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亮｜亨利·詹姆斯与“镀金时代”的美国|亨利·詹姆斯|威廉|小说家|左拉|毛亮|镀金时代

【编者按】

今年是英籍美裔作家亨利·詹姆斯逝世110周年。最近，新出版了他的晚期代表作之一《金碗》，是由亨利·詹姆斯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毛亮教授翻译的全新译本。本文为毛亮教授所作译者序，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亨利·詹姆斯画像，美国画家约翰·辛格·萨金特创作于1913年

亨利·詹姆斯（1843-1916）是英美小说史乃至西方小说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詹姆斯生活和创作的时代，大致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晚期和爱德华七世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去世于英国。詹姆斯的生平已经为人所熟知，故而无需再详细介绍，不过仍有若干细节值得再提一提。

亨利·詹姆斯来自19世纪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老钱”家族，文化上属于新英格兰的精英阶层。詹姆斯生活的时代已经是美国内战之后，人们常称之为“镀金时代”。这是美国社会激烈变迁、资本主义制度高度发达、美国的国力和影响力急剧扩张的时期，也是美国完成工业化、城市化，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多元社会的时期。不过，镀金时代的美国，并非只有经济的扩张和物欲的泛滥，因为这个时期也是美国文化、文学和教育大繁荣的时期。浪漫主义之后的一代美国文化人，与他们注重思辨想象和本土经验的前辈不同，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把眼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美国社会和新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家，如德莱塞、豪威尔斯和诺里斯等人，开始关注诸如劳工和新兴城市中产阶级、种族和移民、资本化城市化以及美国“边疆”区域的状况。然而，与这些眼光向下和朝向边缘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同，新英格兰的传统文化精英更多是把眼光投向了美国之外的文明世界，而属于这个群体的亨利·詹姆斯也不例外。这个群体虽然人数并不算多，但是他们在文化、文学和高等教育界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美国历史学家尼克维奇（Frank Ninkovich）就认为他们开创了美国文化“全球化的黎明”。早在孩提时期，詹姆斯就已经跟随父亲频繁往返于欧洲和美国，詹姆斯孩提时代最早的记忆，就是和巴黎、伦敦和苏黎世这样的欧洲城市有关，而且他和他的兄长威廉·詹姆斯最初也都在欧洲接受教育，詹姆斯少年时期所阅读的书籍大多也都是欧洲的文学作品。这样的经历和文化身份，与同时代的美国现实主义作家大为不同。青年时代的詹姆斯回到了波士顿和纽约（他的出生地），并入学哈佛大学；虽然他是法学院的学生，但是詹姆斯主要的时间都花在了阅读和介绍欧洲文学作品之上。詹姆斯很早就在新英格兰一家主流的、介绍欧洲文学的刊物上发表关于欧洲作家和作品的评论文章，后来还成为美国著名的文化刊物《大西洋评论》的撰稿人。这个时期的詹姆斯可以说是新英格兰“高雅文化”（genteel tradition）群体的积极成员，而他所奉行的是英国文化人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的“文化”理想，相信美国文化的未来在于深度融入世界上的伟大文明传统之中。詹姆斯并不认同美国浪漫主义一代的文化本土主义，他所尊敬的美国文化人是当时在哈佛大学创立艺术史学科，并积极倡导欧洲文明研究的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而不是像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这样的浪漫主义和“美国主义”的作家。詹姆斯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基本上都是欧洲作家，比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小说家和文化批评家，以及强调小说艺术观的法国作家群体。我们固然可以说，出于文化的偏见，这些新英格兰文化精英群体似乎是“自绝”于美国的中产阶级民主社会。然而，不可否认，恰恰是这些新英格兰知识分子的强烈“偏见”，才造就了镀金时代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他们选择走向或“返回”欧洲的传统，拓展美国文明的理解力和认知能力，触摸美国人一直懵懂不解的文化疆域和文明问题，同时把这些新的知识系统介绍给美国人，并通过书刊的出版、学会和文化社团的创立、高等教育体制和课程体系的变革，让美国文化在镀金时代之后具有了一个大为不同的面貌和视野。詹姆斯是这个内战后美国文化和文明走向“世界化”过程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而在他的小说中，詹姆斯非常喜欢使用所谓的“国际化情节”，即讲述一个美国人在欧洲社会中的各种经历和磨难，这一点也是他的文化观念的表现。许多美国批评家都认为，詹姆斯对美国小说传统的成熟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与此同时，英国20世纪的文学批评大家F.R.里维斯却在他的名著《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一书中，将詹姆斯与英国小说家奥斯汀、爱略特、康拉德并列，认为他们几位作家奠定了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詹姆斯是一位“跨大西洋”的文学巨匠。

就文学史的分期而言，詹姆斯的小说创作大致介于两个传统之间。一方面，他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基本主题和文学体裁，他也曾骄傲地表示自己是从“乔治·爱略特的学校毕业的”；另一方面，在小说的情节和语言风格，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基本理念方面，詹姆斯却多少已经走出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传统，英国作家维吉尼亚·沃尔夫就称他是“走向现代主义”的一座桥梁。这一点在詹姆斯的晚期长篇小说作品，特别是《金碗》这部小说中，尤为明显。

詹姆斯的文学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詹姆斯的小说作品，大多注重描写“天真”和无知的美国人在欧洲的经验，并以这个“国际主题”为背景，刻画了美国与欧洲文明传统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这是一种相对而言比较粗线条和戏剧化的小说模式。1884年出版的《一位女士的画像》虽然沿用了“美国人在欧洲”的情节，但是詹姆斯的小说创作方法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小说的重心转向了个体人物的心理转变和自由选择。虽然美国与欧洲文明的对比仍然是小说的一个情节要素，但是文明的差异已经更多内化为人物对自由、伦理和权威的反思和取舍。《一位女士的画像》标志着詹姆斯文学成熟期的到来。1884年到1897年之间的十多年，属于詹姆斯文学生涯的中期；这个时期他创作了若干部长篇小说，不过都不如《一位女士的画像》那样成功，同时，詹姆斯出版的大量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也难以给他带来足够的收入。这个时期的詹姆斯独自旅居英国，多数时间住在伦敦，经济上也日益拮据。于是，詹姆斯开始尝试创作戏剧，希望能从伦敦繁荣的戏剧市场分一杯羹，就如同今天的作家也常常借助影视业收获名利一样。虽然詹姆斯的戏剧作品得以搬上伦敦的舞台，不过结果却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他创作的戏剧首演的那天，恰好撞上了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的首演，而这番较量的结局可想而知。好在从戏剧舞台铩羽而归的詹姆斯，并没有感到垂头丧气，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志业”仍然是小说的创作，而戏剧创作的经历，也让他在小说写作的方法上有了不少新的收获，特别是单一叙事视角的使用和在小说中加入大段高度戏剧化的人物对话。这些实验性的方法在詹姆斯的晚期小说中得到了相当频繁的运用。

