃这一机会，加紧做相关准备。然而，杨志玖先生决定此年不招隋唐史专业研究生，改为招收元史专业研究生，而且强调学习元史专业，应当精于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困难，我自知在学习外语方面资质很差，仓促之间，遂改为报考杨翼骧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专业。这种选择，一是出于对南开大学招生情况突然变化的无奈，二是本人曾被杨翼骧先生精彩讲述的中国史学史课程所折服，从而产生了很大的学习兴趣。在全年级期末考试中，中国史学史考试获得90分以上的有三个同学，我是其中之一。因此，按当时的情况，提前报考研究生的机会是不应放弃的，即使此次考试成绩不佳，半年后我们年级毕业时还有机会，权当是一次探路、练兵。对我而言，改为报考中国史学史专业已经是最佳选择。最后，我得以被录取为硕士研究生，开始了在杨先生指导下研习中国史学史专业的进程。
1984年底，我完成硕士学业，留在新建立的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后来在职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依然在杨翼骧先生指导之下研究史学史，这意味着我已经将史学史研究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树立了坚定的学术追求。我的经历给予我自己的启示，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基本条件，顺应形势与当时环境作出专业选择，一旦选中，就要专心致志，坚持围绕本专业进行研习，尤其是年龄已经偏大时，更不要随便见异思迁，不能随波逐流，追赶时髦。
李政君：请问您为什么选择《清朝官方史学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
乔治忠：说来话长，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是《〈史记〉“太史公曰”浅析》，送杨翼骧先生审评。杨先生对此文相当赞赏，送《南开史学》推荐发表。当时《史记》研究是一项热门课题，但还没有专题研讨“太史公曰”的论文见刊。拙文在等待发表之时，《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刊出俞樟华先生《试论〈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一文。虽然该文与我待发之文之间绝无相互参照的可能，却又高度“所见略同”，连论述“太史公曰”与《史记》正文具有“浑然一体，不相分离”特点的用词也都相同。于是，我的论文只好主动撤回。这对我有相当大的触动。自思撰写学术论著，需要在更加深广的领域进行发现与抉择，要有独到的观察和思考，要敢于在大题、难题上发起攻坚战，要选取他人不大可能写出的内容和题材。这种想法的产生，促使我在读书和学习中，总是思考如何捕捉可以开拓的新研究题材。但有时产生某种治学方面的想法，一天、半天甚至几小时后就再也想不起来了，这就是有人所说的思想火花吧，骤然而来，倏忽熄灭，颇有失落之感。于是我准备了一个小本子，记录读书、学习中偶尔出现的感悟，有时还追加思索，甚至列出论述计划或提纲。在那个小本子封面，我特意用红笔写上“火花”二字。研讨清朝官方史学的想法，就是在小本子上简单记录的一条，时间为1985年11月。现在，自存的“火花”已有三本，除第一个小本子之外，其余都换成又大又厚的笔记本。
1986年，杨翼骧先生获得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我去拜贺并且表示要做先生指导的首届博士生。事先阅览自己的“火花”笔记本，当即向杨先生提出：准备以“清朝官方史学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杨先生对这个选题大为赞许，同时也指出其难度甚大：一是可参考的现有成果不多，二是查阅资料颇不容易。事后我在研究与撰写的进程中，验证了导师的点拨，光是到北京故宫西华门内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清朝档案，就连续好几个星期，为了抓紧时间，中午仅在档案馆休息室吃干吃面（即当时一种烤熟了的方便面）、喝白开水，相当艰苦。其余查阅《清实录》、清朝官修史书、清人文集等等，奔走于多处图书馆，办手续颇费周折，真是困难重重，哪里能比得上现在利用资料这么便当！
李政君：《清朝官方史学研究》最初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版，会不会削弱其在大陆学界的影响？研究清朝的官方史学，对于您的学术生涯有什么重要意义？
乔治忠：我的《清朝官方史学研究》一书1994年在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可以说是很称意的事情。20世纪80至90年代，改革开放正在进一步深化，各个出版社先后进行了改制，学术著述出版十分困难。同时，中国大陆与境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日益扩大。台北文津出版社的主管人在大陆搜罗新近博士论文，准备编辑一套丛书，我与武汉大学谢贵安、四川大学蔡崇榜等人的博士论文，都是这一阶段被选录出版的。《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版，整体上并不削弱它在学界的影响力。第一，此书面世后，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王锺翰先生发表书评，多有赞誉；博士论文通讯评议委员施丁先生在《光明日报》发短文推介，引起历史学界的较大关注。第二，在本书出版之前，我已经发表相关内容的论文多篇，许多独得见解已经被学界了解；本书出版之后，我继续探索清朝官方史学问题，发表若干论文，与此前面世的文章构成专题研究系列，不仅产生较大影响，而且推动一些学者也投入此项研究。第三，当时中国台湾版图书在大陆较为流行，台湾版的学术著述当时名声甚好，大学的图书馆以及大一些的公共图书馆，都致力购入台湾出版的学术著述，包括我的这本书，在全国应当有过不错的流传和学术影响。
《清朝官方史学研究》是我得以立足于史学界的根基。研究与写作的进程中，我自觉历史考证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都有大幅度提高。“清朝官方史学研究”这个课题，具有开拓性和广阔探讨空间，许多史事需要考订。虽然我以前也考订过唐代刘知幾撰写《史通》的若干问题，以及章学诚纂修方志与史学创见的关系等，算是具有一定基础。但关乎博士论文的考证，多为相当难解的问题，如考证满文“汗的档子”按日期顺序记事始于努尔哈赤天命元年（1616年），考证“旧满洲档”与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之间的接续关系，考述清太宗时期汉文档案的编辑、收存与利用，考述清国史馆的建立过程、官员结构和修史项目，考订《康熙起居注》记载和终结时间及机制，等等。这样的问题每突破一个，都使我的考据功力大为增长，同时令我信心倍增，继续跟进，并且对考据的理论问题也渐渐形成较为系统的观念。随后，我又从清朝官方史学研究上溯整个中国古代的官方史学，从而继续做出不少新颖、深入的学术开拓。
李政君：请您谈谈从清朝官方史学研究不断拓展研究领域的进程与独得之见。
乔治忠：由研究清朝官方史学而向上追溯，个人学识乃逐步积累，这里只能就得出较为系统认识之后的见解概略谈谈。第一，追根溯源，中国传统史学乃产生于官方，规范化、制度化地按时间顺序记载史事，是中国史学产生的标志。第二，战国时期私家史学兴起，发展到西汉，水平超越了官方史学，司马迁《史记》成为私家历史著述的高峰。东汉明帝开始组织官修纪传体的国史，于是形成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种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二者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是中国传统史学能够繁荣兴盛且超越世界各个民族的重要原因。在东汉统治者推动下，史学宗旨回归到先秦时期已然开辟的以史训诫、以史为鉴的理路，压制了司马迁所倡导的成一家之言和突出个性精神的思路，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就此基本奠定。第三，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呈现多方探索的趋势，而且少数民族政权受汉族传统史学魅力的感染，主动记史、修史，史学成为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文化因素。唐宋时期，官、私史学均进入繁盛状态。第四，元明两朝史学貌似衰退，特别是官方史学很不振作，是传统史学的调整时期，而普及性史书的编纂渐次兴起，成为潮流，给史学再度兴盛准备了条件。第五，清朝的史学进一步发展，官方纂修大批史籍，私家进行细致深入的历史考证，二者在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的矛盾中，共同组成对传统史学的大总结，业绩不可小觑。
与西方古代史学相比，中国传统史学的突出特点是官方史学活动连续不断地进行，官方与私家成为两个对等地位的史学主体。这种双轨发展模式具有很大优越性：官方记史具有制度化、规范化的特征，修史活动不间断，记事时间系统清晰连续；而私家史学不得不进行新体裁、新思路的探索，丰富了中国传统史书的内容和形式。中国史学遗产远比世界其他民族繁荣多彩，即有赖于此。深入比较中国与西方史学的异同，可以得出史学发展的内在基本矛盾，是记史求真的原则与治史致用理念之间的对立统一，矛盾的焦点在于孰为第一、孰占主要地位，这种矛盾在多数情况下呈现出非对抗性。在中国古代，求真与致用的矛盾，往往被纳入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的矛盾运行之中。
以上是我从研究清朝官方史学扩展开来后，取得的主要学术感悟，其中都渗透着对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格外重视，没有这一理念，很难取得这种系列性的认识。应当说这些观点已是成体系的宏观思考，属于史学史学科的创新见解。
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系统、最先进、最正确
李政君：能不能请您谈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在您学术研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乔治忠：上小学之时，就发现家里存书不少。其中就包括平装两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选》（浅淡豆绿色封面）、厚重精装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印行的“干部必读”丛书，艾思奇、胡绳的一些撰著等。小学高年级时就开始翻阅理论著述，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尽管当时不可能读懂其中的全部内容，但记忆相当牢固。阅读时往往还做笔记，有时也在笔记中抒发自己的感受。