在他人生最后的近二十年里（1897-1916），詹姆斯重新全力投入小说的写作，詹姆斯的晚期作品数量大而且多有经典之作，批评家们普遍把这个时期看成是詹姆斯文学生涯的巅峰期，也是奠定他作为西方小说史上一位代表性人物的时期。这些作品包括若干已为读者熟知的中篇小说，如《螺丝在拧紧》《丛林猛兽》和《圣泉》等，还有大量评价欧美小说家的文学批评，以及诸多小说理论方面的重要的、开拓性的论述。不过，论及詹姆斯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我们就不能不提他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三部长篇小说《鸽翼》（The Wings of the Dove）、《使节》（The Ambassadors）和《金碗》（The Golden Bowl）。虽然詹姆斯逝世时，仍然有两部长篇小说未及完成，但是文学界通常把这三部完成的长篇小说总括起来，称之为詹姆斯“最后的三部曲”。这三部小说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在小说情节上，詹姆斯回归了美国人与欧洲社会相遇的“国际主题”，但是文明的反差和对立已经不是小说的核心关怀。目睹了后维多利亚时代欧洲社会伦理和文化上日渐败坏的现实，以及新世纪初资本主义的飞速扩张，詹姆斯思考的重心，转向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存状态如何，以及西方社会文物制度将会如何演变的问题。在詹姆斯的晚期小说中，美国日益成为一种无所顾忌、具有巨大可能性和破坏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象征，而欧洲社会的现实则反映出资本的力量对于传统、伦理、文化和心灵的冲击和重构。这些极具历史深意的思考让詹姆斯晚期的长篇小说作品，具有了一种总体性的文明视野和关怀。此外，詹姆斯小说的创作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个体与文明秩序之间相互的依存与不断的冲突，被内化为人物的情感和认知等心理意识方面的发展和演变，人物的选择和行动也依赖于他们对于自我、他者、文明秩序以及社会权威的主观理解和感受。相比于人物的心灵世界中上演的惊心动魄的戏剧，小说外在的叙事脉络反而居于次要的地位。同时，詹姆斯晚期小说的语言风格与他之前的作品相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晚期作品的语言复杂瑰丽、铺陈繁复，大量使用象征和隐喻，同时对西方历史上的文学经典也多有引用。这些特点不仅让詹姆斯的晚期作品读起来相当晦涩，而且也让当时的批评家感到困惑；许多评论家都认为，詹姆斯的作品对读者提出了几乎无法达到的过高要求。在这三部长篇小说作品中，《金碗》可以说是最突出和鲜明地体现了詹姆斯的晚期风格和文学理念，同时，《金碗》也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引发了最多的争议和论辩。

英国首版《金碗》

引发这些争议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然和《金碗》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就情节和题材而言，《金碗》看似仍属于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家庭和婚姻小说传统，而这也是英国维多利亚长篇小说的基本范式。然而，《金碗》的时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之后的英美社会，而这个时期（文学史家称之为“爱德华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趋势，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对西方社会中人的情感、伦理和政治文化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了。相比于维多利亚时代，这个时期资本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虽然英国社会表面上仍然延续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制度和文化，可是，事实上宗教情感、伦理观念和传统权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制衡力量已经非常微弱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传统形式，源自教育体小说和婚姻家庭小说的结合；英国社会借此来建构和表现传统与现代、资本主义与伦理原则、个体与文明秩序之间达成“和解”与“妥协”的可能。对于财富的欲望和对于体面家庭和真诚爱情的认同，应该说都是真诚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情感；因此，个体在追求其心之所欲的经历，也可以成为逐渐理解和内化维多利亚社会基本价值观的“教育”过程。《金碗》这部小说在形式和主题上看似沿袭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基本范式，但是《金碗》的故事情节，很难说表现了个体和文明秩序之间的“和解”，反而更像是个体与秩序之间断裂和失范。有的批评家认为，《金碗》这部小说的关键词不是“和解”，而是“占有”。小说中来自美国的韦佛先生（显然带有当时美国资本巨鳄如卡内基和摩根的影子）拥有着维多利亚时代难以想象的财富和资本，他来到欧洲四处收购欧洲的文物，计划以后把它们都送往美国，并建立一个巨大的博物馆（类似当时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以保存和展示这些来自全世界的珍宝。韦佛先生不仅收藏文物，而且也乐意“收购”有趣的、具有历史特色的大活人，比如他愿意把女儿麦姬嫁给意大利的一个落魄贵族亚美利哥王子（Prince Amerigo），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亚美利哥的祖先是和哥伦布一道发现美洲大陆的水手，而北美洲的名字就源自他的家族姓氏（Amerigo）。因此，对于韦佛先生来说，亚美利哥王子与女儿麦姬的婚姻，也是他的一桩有趣的收藏交易。《金碗》中所有其他上流社会的成员，都非常乐于配合和襄助这位代表新兴资本主义巨大力量的美国富豪。小说中每一个人，包括麦姬本人，无一例外都是这个新兴资本主义的参与者和服从者，他们的行为和动机都不得不借助这个制度提供的资源，至少他们绝无选择背弃和叛离的可能，更无法想象对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制衡的可能。因此，《金碗》中无论是主要和次要人物，恐怕没有谁是真正“清白”和自由的，我们也很难说清楚究竟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人物。这是因为维多利亚时代小说赖以成立的那些基本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的力量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在《金碗》中，韦佛先生的家庭内部不伦的私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小说中麦姬后来努力消除自己婚姻中不道德的危机，并努力重建一个体面的婚姻秩序，可是她首先要依赖的，仍然是这个制度提供给她的资源和力量。“占有”的逻辑，就是美国所代表的新兴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逻辑；在詹姆斯看来，西方社会在19世纪末出现的“礼崩乐坏”的危机，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全面主导和塑造西方人的心灵世界和社会生活的结果。《金碗》可以说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形”，但是却难觅得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魂”。甚至有一位批评家曾言道，《金碗》是一部终结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这个评价的要义就在于此。

《金碗》的读者很快会发现，这部小说的基调不是“和解”，而是无处不在的“反讽”。这一点值得多加留意。反讽作为一种修辞方法，在西方小说中非常普遍，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如萨克雷和狄更斯都是擅长反讽的作家。可是，在《金碗》这部小说中，反讽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一种修辞手法。从小说情节到人物塑造，从小说语言到大量的引用和象征，到小说中不同人物的心理与他们的选择，甚至连“金碗”这个小说题目的选择，无一不体现出詹姆斯在思考和写作中反讽的视角和情绪，并以此来糅合冷静透彻的观察和激烈辛辣的讽刺。

我们先不妨提一下“金碗”这个小说题目的选择。“金碗”（The Golden Bowl）是一个源自圣经的典故。在圣经《传道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不要等太阳、光明、月亮、星辰昏暗，雨后的阴云再来；不要等到看守房屋的人发抖，强者低了头，推磨的奴仆因为人太少而停止推磨，向窗外谛望的人［两眼］昏暗，［不要等］街门都关闭了，推磨的声音微弱了，人随着鸟叫起床，奏乐的姑娘们都倒下了；莫等人们怕高处的东西，道路上有恐惧，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欲望消失；因为人在往他的永住之宅走去，哭丧人在街上踯躅；银链折断，金瓯破裂（注：原文即the Golden Bowl），水瓶在井旁破碎，井口的辘轳也断裂了。那时尘土将仍返归大地，灵魂仍将回到赋予灵魂的上帝那里。（杨周翰译文）

按照杨周翰先生的解读，这段文字的本义说的是“及时行乐”的意思，劝说人们不要等到年迈衰颓、死亡临近，再去寻求人世间的快乐。然而，后人对其本义进行了曲解之后收入《圣经》；于是，这段文字就变成了对年轻人的警示，告诫他们少年时就应该想到造物主，不要等到灾祸临头了才追悔莫及（杨周翰，《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金碗（杨先生译为“金瓯”）作为一个比喻，其含义一开始就是模棱和不确定的：它既可以比喻“人间的享乐”，也可以按照宗教的意思，象征人生的完美状态。小说中，詹姆斯选用“金碗”这个题目，而且还选择了一只镀金的金碗作为情节发展的关键节点和证物。小说中，“金碗”先是象征了亚美利哥王子和他的情人夏洛特背着韦佛父女的一段私情，而小说前半部分讲述的，恰好也是一个“及时行乐”的故事。然而，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麦姬在发现了这只金碗之后，以此为契机，开始挽救自己的婚姻，并试图恢复一个合乎人伦之理的家庭秩序。如果从小说的后半部分看，金碗似乎转化为一种理想化的文明秩序的象征。作为一个象征，金碗的含义在小说中出现了一个反转。不过，詹姆斯的反讽之意，并非仅限于对金碗这个象征的二义兼用，更在于他对这两个可能的含义都进行了更深一层的质疑。一方面，小说中“及时行乐”的选择，同时也是对家庭人伦的背叛，以及对文明秩序的利用和颠覆。然而，在另一方面，假如金碗可以象征一种理想的文明秩序，可是这个文明秩序却又根本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制度和“占有”的逻辑。甚至，小说中的金碗也不是真的用黄金制成，而是一只镀金的水晶碗，同时这块水晶还暗藏一道致命的裂隙，镀金的涂层虽然掩盖了它的存在，可是一旦被用力摔砸在地（就如小说中发生的那样），坚硬的镀金水晶碗就会碎裂成几块。这些特意安排的细节和描写，无一不显示詹姆斯在使用金碗这个象征时，暗含了一层更深的反讽之意。

“金碗”这个象征另一个可能的出处，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的一首著名的诗歌《瑟尔之歌》（William Blake，“The Book of Thel”），被收入布莱克的诗集《天真与经验之歌》。博学多识的詹姆斯对这首诗一定不陌生，而且布莱克在这首诗的引言中就引用了圣经《传道书》中金碗的意象，布莱克问道：“智慧能否被置于银链之中，而爱又能否被放入一只金碗？ ”（Can Wisdom be put in a Silver Rod/or Love in a Golden Bowl?）在布莱克的诗里，金碗象征着世间洋溢的生命与欢乐，以及自然所具有的、无所不包的合理秩序，类似于歌德在《浮士德》中提到的常青的“生命之树”。瑟尔（Thel）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儿，常居于一个天真无染的花园，而在她的眼中，这个经验的世界充满了徒劳和悲伤，一切都容易朽败、难以持久。全诗由一组对话组成，瑟尔分别和百合花、云彩、地上的蠕虫和泥土进行了一番问答。这些不同的对话者，无论是卑微还是优美，都在努力告诉瑟尔：对这个世界和自然，她应当抱有希望和爱，而这个经验世界就如同自然，无论高低巨细的存在之物都被安放在一个充满智慧的秩序之中。可是，当瑟尔在诗歌的结尾看到了坟墓和死亡的景象之后，她又一次被人间的欲望、爱和智慧背后无解的恐怖所惊吓，随后便毫不犹豫地逃回自己那个天真而无知的花园。布莱克所引用的《传道书》的意象，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布莱克质疑人世间的爱与欢乐，究竟能否满足一个人最根本的关怀，他也同样质疑这个看似合理的自然秩序，是否真能传递给我们真实不虚的智慧。布莱克的结论也很清楚，这些人世间的智慧与爱、秩序和欢愉（“银链”与“金碗”）终究是徒劳无益的，只有宗教才能给予我们最终的救赎。与此同时，天真之地固然可以让我们逃避经验世界的悲伤和痛苦，然而它却又不能让我们洞悉生命的意义和救赎的可能。

假如詹姆斯的小说同样体现了布莱克诗歌中对于“天真”和“经验”之间难解难分的纠葛，毕竟这样的纠葛也是美国人文明经验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但是现实主义小说不是宗教诗歌，詹姆斯也不是布莱克。布莱克坚信的宗教救赎，对于《金碗》这部小说中的人物而言，绝非一个解决方案。布莱克所信仰的宗教救赎，在詹姆斯的小说中只能是一种反讽：麦姬所追求的“爱”带来的，只能是更多的困惑和忧惧，而麦姬尽力试图恢复的文明的秩序，又难以摆脱败坏这个秩序的根源。这样的反讽也不只见于詹姆斯的作品中，晚期维多利亚时期最重要的小说家如哈代和康拉德，也是以同样的视角来看待现代世界中人的生存状态。反讽既是一种双向的颠覆，也是一种彼此的关照。