较早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收获是头脑里逐渐具有了辩证思维，看问题能够从整体到局部层层分析，注意事物内在的“一分为二”，避免那种孤立、静止、片面、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眼光。这对研究历史当然助益多多，但本科入学后忙于补知识、打基础，不太致力于撰写文章。1979年底，按规定要提交一篇学年论文，算是开始了初级的历史研究。文章题为《唐代士族、庶族的合流及科举制在其中的作用》，点名批评了陈寅恪、韩国磐等先生的观点，认为唐代士族与庶族处于“合流”状态，科举制是二者合流的基础，唐代政争的根源不在于士族和庶族之关系，须做另外解析。该文基本是摆事实并且以辩证思维进行分析的，试图拨正“斗争哲学”的绝对化倾向。文章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获奖，被选刊于《南开史学》1981年第1期。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后来，在学术研习上，重点当然是中国古代史学史，而思考问题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则慢慢转为以史学理论为主。但注意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没有改变，而且是随着学识的增长，越发具有自觉性和主动性。
李政君：您是如何涉足史学理论研究的？
乔治忠：我实际涉足史学理论研究，可以从1982年上半年算起。那时我硕士研究生在读，选取了刘泽华教授主讲、专为研究生开设的“史学方法论”课程。期末要求同学们各自写一篇理论性论文，题目、内容自拟。因为某种背景原因，我决意要写好这篇论文。刘先生对拙文也确实大为赞赏，但估计他所欣赏的不一定是我的论点，而是行文中表现出的辩证思维。1984年底我硕士毕业留校，刘先生约我谈话，鼓励我参加他已经组织的“历史认识论”研讨小组，我很高兴地应允了。
“历史认识论”小组成员有张国刚、叶振华和我。分配给我的工作是撰写《论历史研究中的抽象性认识》与《论历史认识的检验问题》。《论历史研究中的抽象性认识》初稿约一万三千字，后得刘先生推荐，几经修改，以1万字篇幅刊载于《红旗》杂志1988年第11期。论文当时影响颇大，但若干年后则不尽如人意。因为《红旗》杂志不久改为《求是》，办刊栏目有所调整，后来的学术综述文章以及论文目录，大都未将《红旗》所载文章视为学术之文。关于《论历史认识的检验问题》，1988年暑假前我与刘先生约见，汇报相关思考。我们绕南开大学旧图书馆前新开湖和马蹄湖散步约2个小时，我说了我的写作方案，刘先生则另有一种想法，谁也没作出让步，事情就此暂且放下。
1988年暑假过后，到导师杨先生家拜谒。杨先生作了较长时间谈话，对我谆谆开导。对于这次谈话，杨先生作了充分准备，手持64开纸片。我虽然看不到纸片上写了什么，但那无疑是筹划好要谈的内容提示。谈话内容有几个方面：1.询问我学习哲学理论的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过哪些相关著述；2.交流了一些对历史观念上具体问题的看法，杨先生的理论水平很高，对历史唯物论理解相当深入；3.指出做这种理论研究很不容易，而且受整个社会思想潮流与领导层意志的制约，不是自己认为对的就一定能坚持，因此，不要过早投入，必须谨防风险；4.指示我应该尽快完成博士论文，不要分散精力。我觉得导师的指示完全正确，对我充满了爱护与信任。自此，我把精力转移到博士学位论文的撰述上，但仍然继续关注学界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之状况，没有放弃。
李政君：迄今为止，您已经发表了多篇史学理论方面的论文，颇具独到的思考，能否择要介绍一下其中主要的见解。
乔治忠：自20世纪90年代迄今，如果将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的文章计算在内，我发表的史学理论文章应不少于20篇。这里不能一一叙述，谨择要提示比较重要的学术观点。
《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载《南开学报》1995年第5期，与杨翼骧先生合作）是我又一次撰写理论思维文章的开始。该文将中国古代在史学理论方面的分散性论述，以归纳分类方式整合为八个方面，展示了传统史学并不缺乏史学理论方面的内容。《史学的发展应当强化学术性》（载《南开学报》2002年第6期）和《中国史学发展前景之我见》（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提出史学具有学术性、知识性、可应用性，而以学术性为主导，史学宗旨是求真、求是和求新，史学知识在现实社会的应用已经不在历史学的范围之内。《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载《南开学报》2004年第2期）提倡以史学史研究为龙头建设完整的“历史科学学术史”，使之成为史学评价体系的纲领，纠正以行政方式评价学术成果的偏颇体制。