究其根本，《金碗》乃至詹姆斯晚期作品中的“反讽”，折射出了詹姆斯所处时代中人的处境，特别是西方社会里中上层阶级的生活现实。在詹姆斯的时代，维多利亚时代传统的价值观并没有消失，然而人们的日常行为却日益与之相背离。社会生活中表象和现实之间的断裂，让那个时代重要的小说家产生一种深刻的危机意识。之前，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仍相信价值与行为之间的调和和妥协是有可能的——“人不应该为金钱而结婚，不过与金钱联姻也是一个合理的目标”。这样的妥协，是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传统的基础。彼得·盖伊（Peter Gay）在他的巨著《布尔乔亚经验史》的第二卷《温柔的激情》（The Tender Passion）中，对于这个问题有过相当精彩的讨论。盖伊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布尔乔亚的爱情与婚姻，一方面是高度传统和仪式化的，而在另一方面又包含着精明自利的计算。维多利亚时代的爱情观，沿袭了基督教传统的基本理念，同时又深受浪漫主义对于情感的表现和阐释。爱情应该是一种真诚、非功利的“温柔的激情”，又具有不容置疑的道德甚至超验的意涵，而婚姻则是实现这种情感的伦理形式——这也是《金碗》中麦姬所追求的情感经验。当她的朋友范尼询问麦姬，麦姬费尽心力挽救自己的婚姻努力究竟是为了什么时，麦姬告诉范尼，“为了爱”（for love）；当范尼又追问究竟是为了爱她的丈夫亚美利哥，还是为了爱她的父亲韦佛先生时，麦姬重复了两次同样的回答——“为了爱”。然而，在另一方面，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在考虑爱情和婚姻时，从来也没有排除对“财富”的追求。可是，在詹姆斯生活的后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所面对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为自己获得一份牢靠的经济保障的层面。一方面，维多利亚时代的爱情和婚姻观念，表面上仍然是社会的主流价值；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影响已经远非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所能想象的了。资本的规模和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指数级的增长，而资本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已经足以塑造西方社会的制度和人心——《金碗》中韦佛先生不只收藏和占有珍贵的文物，他同样可以收藏和占有他所中意的活人，这个描写就是詹姆斯所处时代的一个寓言。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所面对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时代“占有”的逻辑，让维多利亚时代传统的爱情和婚姻观念愈发变成空洞的表面文章，甚至蜕化成一种只是让财富和占有的逻辑变得体面与合法的说辞而已。盖伊引用了弗洛伊德的一句名言来描述资本主义时代布尔乔亚阶级悖谬的精神状态——“他们所欲求的，并非他们所爱的，而他们所爱的，却又不是他们的欲求。 ”（Desire what it cannot love，and love what it cannot desire.）詹姆斯生活的时代，以及《金碗》所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尽管如此，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如康拉德和左拉，詹姆斯仍然选择了婚姻和家庭作为他晚期作品的主题。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时代的现实决定了詹姆斯已经无法重复维多利亚婚姻家庭小说的基本范式，反讽不仅是他不得不选择的视角和风格，更是那个时代的民情（mores）和氛围所决定的。对于这一点，詹姆斯自己也很清楚，因此他没有重复维多利亚经典小说的故事套路，也没有为读者安排一个“大团圆”式的小说结局，因为这些叙事套路都已经不再真实了。可是，他依旧把视角聚焦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婚姻和爱情问题上，我觉得是因为詹姆斯意识到，如果要理解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理解这个时代中的人心和文明秩序，或许进一步想象一下走出这个历史困境的可能，那么，对于爱情和婚姻问题的思考和表现，仍然是一条最深刻和最重要的路径，婚姻和家庭仍然是理解布尔乔亚精神世界的锁钥。于是，反讽的视角和维多利亚传统小说题材的结合，就成为詹姆斯晚期经典长篇小说的基本形式。

这样的反讽视角不仅表现在小说的情节上，也同样表现在小说其他的方面。在人物塑造上，麦姬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她的“天真”已经不再是美国人那种对传统和习俗的无知和无所谓的态度，而是被父亲韦佛先生拥有的巨大财富所塑造的，那是一种“占有者”的“天真”。当麦姬意识到这一点，同时也意识到占有的逻辑，恰恰就是她和她父亲的家庭出现不伦之恋和道德危机的根本原因时，她竭尽所能试图恢复一个道德的婚姻秩序，同时也要为自己获得一种真实的“爱”的经验，可是，她自始至终必须仰仗的，却依然是她父亲所具有的财富和力量。为了“爱”，她必须让她的父亲离开自己的生活，然而，她一天也不能离开她父亲的财富所代表的那种权威和强力。小说中，麦姬的意识和行动都表现出这样一种植根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反讽意味。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一样：范尼愿意为麦姬和韦佛先生寻找良缘，因为她可以借此和财富的所有者有更深的交谊；此外，范尼坚信那个时代的一种常识性的享乐主义伦理——每个人最大的追求无非是金钱而已，而一旦获得了金钱，所有人都不至于违背自己的利益而胡思乱想。然而，恰恰是范尼的人性观才把一对本来已经分开的情人，又分别引入了韦佛先生的家庭中，让亚美利哥和夏洛特分别跟麦姬和韦佛先生结婚，从而间接促成了后来他们俩旧情重燃的不伦关系。麦姬的丈夫亚美利哥（同时也是韦佛先生的一件“收藏品”），起初是决心要和他过去的恋人夏洛特一刀两断的，因为他坚信金钱和爱情在自己和麦姬的婚姻中，是可以达到完美一致的，而这正是他一生都在寻觅的、足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可是，婚后的亚美利哥发现，自己不过就是韦佛先生购置的一件“人形的家具”。亚美利哥过去的恋人、现在的继母夏洛特倒是一直认定，在这个时代里寻求爱情和财富的完美一致，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因此唯一合理的选择，就是利用这个制度，在有利的情况下果断地“冒险”，安全地享受和放纵自己的欲望。不过，夏洛特从来也没有认识到“欲望”与“爱情”之间的不同，同样也没想到这个被她娴熟利用的制度，有一天也会成为让她毁灭的力量。韦佛先生代表着新兴的、由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在他的身上，“反讽”的意味也许是最为强烈的。詹姆斯在小说中把他比喻成一个“襁褓中的国王”，他所拥有的无尽财富和巨大力量，与他的无知甚至混沌的自我意识，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韦佛先生握有的力量，足以让他对有关的人与事拥有任意处置的权力；然而，他却只懂得“占有”的逻辑，他以这样的逻辑运用他的力量，看似如上帝一般无所不能，可是却造就了一个不道德的秩序，促成了人们内心中邪恶种子的开花结果。《金碗》中每个人物的想法和行为，都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西方社会中布尔乔亚阶层最主流的道德思考和伦理选择。说起来，小说中每个人都不是无辜和自由的，而且每个人的意识和行动都一步步造就了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可怕结果。这就是《金碗》这部作品的基本叙事格局，大概也是詹姆斯眼中资本主义时代西方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在这样一种充满混沌、失范和断裂的现实中，在价值和行动彼此背离，表象与真实相互冲突的局面下，麦姬却偏偏要作一番努力，试图去挽救，甚至是重新铸就一个真实不虚的、理想的文明秩序——可以说，在《金碗》这部小说中，詹姆斯依然想表现人心中那些自然、真诚和美好的东西；然而，他也很清楚，自己的小说也只能用这样一种反讽的角度，折射出这一丝人性中不灭的光辉。