晚些时候的几篇论文，学术创新和学术价值更值得关注。《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思考》（载《学术月刊》2012年第1期）将多年以前形成的观点进一步修订，使之基本完善，再次强调中国史学史学科具有三大任务、八项内容，论述了中国史学史发展应当划分为几大阶段及其依据。这是我撰著《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纲领，是我对中国史学史这一学科体系的总体认识。《用中国话语发展当代史学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12日第1版）是一篇短文，但文中提出的许多理念，成为后来一些重要论文的思想基础。《试论史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建设》（载《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强调“史学认识论”乃是史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同时认为“史学本体论”也十分重要，“发现史学发展的动力和社会运行机制，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是史学理论达于成熟化的标志，不解决这一史学本体论的高端问题，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就不算成功”。《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载《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原则，以系统性史学史研究的可靠成果为基础。《论历史认识的检验标准》（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提出“史学界共同进行的历史学学术实践，是检验历史认识的唯一标准”。
李政君：2021年，您在《史学理论研究》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2023年，又在《河北学刊》发表了《中国历史学“无奴派”思潮的理论剖析与当下审视》。请问近年来您在唯物史观相关问题上不断发力的原因是什么？能否请您再简要介绍一下两文的核心观点及写作背景，以便于学界更好地了解您的观点。
乔治忠：关于五种社会形态递进发展的历史规律问题，1957年黄现璠通过对广西壮族的社会史调查提出异议，李鸿哲依照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提出不同见解。但这些质疑和见解没有引出正常的学术讨论，却遭到行政方式的强力压制，二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黄现璠在“右派”帽子重压下继续做“无奴”研究，积累资料和理念，1979年连续发表论文，认为整个中国历史不存在奴隶制社会，并且将这一观点延伸到世界史，认为奴隶制社会只在古希腊、古罗马小范围存在过。同时，他承接李鸿哲的思路，在理论上认为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黄现璠的论文得到不少人响应，许多同样观点的论文接踵而出，声势日益扩大。史学界一部分新进人士积极加入“无奴派”，一些老一辈学者也支持“无奴派”。更多的人则目迷五色，看不清孰是孰非，陷入沉默和回避。极少数坚持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学说者，论辩乏力，明显处于劣势，此乃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界一大偏颇状况。假若总是无人对“无奴派”错误理念予以批驳，那就更成为中国史学界的负面现象。
我从“无奴派”思潮兴起之时，就很关注这些问题的讨论，阅读了不少相关论文，也查对了经典著作的论述。但遵从导师的意见，暂且隐含不言。至2015年《理论与史学》创刊，主办者向我讨要一篇论述历史规律的论文，无法推托，很仓促间撰写成稿，题为《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再思考》（载《理论与史学》第1辑，2015年）。《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载《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4期）一文也是刊物征稿，是在前一文基础上的加工和发展。如果没有刊物的征稿，我也会择机论述这些问题，但可能还会延迟拖后。撰写《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时，我感觉如果不批评“无奴派”似乎不足以达到维护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学说的理想效果，于是很想写入这项内容。但篇幅实在难以控制，遂予以抽出，另写专篇。最后以《中国历史学“无奴派”思潮的理论剖析与当下审视》为题，发表于《河北学刊》2023年第1期。此文论证了“无奴派”思潮违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种种“无奴派”理论上的谬误进行了反驳。但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是否真的是包括奴隶社会在内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这还需要在新时代进行新的论证，才能厘清思想，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做好这项工作，“无奴派”观念自然就会瓦解，不过，这个任务相当艰巨。我有投入这项研究的思考，就看形势与际遇能否提供必要的条件了。