1972年，BBC将《金碗》翻拍成6集电视剧

在詹姆斯所有的小说作品中，《金碗》是最晦涩难读的一部，即使对母语为英语的读者来说也是如此。这一点让《金碗》被许多读者和批评家所诟病，同时也成为另外一批读者和批评家为之着迷的原因。对于《金碗》，人们不同的看法自然是见仁见智；不过，为什么詹姆斯要用如此晦涩的方法来写作《金碗》，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说一说的问题。即使在他最后完成的三部长篇小说中，《金碗》的晦涩程度，也远超另外两部小说《使节》和《鸽翼》。虽然詹姆斯一直长于心理描写，然而，在《金碗》中，詹姆斯似乎把心理化和内向化的叙事方法推到了极致的程度。这是《金碗》读起来特别晦涩的一个重要原因。《金碗》中人物的心理意识，不只是作家所要表现的客观现实中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建构现实的基础。一位美国批评家就曾指出，詹姆斯是第一位将人物的主要行为置于心理与意识活动之中的作家，之前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从未有过这样的尝试。作为一种文体，小说在18世纪英国兴起，很快便成为现代西方文学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18世纪的英国批评家塞缪尔·约翰逊认为，小说的目的是“真实地表现生活的原貌”（representing life as it is）；当时的小说家也是这样定义自己作品的，事实上，许多18世纪的经典小说都采用了“历史”（history）作为自己的书名，大概类似于“真人真事”的意思。在伊安·瓦特（Ian Watt）的名著《小说的兴起》之中，瓦特认为小说具有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形式上的现实主义”（formal realism）。同样应该指出，那时的现实主义小说所依赖的哲学基础，是18世纪的经验主义哲学。所谓表现客观现实，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一个具体事件进行经验主义层面上的“描述”和“报告”。不过，小说家自然也不能无视人物的主观意识，因此，即使是在18世纪，小说家也会在作品中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19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小说沿袭了“形式上的现实主义”，不过，小说家越来越重视描写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因为所谓个体的“教育和成长”，本质上就是人物逐渐内化社会经验和价值观的过程。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小说家，大多擅长描写人物的心理意识。然而，在小说的基本框架和哲学基础两个方面，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与18世纪的英国小说相比，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转变。

到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这一情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詹姆斯是这一重要的文学转变的代表性人物，而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现代主义作家，会把詹姆斯看成通向一种新的现代小说的桥梁。就詹姆斯本人的文学创作而言，他能够摆脱18世纪以来英国小说的框架，首先要归功于他对当时新的心理学思潮的了解和借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兄长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理论。威廉·詹姆斯是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之一，而他的巨著《心理学原则》更是奠定了现代心理学理论的基础，特别是此书中篇幅很长的一章《意识之流》（The Stream of Thought）。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理论有若干非常重要的观点值得一提。首先，威廉·詹姆斯强调个体意识中“思”与“思”之间，即一个心念与另一个心念之间存在的联系。在威廉·詹姆斯看来，传统经验主义认为人的意识活动，基本上是对一个一个的、孤立存在的事件的认知，而这样的看法就是威廉·詹姆斯所批评的“幼稚的经验主义”。在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理论中，个体的意识活动产生的各种观念和想法，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而广泛的联系，他甚至告诉我们，事实上“思”的相互联系与相互转换，就是人的意识活动的全部内容。意识活动产生的各种观念，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具有明确和固定的内涵，每个观念的外缘如同一片模糊的阴影（shading），漾出自身的边界之外，并与其他的观念相互交汇，而它们彼此之间交汇的方式多样且微妙，甚至往往无法言表。这才是人的意识活动的本来面目。同时，我们的意识活动从来也不是纯粹的智性活动，而是充满了不定和多变的情感；我们对于外部事件的判断从来也不是一蹴而就，常常只有一种隐约的方向感和趋势感（tendency）。在威廉·詹姆斯的眼中，人的意识活动时时刻刻都充溢着不断变化的情绪、意图、欲求、情感和隐约的方向感，它们共同塑造了我们认知世界与他人的全部过程。因此，在心理学意义上讲，任何一个被认知的对象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因为它必定包含了与自身相关的所有关系、情感和意图。威廉·詹姆斯曾引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纯粹孤立的存在即纯粹的虚无”。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理论，如果放到小说理论的境域中，完全可能颠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基本框架和它的经验主义基础。我们熟知的“意识流”的说法，后来在现代主义小说中大行其道，其实就源自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在《心理学原则》中，威廉·詹姆斯写下了非常有名的一段话：

我们必须承认，传统的心理学所提出的那些明确的图示和看法，只涵盖了我们心灵活动非常小的一部分。传统心理学似乎认为，当我们谈论一条河流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条河流就是由一勺勺的水、一桶桶的水、一个个一夸脱的容器或一个个大号的木桶里能装下的水所构成的。可是，即使这些桶和罐子确实就在这条河流之中，我们也别忘了在它们之间，河流中的水仍然在自由自在地流动着。

威廉·詹姆斯并非一个只考虑实证科学的心理学家，他对于文化和道德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关切。关于自己的心理学所具有的伦理学维度，威廉·詹姆斯就曾说明，个体的意识活动必然具有三个不可或缺的方面，首先是一个自由个体的主动意图与欲求，否则任何意识理论都无从谈起；其次是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环境之间的广泛联系，舍此我们即无法认知自我，也无法认识世界；最后一个关键因素是“选择”，个体意识活动的伦理价值根本就在于此，一个无法在各种可能性中作出自由选择的个体，谈不上具有任何有价值的意识活动。

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理论对他的兄弟亨利·詹姆斯而言，一定是不陌生的，不少批评家都曾指出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创作与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之间的契合。詹姆斯晚期的小说作品，一方面以非常激进的方式转向一种高度心理化和内向化的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在他刻画个体人物的心理活动时，詹姆斯非常着意于展现个体意识活动的整个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诸多方面和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把人物的意识和人物的情感、欲求与选择密切结合在了一起。《金碗》是这些晚期小说中最能突出体现这些特点的作品。由于詹姆斯对于心理意识的看法达到了这样一个丰富和复杂的程度，《金碗》的叙事模式和叙事语言也相应变得非常复杂、微妙和多维。这是《金碗》如此晦涩和难读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在《金碗》中，詹姆斯的句法结构变得极其繁复，借此他可以拉长时间的维度，有意将人物产生于过去和当下的心理意识连结起来，并且把它们与小说人物未来可能发生的心理变化也作了一种勾连。与此同时，詹姆斯也很细致地描述了人物心理变化过程中的断裂与突变，展示了不同意识状态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可能瞬间嬗变的各种可能。詹姆斯在描写人物心理的时候，频繁使用一些抽象的指代和抽象的名词（比如it和thing），或在人物的想法之前加上心理学的限定（比如sense或feel），似乎有意避免对人物内心的想法作出明确的界定，反而是要凸显人物在认识世界和他人的过程中，往往只能先达到一种模糊的方向感和趋势感，而非任何固化和清晰的概念。简言之，在《金碗》中，詹姆斯尝试用语言来模拟我们认知世界、理解他人的真实过程。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为他提供了理论的资源，让亨利·詹姆斯在《金碗》和另外两部晚期长篇小说中，摒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经验主义框架，转而利用一种新的意识理论和更加微妙复杂的叙事语言，表现一个人物是如何接近、关注、打开、摹画直至最终相对清晰地把握客观现实的全部过程。在詹姆斯晚期小说中，这样的过程才是他所理解的“真实”和“经验”，其中主与客、内与外、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意识与概念、认知与选择、语言与感受、情感与智性都已经被融合在了一起，构成了一个极其丰富但又非常复杂和晦涩的文学世界。

威廉·詹姆斯（1842年1月11日-1910年8月26日），摄于1903年

除了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詹姆斯晚期小说的语言风格和修辞也是晦涩的一个原因，而《金碗》尤以为甚。对于读者和批评家，阅读这样一个作品都是一个挑战。《金碗》出版之后，虽不至于成为詹姆斯作品的“票房毒药”，可是销量也一直平平，而且当时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也少有称赞之辞。詹姆斯自己倒不是特别在意，他表示很希望自己的读者每天“最好只读五页”，多读快读反而无益。当时小说就如同今天的影视作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大众的娱乐和消遣，所以詹姆斯“每天只读五页”的广告词，实在有点匪夷所思。不过，我们不妨多想想个中的缘由。事实上，经典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多以“晦涩”而出名，而且，正如一位著名的美国批评家所言，这样的情况往往是作家有意为之，而其根本原因仍然要归结于他们对现代社会中人的状况的基本判断和认识。在这一点上，詹姆斯和现代主义作家不仅看法类似，甚至可以说，詹姆斯的晚期小说开了这样一种语言风格的先河。对于詹姆斯和之后的现代主义作家，“晦涩”所能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让小说在娱乐大众的作用之外，承担另一种文化使命。现代社会的内在断裂和失范，现代生活本身的复杂和多元，其中价值观念与生活经验之间的紧张和疏离，对于以表现现实为己任的小说家而言，已经和之前的时代有了本质性的不同。如果小说需要应对这样一种复杂多元、充满焦虑和反讽的现代生活，小说的语言就不应该像某种“快消”产品那样简单化，小说语言的复杂和晦涩才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恰如其分的表现方式。此外，作品的“晦涩”另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让读者的阅读速度慢下来（比如“每天只读五页”）；就如一位批评家所言，对于现代社会的读者，慢阅读的好处在于能让他们成为更智性、更具反思性、更能理解复杂生活状况的读者，而具有这样的能力甚至“德性”（virtue）对于人们认知和理解现代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试图重新塑造小说这个文学形式，同时也塑造一种新的文学读者——这样的文化关切，在詹姆斯晚期的小说作品中已经非常鲜明和突出，而这一点也让詹姆斯的《金碗》变得如此“晦涩”和难读。

在詹姆斯的眼中，现代生活本来就是一种“令人畏惧的混沌”（a terrible mixture of things），恰恰因为如此，他的晚期小说的语言风格也呈现出同样的杂糅和互拟。一位批评家认为，《金碗》之所以特别复杂，是因为小说中包含了三种不同的话语系统：第一种是表现个体心理意识的话语，其特点是高度的认知性、想象性和反思性；第二种是金钱和利益的话语，关乎仔细的得失计算；第三种则是爱欲与激情的话语。更重要的是，在《金碗》中，这三种话语不仅同时存在，而且始终在相互关联、相互渗透和相互比拟。比如，詹姆斯会使用一套利益得失的话语来描述人物的爱欲与激情，在《金碗》的开头，亚美利哥与麦姬的婚姻，主要就是通过合同、契约、账户的交换和金钱的转移来表现的；同时，詹姆斯也会用一种欲望和激情的话语来描写财物的交换和获取，比如在描写韦佛先生收购文物时，詹姆斯就使用了一种高度情感化，甚至带有性爱色彩的语言。这两种话语之间的相互比拟，提醒读者的恰恰是资本主义时代布尔乔亚生活中，“爱”与“欲”之间充满反讽意味的差异与关联。与此同时，描写“爱”与“欲”的两套话语，又始终与个体人物（特别是麦姬）的心理意识密切相关，麦姬的认知、想象、反思与选择就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和这两种话语系统而展开。

此外，《金碗》也是詹姆斯小说中最多使用隐喻和象征的作品，有时候隐喻几乎成为表现情节发展的基本脉络，不同的隐喻层层叠叠、不断演变和递进，而小说的文字也因此而具有了诗歌的意味，变得繁复而又瑰丽，同时也相当晦涩和费解。有一位批评家认为，詹姆斯在《金碗》中使用大量的隐喻，一则是为了将小说中的“情感”与“利益”作一种反讽性的关联，以此来表现资本主义时代爱情与家庭生活的内在紧张和对立。然而，更多的时候，詹姆斯使用隐喻和象征的目的，是为了体现人物在面对现代生活中“令人畏惧的混沌”时，如何努力去理解、判断和作出选择。在《金碗》中，大量的隐喻被用来描写麦姬的心理意识，然而这些隐喻彼此之间又常常相互龃龉。詹姆斯的隐喻，有时候表现了麦姬内在的焦虑和困境，有时候又表现了麦姬思想和行动上的主动和积极。比如，詹姆斯在描写麦姬内心世界时常用诸如囚笼、陷阱和牢狱之类的隐喻，而这些隐喻与他表现麦姬的另一类隐喻如舞台、戏剧表演和牌局等，显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对比。通过这样的对比，麦姬的心理意识与行动选择之间的巨大张力，得到了非常生动和深刻的体现。这些修辞手段的运用，对于詹姆斯而言，不只是为小说的文字“锦上添花”而已，它们实际上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一条主要线索。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作家对人物和情节所做的常识性的交待和铺垫，在《金碗》中往往难以找到；因此，读者不得不从这些堆叠连绵的隐喻中看出情节发展的曲折过程。对于读者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那些希望通过阅读小说获得某种“快消”式娱乐的读者所期待的。这样看来，詹姆斯的晚期小说被许多人批评甚至嘲讽，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不过，对于他心目中那些理想的读者，詹姆斯会认为自己的写作方式，才是尽到了一个艺术家对于读者的最大责任。