如果要说上述两三篇文章的核心观点，那就是应当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发展规律，但不能机械地、绝对化地理解历史规律问题。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否定历史规律，就是给“规律”一个绝对化的定义，主张只要有一个事例疑似不符合，整个规律就不能成立。这种思路是要求每一个原始的山野村寨都自然地经历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哪有这样的道理？马克思主义讲求的历史规律，是在整个世界总体的意义上着眼，是辩证地看待问题。总的历史规律，不能承诺所有地区至每个村寨的历史都具有一模一样的发展顺序，此乃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这关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释和发展，特别具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李政君：请问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有何认识或评价？您认为学界相关研究有哪些值得肯定的方面，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乔治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近年来日益繁兴，进展极好，特别是对于相关人物活动情况及其观点的清理，明显细化和深化。这是进一步做好学术性研究的基础，值得肯定。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乃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化发动与个人研究并行不悖的结果，自从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此种类似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的机制就已形成。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中，对于各级党组织的作为不可轻忽。
我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探实》（载《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若干理念问题》（载《学术研究》2020年第11期）等文中，已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提出几项建议：一是要认真考订史实；二是要加强理论思维，得出具有高端理论水平的研究成果；三是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置于整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和全部史学发展环境中研究。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得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不少专题研究论文主干停留在“叙事”的状态，仅仅堆积一些事件、人物等，这不能反映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内容。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什么能够在旧中国立足和不断壮大？为什么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背景下却迅速发展？有哪些独到特点和优点？与中国传统史学有哪些矛盾和契合点？诸如此类问题，都应当在研究中予以解决，缺乏精深的理论思维，就不能完成这种学术任务。
李政君：您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包括中国史学史学科在内的历史学学科建设有哪些需要进一步关注或重视的问题？
乔治忠：历史学的学科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包括历史教学、史学研究、学科专业分类、评价系统、评论机制、奖助体制等，调整起来十分不易，难以做到完美。对于历史学科应当如何改进，学术管理者、专家学者也是见仁见智，意见难以统一。我个人多少有些感触，说出来仅供参考而已。
第一，将坚持唯物史观落在实处，这是搞好历史学研究的学术进路。形形色色的史学理论，有西方传来的，有国人自己想出来的，折腾一阵子，归根结底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为系统、最为先进、最为正确。现在国内公开反对唯物史观的学者微乎其微，但史学界学人是否真正理解了唯物史观？是否真心赞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情况并不那么乐观。这一问题应当以学术的方式着手解决，要点是鼓励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以辩证思维破解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第二，在史学界树立以学术性为主导的史学观念。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阐释的深化，还是回应与破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诘难，都要坚持学术性第一的原则，从学理上立论、从学理上驳论，才最有力度，靠学术性的高深、逻辑性的缜密，才最能服人。第三，史学界应当提倡学术性论辩。正确的认识需要在论辩和讨论中确立，学术论辩与曾经有过的压制性大批判及扣帽子方式的攻击完全不同，目的只是讲明道理。整个学术群体都应该视学术论辩为历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治学方式。第四，抓好当前大学历史学科的教学与规划，历史课程再不能因循仅仅重视具体知识而轻视理论的故辙。大学的历史课程，除教授基本的知识之外，还应当向理论性、专业性方向转型。唯物史观的学习，不要满堂灌输，可以提供读书资料，提供不同主张的论文让同学阅读和鉴别，利用唯物史观加以批评。大学历史教学是将来历史学持续发展的基础，不要低估大学生的理解能力、认识水平，不要将之当成中学生，进行固定说法的灌输。
三、对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历史文献学、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体悟
李政君：您对近现代中国史学史特别是对一些史家有过评论，促使您关注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具有什么普遍性的学术意义？
乔治忠：最初评论近现代的史家，一方面源于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准备论文的需要；另一方面因为我指导的博士生中，论文选题不乏涉及近现代史家的，作为导师在具体的学术论题上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故注重随时随地对一些近现代史家予以分析和评议。这些有助于增加我在近现代史学史方面的知识积累，但还没有形成很大的学术激励。
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王国维全集》出版发布和学术研讨会（即“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办人在了解我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情况下，仍希望我一定到会，可以不写论文。但没有论文去蹭会，实失颜面，遂决定讨论一下“二重证据法”问题，当时也没有指望有多大的学术新见解。然而一接触王国维有关论述，便发现其中直接违背逻辑的问题严重。于是，我通过深入审断写成《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对王氏学术理念予以严格批评，指出“二重证据法”乃是反科学的方法。大会闭幕式上宣讲论文时，引起多人争辩。可知对于王国维的一味赞扬已深入人心，积重难返，这提示我还会有类似近现代史家享受着不该拥有的吹捧。虽无法一一辩论，但遇典型，必当驳正。因此有后来对雷海宗的批评文章。但雷氏又与王国维不同，王国维在具体文献与史事考证中颇多创树，而在宏观历史认识上常出舛误；雷海宗则在学术上乏善可陈，宏大历史观念论断、具体难题考证，他样样染指，皆一塌糊涂，徒增笑柄，却被一些人捧成大师。
我也评论过顾颉刚，对他的疑古精神充分肯定，而对曾经诘难顾颉刚的张荫麟则严加批评，驳斥其论点论据中的诡辩性逻辑，同时指出其论述方法的整体性错误，也揭示了他后来改正看法的表现，这一点发他人所未发。至于附带性批评钱穆、陈寅恪，并未否定其学术成就，遵循实事求是原则，为过度的捧场风气纠偏，是完全必要的。我评论的近现代史家，人数不多，但其中多属以往评议不妥的典型，具有学术示范意义。我这种学术关注，真正发端于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审视。
近现代的史家，其亲属、故旧、师承、学脉关系在社会上仍未淡化，甚至存在某些被媒体、舆论所强化的情况，一些学人的学术成果相当平庸，却借着某种师承来标榜。因此，对一些近代史家群起热捧的现象，不足为奇。更有部分学界人士，吹捧以往的史家实为“醉翁之意不在酒”，乃借旧事发泄自己的某种情绪，宣示错误的历史观念，这值得充分注意，不可熟视无睹。学术评论是维护学术界理念公正的机制，需要贯彻实事求是的准则，不能任凭错误、偏颇的评价流行不断。过一个时段，就应当清理一次学术史，激浊扬清，让学术的发展不至于过度偏离健康发展的道路。
李政君：中国史学史与历史文献学是相邻学科，请您讲讲您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情况和感悟。
乔治忠：历史文献研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时不易与史学史研究相区别，例如考证一部史书，属于文献学还是属于史学史呢？我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干了不少比较琐碎的事情。硕士毕业后留在南开古籍所，头一项工作是整理、编辑和注释《众家编年体晋史》。注释古籍可谓既费力又不讨好，常常面对一个难解的典故或人物、地点，几个小时甚或一天都查找不到资料。我曾在杨先生面前抱怨，杨先生正色指教说：无论你立志做什么，首先要做好工作单位下达的任务，这是基本的职业精神。再者，注释古籍感到吃力，是大学者也难免的，但这可是非常锻炼能力、增长学问的好事。于是我咬紧牙关努力，在注释方面决不敷衍，避免了许多古籍的注释躲避难点的现象，获得好评。