熟悉19世纪欧洲和英美小说的读者和批评家大概都觉得，詹姆斯是一位比较特别的现实主义小说家。詹姆斯曾经很欣赏法国作家左拉创作中的“实证”目标，因为左拉力图使用一种客观的法则来表现人性，拒绝任何道德教条对小说艺术的束缚。然而，当左拉的客观主义走向以“生理法则”来表现人性时，詹姆斯对此则表现出来极大的反感，甚至称之为“丑陋”和“肮脏”的文学。这样的反应，并不是因为詹姆斯心中还执守着某种清教徒式的道德观念，而是由于他认为如果文学作品排除了人的想象、自由和选择时，它就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出于同样的原因，他甚至对自己非常崇敬的两位作家巴尔扎克和乔治·爱略特都作过类似的批评。詹姆斯很赞同巴尔扎克在小说中把人物置于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环境中加以理解和表现，可是，这样的做法也同样容易落入把人性简单化和外在化的陷阱；詹姆斯对爱略特小说中细致具体的历史背景也并非全然赞同，他曾反问道：“如果我们这样写小说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写历史呢？”詹姆斯对于文学与历史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的看法，本质上是因为他对于当时盛行于欧美的、具有“决定论”色彩的文学理念抱有强烈的反感，比如当时极富盛名的文学批评家希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就惯用“种族、环境和历史”三要素来解释文学传统和文学作品，而这样的做法与詹姆斯自己的文学理念是格格不入的。作为一个具有美国价值观念的小说家，詹姆斯坚持认为，个体在历史、环境和社会制度中仍然具有想象力、理解力和选择的可能。这就是詹姆斯晚期小说作品转向了心理学，而非任何形式的19世纪文化决定论的原因。詹姆斯晚期作品的“晦涩”，并不是作家有意的做作或炫技，而是詹姆斯力图让小说以一种适当和有力的方式来再现人全部的生活经验。詹姆斯认识到资本主义时代的人们陷入了自由与奴役、善与恶、爱与欲、表象与真实、教条与想象之间的无尽纠葛之中，他们的生活经验本来就充满了晦涩难辨的东西。小说家的才能，以及小说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能够理解和再现人在这样处境中的知识、感受和行动。

另有一点需要特别向国内的读者交待一下，那就是19世纪英美小说一般是不允许出现直白的性描写的，这一点涉及英美小说的所谓“语言体面的规矩”（polite code）。相对而言，法国小说家对此就不那么在意，因此在当时许多法国小说家的作品中，是经常可以看到比较露骨的性描写的，不过詹姆斯本人对这样的描写一直是不认可的。詹姆斯的小说作品在英美两地出版，因此，出于出版界的要求，也是由于他自己的观念，在詹姆斯的小说作品中可能连情人之间接吻的描写都很罕见。然而，有意思的是，詹姆斯对于人性中的爱欲和激情是特别重视的，而且这个话题也是詹姆斯许多小说，特别是晚期作品中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元素。于是，詹姆斯就经常使用微妙的隐喻来表现人物的激情与欲望，不熟悉这个现象的读者也许会感到这些比喻似乎是在暗示什么，但是又会觉得比较费解。《金碗》中这样的比喻和隐晦的描写是比较多的，因为爱欲的话语是这部小说叙事话语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金碗》中主要的人物（除了韦佛先生）都被强烈的激情和欲望所驱使，可是詹姆斯又使用了十分隐晦和间接的比喻和象征手法来表现这样的情形。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张力，倒也是阅读这部小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同时，这也可以让我们通过小说的叙事语言来了解一下当时英美文学中的文化与伦理观。

由乌玛·瑟曼主演的电影版《金碗》（2000，又译作《金色情挑》）剧照

《金碗》是詹姆斯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应该说它也是詹姆斯“最后的三部曲”中最出色的作品，甚至可以说它是詹姆斯小说创作中的扛鼎之作。同时，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詹姆斯即使在他小说创作的最后阶段，仍然在大胆尝试新的创作模式和叙事语言，而且突破了许多19世纪英美小说固有的条条框框，而《金碗》的艺术成就也揭示了英美小说未来的走向和可能。詹姆斯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是非常敏感的，也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和批判。詹姆斯没有放弃婚姻家庭小说的传统体裁，因为对于詹姆斯来说，爱情、婚姻与家庭印证了社会中的制度与人心之变，也是观察文明状态的最佳角度。借用彼得·盖伊历史学巨著的书名，我们也可以说《金碗》是一部资本主义时代布尔乔亚生活的精神史、情感史和伦理史。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詹姆斯之所以能写出这样一部史诗般的小说，也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西方思想、文化和文明的过渡时代。这样的切身处境，让詹姆斯的关怀和理想与后来的现代主义作家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虽然詹姆斯对西方文明的危机和普遍败坏的社会体察甚深，但是他对于这个文明传统的态度仍然是救赎性的，从未表现出一种彻底悲观和虚无的心态。现代主义作家在审视西方文明的时候，往往带有一种身处“荒原”或“废墟”的感受，而这是他们对历史和西方文明的切身体会，无可厚非。詹姆斯没有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知识界和文化人带来的震动甚至“幻灭感”，因此当他看到西方文明中各种“礼崩乐坏”的现象时，他并没有放弃对人性的信仰，他仍然坚信人性中固有的种子仍足以改变和救赎这个文明。有一位批评家认为，亨利·詹姆斯是20世纪最后一位坚信稳定的文明秩序至关重要的小说家。这样的说法也许有些夸张，不过，它足以凸显詹姆斯与现代主义作家之间一些根本性的歧异。詹姆斯的小说，特别是晚期的三部经典小说，似乎是一直游移于两个不同的动机之间——詹姆斯希望对这个文明“礼崩乐坏”的悲剧性过程，给出一个深刻而全面的表现；然而，与此同时，他似乎又在不懈探求着救赎和变革这个文明秩序的各种可能。《金碗》尤其突出地表现了詹姆斯内心中这样的思考和希望。对于他而言，文学，特别是表现社会中个体经验的小说，是实现这样一种救赎的重要途径。我们有理由认为，詹姆斯的信念多少也是拜他生活的时代所赐；倘若他的生命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么，对于西方文明的未来，詹姆斯完全有可能会有很不一样的看法和判断。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没有理由断定詹姆斯的信念是一种幼稚或不真实的东西。文明秩序之不可或缺，或者说文明的秩序对于人性而言，并不总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而是一种内在的契合，因此人性在历史中的演变，当然有可能败坏文明，但也同样可能成为拯救文明的力量。即使放到今天，詹姆斯的看法也不能说是一种黄粱迷梦。