历史文献学工作也可以有较为宏观的议题，特别是与史学史研究相关联，可以显示出一定的学术意义。我发表过《清太宗朝汉文档案文献考析》（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历史研究电子资源运用的兴利除弊》（载《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等论文，内中例证多为本人梳理出的琐碎资料，最后组合论述，解决较大的论题，颇有成就感。我曾经为研究生开设“历史考据学通论”课程，应当把讲稿充实修订，谋求出版。我撰有《对“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关系的探析》（载《学术研究》2009年第9期）、《建立鉴定与整理新发现历史文献的学术规范》（载《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3年第11期）两篇重要的文章。前文认为“史料学”不具备称之为“学”的资格，以单一“史料”的眼光看待历史文献，会造成很大偏差。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有交叉的内容，但史学史的学科之系统性、理论性高于历史文献学。后一文批评整理文献的学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改变文献的原始面貌，造成对研究者的误导，呼吁当今考古学界、史学界要建立统一的学术规范，不能允许最先掌握新历史资料之人，按己意改变其原初状态。
李政君：您在中外史学比较方面做过不少研究，请问您认为此类研究的学术意义是什么？
乔治忠：第一，中外史学比较可以深化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甚至打开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视野、新天地。例如，西方史学的起源问题被叙述得相当清晰，日本史学的起始也大体有了共识，中国传统史学虽最为繁荣，但其起源时间问题在学术界缺少关注。从中外史学比较的探索中，我意识到中国史学的产生虽然只是个端点，但这个“点”亮度甚大，如果缺失，会形成史学发展上小半截子的昏暗。于是苦苦考析，终于得出结论，即中国史学的产生，与中国古代连续性纪年的形成紧密联结。中国历史上具备确切的连续性纪年，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的，这正是“共和行政”的元年，而连续、确切的纪年，乃是因为出现按时间顺序连续记载史事的结果，在当时历法不完善的条件下，连续地按时间顺序记事，乃是确切的连续纪年体系产生的条件。按时间顺序连续地记载史事，也就产生了官方的编年体历史记载，这都发生在共和行政初年即公元前841年。共和行政的掌权者，很清楚他的执政仅仅是个过渡，于是要随时记载史事以备查究，政治上的这种需要，催化了连续性记事和形成连续性纪年的同时开始。将中国传统史学产生的时间精确到具体的公元前841年，使我具有非常大的成就感。
第二，只有在中外史学比较的基础上，才能概括历史学发展的机制，从而深入进行史学理论的探索。比较研究中外史学，可以直接看到史学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发展，于是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问题就浮现出来，并成为中国史学史所需研讨的重要内容。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同时是十分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史学理论的研究，当然与历史观有密切关联，需要有正确的辩证思维方法，但这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必须以史学发展的史实为基础，这意味着要对中外史学史皆具扼要而系统的认知。实际上，史学理论的核心应当是对中外史学异同的比较和概括，而非哲理推衍。缺乏以史学史上客观史实为基础的史学理论，是空洞、主观的理论，必定包含重大谬误。西方近现代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就是这类主观主义、空洞无稽的理论。
第三，中外史学比较研究，有助于梳理全球历史学的整体观念，深化对历史学之发生、发展问题的阐释。这要求中外史学比较应当深入到本质问题，而不要止于罗列现象上的异同。我的《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载《学术研究》2007年第11期）一文，在多层次思考的基础上，直接指向中西史学异同的根本性问题，提出中外史学共同存在记史求真与治史致用之间的矛盾，这是历史学发展中的基本矛盾。因此，是否具备记史求真的意识，是史学能否产生和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之一，这决定了原发性史学只能产生在少数地区和少数国度，即上古的中国和古希腊。其他地区现存的历史学都得自外传，是次生性的史学，例如日本和韩国的史学，就是从中国传入的。
中西史学的比较，可以在不同起源的两种史学中发现共同特点，有助于探索史学发展的社会机制，而进行中日、中韩（朝）之间传统史学的比较研究也十分必要，因为日本、朝鲜半岛的史学是从古代中国输入的，在本民族和本国的社会条件下，既承袭了中国史学的许多传统，也演化出各自的特色。进行这种同中求异的比较研究，了解日本、朝鲜等国对中国史学传统接受了什么、舍弃了什么、改造了什么，出于什么社会原因进行这种取舍和改造，对于认识中国史学的特点、探索史学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运行机制，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中西史学比较应与中日、中韩（朝）史学的比较研究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如有条件，中国与越南古代史学的比较研究也应当进行。
李政君：您觉得自己在中外史学比较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学术突破？
乔治忠：我主要对中日古代史学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例如：其一，日本史学是从中国传入的次生性史学，但一开始就接受了中国比较成熟的历史观、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史书体例等，也实际做了适应本国需要的改造，所以起点较高，且具民族特色。其二，日本模仿中国史学，也从官方开始，因此重点在于致用，求真意识弱于中国，所以日本史学的连续性发展不如中国。但日本仍能够保持史学的赓续，是因为每个时期都有中国史学的传入，激发日本史学一再兴起。朝鲜半岛的古代史学，与此类似。其三，中国史学与日本史学在近代的转型，都不彻底，但情况不同：中国只是强调了“民史”，仍赓续了陈旧的古史观念和史学“经世”思想；日本停止了官方修史，官方仅仅编辑资料，但没有清除“皇国史观”。其四，日本与中国的疑古思潮，因国情的不同与世界性政局的影响，结果大不相同，日本的“津田史学”（即津田左右吉的史学观念）终于胜出，疑古史学得到肯定；中国的“古史辨派”则遭到主流派系的贬低与压制，唯其精要的学术主张无法抹杀。其五，日本引以为傲的天皇“万世一系”体制和很早具备全国一统的局面，与其地理状况不相符合，实际得益于中国传统正统论、“大一统”观念、儒学政治历史观的传入及改造。
中日史学比较研究，还有可以开发的天地，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深入探索。我认为中国史学对于日本、朝鲜的影响，应当择要纳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
李政君：可否请您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和体会，给青年学子提供一些治学建议？
乔治忠：我对进入历史学研究专业队伍的年轻学者，有如下几条建议：第一，一定要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学习，加强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学习与历练，使自己具备辩证思维能力。所谓“辩证思维”，就是将唯物辩证法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考察、思索、研究、讨论之中，首要一点是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一切，深入分析事物的内在矛盾，揭示其本质和发展演化的动因；其次要在整体的普遍联系中加以考察，层层剖析，既要求全面性又要求具体性；再次是作出推理与判断时，不要脱离已有的和进行中的社会实践。第二，树立为学术事业勇往直前、果敢献身的精神。这不是大话、空话，如果真正喜爱学术事业，为此献身的精神就不会成为难题。“献身”不是随便舍弃生命、舍弃一切，而是为了实现学术目标可以舍弃安逸、舍弃娱乐，将学术钻研作为最大的追求，乐此不疲。具备了献身精神，就能够自觉投入求真、求是的学术探索。第三，在把握治学宗旨的前提下，应当不断改善知识结构，扩大治学视野。在具备先进学术理念的条件下，丰厚的知识总会转化为出色的智慧和能力，当然这需要运用辩证思维将知识点联系起来。第四，勤于写作，不可懒惰。写作对思维能力和表达技巧的锻炼，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学者的文章、著述，也是立足于学界的根据。初入学林的年轻学者，适当多参加专业性学术会议，但需要用心写好参会论文，如屡屡提交平庸的论文，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第五，要勇于论辩，喜爱讨论。讨论和论辩，对思维、对智力的推动，无可比拟。当然，学术论辩只能贯彻学术求真、求是的宗旨，在辩论真伪、是非之中，不排除犀利的语言与文风，但绝对不可不讲学理而肆意进行攻击。第六，养成问题意识与把握学科观念，对于史学界整体、历史学科集体和学者个人来说，都是取得新发展、新成果的助推能动力。自觉养成问题意识极其重要，要深入理解他人论述的内容、发现相关的缺点和未发掘、未解决的问题。在学习中受到启示而发现问题，是最应当提倡的学习素质，经过历练，就可以养成学术上的问题意识。与问题意识相对应，治学中还要把握学科观念，应当明了自己正在什么学科内研究问题。问题意识与学科观念，具有互相推动、互相制约的辩证关系。有的前沿问题可能冲破旧有的学科体系，促成新学科的萌发或跨学科的研究，而新萌发学科也会具有学科体系和研究规范，跨学科也不是跨出所有学科，所以任何情况下，学科观念总还是对具体的学术问题施以学理性质的控驭。
史学史学科具有超越其他专门史的特殊性，它从整个历史学中纵向分立出来，并且对整个历史学予以描述、审视和总结，大有驾临历史学之上的气势。史学史学科既然要审视所有古往今来的史学活动、史学成果和历史论断，就不能现成地接受任何名家、任何其他专业的观点，而应当予以审核。
以上就是我个人在研究史学史实践中的感悟，仅供年轻学者参考。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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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对｜贾晓林
审 核｜王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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