翻译《金碗》这样的小说，对于任何译者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翻译的过程中，对于许多比较难处理的问题，我也不得不作出一些必要的调整，难免会牺牲掉一些小说中微妙和精彩的东西。总体而言，我首先考虑的是尽量让读者能看清楚小说情节发展的脉络。《金碗》终究是一部小说作品，因此读明白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仍然是第一位的要求。詹姆斯高度心理化的叙事方式和高度象征化的语言风格，确实在许多地方让情节发展的脉络变得相当隐晦，而在另一些地方，人物心理嬗变的过程几乎完全是用一连串的隐喻来表现的。因此，小说中许多曲折和突变的时刻，读者并不容易看清楚。为了处理这样的问题，在翻译中，对一些过于隐晦的地方，我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原文略加铺垫和展开，否则读者很容易把整个故事的情节发展读成“一锅粥”。显然，对于詹姆斯晚期的小说，尤其是《金碗》这部作品，使用直译或硬译的方法，肯定不能让读者对故事情节有一个比较清楚全面的把握。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我首先是力求做到“达”的要求；当然，在译文中加入一些必要的补充和铺垫，首先要依赖对小说内容的准确理解，才不至于跑偏。不过，对于小说中高度象征化的部分，尤其是詹姆斯使用的大量隐喻和象征，在译文中我也尽量保留詹姆斯语言本来的风格，即使中文译文有时会显得繁复甚至晦涩。我的想法是只要这样的晦涩之处，不至于影响读者对小说情节发展的把握，大概也是能够接受的。

詹姆斯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作家，因此《金碗》引用了许多的典故和文学经典，也包含了不少有关英美社会和历史的细节。对于其中需要加以交待的地方，我加了一些必要的注解，以便读者阅读时了解这些典故的含义，以及詹姆斯在引用它们时经常暗含的反讽之意。20世纪初，美国纽约出版了一套詹姆斯的作品集，后来，这套被称为“纽约版”的詹姆斯小说集，成了詹姆斯主要作品的标准版本。出版之前，詹姆斯还专门为入选的小说作品撰写了序言，而这些序言今天已经成为极有价值的文学批评和小说理论著作。其中，詹姆斯为《金碗》撰写了一个篇幅很长的序言，其中有相当的部分涉及《金碗》的创作理念和方法，以及詹姆斯对小说艺术的讨论，可以说是一篇非常重头的且有一定开拓性的小说理论文献。我已经把这篇序言完整地译出，并作为附录（一），放在小说正文的后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另外，在本书的附录（二）中，我也节选了一部分我自己对《金碗》这篇小说的研究论述，以及我对詹姆斯小说艺术的一些讨论，权且作为一个导读性的材料，供读者参考。

另一个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问题，是麦姬和亚美利哥的称谓。小说中亚美利哥的身份是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王子，而主人公麦姬在与他成婚之后，名义上也具有了“王妃”的身份。因此，小说第一部的标题是“王子”，而第二部的标题是“王妃”。在小说的原文中，詹姆斯对亚美利哥和麦姬的称谓，既使用了他们俩的贵族头衔，也经常是直呼其名。对于称谓的问题，我觉得假如完全按照小说的原文，使用“王子”和“王妃”的名号，其效果并不好。《金碗》毕竟不是一部中世纪的传奇故事，在那一类传奇文学中，主人公都是“货真价实”的贵族男女，所以这样的称谓也符合历史的语境。《金碗》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时代，因此并不适合如此频繁地使用“王子”和“王妃”这样拗口且有些古怪的称谓。更重要的是如果仔细看小说原文，詹姆斯对这两个人物的“贵族”身份其实也不很在意，尤其是麦姬（一个典型的、来自美国的小说人物），小说中詹姆斯大多数时候对她就是直呼其名。小说中对亚美利哥的称谓，情况要相对复杂一些，有时候詹姆斯的确想强调一下亚美利哥的欧洲贵族身份，因为这个人物象征了一种和韦佛家族的“美国意识”完全不同的历史传统和道德伦理。然而，在其他许多地方，即使詹姆斯使用了“王子”的称谓，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就是一种指代而已；同时，在小说的另一些地方，詹姆斯对亚美利哥同样是直呼其名，并不着意于他的那个没落贵族的身份。因此，在处理亚美利哥和麦姬的称谓时，我在译文中基本上使用了他们俩的原名，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可以让读者阅读时感到自然一些。不过，在詹姆斯强调亚美利哥代表了欧洲文化和传统的那些地方，我是按照原文保留亚美利哥的“王子”称谓，以便译文可以相符于詹姆斯的意图。对这个称谓问题的处理，我并没有严格按照小说的原文翻译，因此需要向读者说明一下。

最后，我特别要向美国的翟亮教授（Professor Leon Chai）致以深深的谢意。在翻译《金碗》的三年时间里，翟亮教授对我的帮助和指点，实在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翟亮教授是一位资深的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文学的研究者，他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系和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博士毕业后多年执教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英文系，著有多部关于美国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研究专著；对于詹姆斯的小说，翟亮教授也有多年研究和阅读的心得。翟亮教授的外祖父是五四时期北大新文化运动的一位先驱和著名学者毛子水先生，五四之后毛子水先生任教于北大历史系并担任过北大图书馆的馆长。因为这样的一段缘分，翟亮教授近年数次来北大英语系讲学，我亦有机会和翟亮教授相交。在翻译《金碗》的过程中，就小说文字的意涵、情节方面的曲折变化、小说人物心理和意识的准确把握等诸多问题和疑难之处，我曾反复向翟亮教授请教。在翻译《金碗》的几年里，正逢新冠疫情在太平洋两岸同时肆虐，我们两个人也经常同时处于“封控”和“隔离”之中，那些日子里，就《金碗》翻译的问题，我与翟亮教授数十通的邮件来往和隔着大洋的推敲请益，实在是这项翻译工作中一段难忘的记忆。

翻译《金碗》这部小说，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即使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加上翟亮教授前后的指点，小说的译文必定也不乏错谬之处。这些翻译中的错误，自然应该由译者来承担文责，不过我更衷心希望得到读者的反馈和批评，以便将来有机会对这些翻译中的错误进行必要的修正。

毛亮

2024年1月于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