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往知来 向史而新
——《鉴湖志》读后
李能成
在中国名水志《鉴湖志》的评审会上，水利部办公厅原主任，中国水利学会原常务理事长，水利部江河水利志工作指导委员会原主任顾浩在审读《鉴湖志》后谈到：“全书主体19章，从自然地理到鉴湖现状，谋篇周详，布局合理，以水为线索，形成了一个立体记载鉴湖的系统，可谓‘鉴湖学’。”顾专家的话，可以说为研究鉴湖打开了一扇大门。需要指出的是：《鉴湖志》是研究鉴湖打开这扇大门的钥匙，是研究“鉴湖学”的基础，为诸多研究者提供研究的线索。
一、《鉴湖志》的编纂与重要特色
鉴湖图（摹自康熙《会稽县志》，卷首）
鉴湖是我国东南地区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之一，是绍兴水利的里程碑，发展的源泉和基础，也是中华水文化的瑰宝。也因此在2021年4月中国水利部江河水利志工作指导委员会确定首批中国名水志文化工程名单17部名水志之一。其后，绍兴市水利局，绍兴市鉴湖研究会联合启动编纂中国名水志《鉴湖志》，在充分利用30余年鉴湖水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由邱志荣、柴英龙、黄剑、魏义君、陈鹏儿、张卫东、戴秀丽诸同仁的共同编著和努力下，以及顾浩、周魁一、谭徐明、陈茂山、张英聘、张卫东等专家指导下，历时五年，于2025年11月由广陵书社出版，这是继2021年《绍兴市水利志》出版以后有关绍兴水利方面又一专志。全志共104万字，分概述、大事记、正文、后记等，有图、照近400幅。全志体现了全面、系统和客观记述的特点：
1.全面、系统。《鉴湖志》作为绍兴历史上第一部鉴湖专志，分别从地理环境、鉴湖水系、大禹治水、越国水利、鉴湖兴建、鉴湖填堙、鉴湖与浙东运河、明代鉴湖与水环境调整、鉴湖与绍兴水城、鉴湖名镇古村、鉴湖文化及研究、鉴湖物产、鉴湖园林景观与旅游、鉴湖民俗文化与传承、鉴湖水环境保护治理、鉴湖名人、鉴湖著述、现代专题研究、鉴湖诗词等十九个方面，贯古通今，全面系统地记录了10万年以来山会地区自然环境沧海桑田的变迁，历代水利建设的艰苦卓绝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重点是对鉴湖的古今演变，有关鉴湖古今文献、现代综合研究成果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合梳理，按志书形式规范要求编写，是本区域历史、农业生产与灌排、水利发展史、水文化、水环境研究成果的集大成，鉴湖文化研究的时代高峰。
2.客观。《鉴湖志》在编撰记述过程中注重言必有据，不仅注重学术原创和野外考察，应用或借鉴了最新的考古成果，力求正本清源，体现原真性。同时注重开展多学科的研究，按照鉴湖的核心价值、地位和功能，既突出了水利专业志要求，以记述为主，又体现了综合志的内容，在构架上，对诸如水工技术、水文化、水环境、城市水利、浙东运河、鉴湖物产、鉴湖旅游、水利遗产等领域采取联系、分析、综合的学术探索论证；此外，对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专题文著，多以附录的方式编入志书中，以增加史料的厚重性。而对重要历史人物、事件进行专题研究，如山会地区的大禹文化、胆剑精神、马臻被冤杀等进行了符合逻辑的考证，取得了学术文化新成果。《鉴湖志》注重时代特色，突出以保护、传承、利用的思路来谋篇布局，在展现鉴湖巨大效益功能的同时，重点在于记取鉴湖在南宋堙废的历史教训，现代污染的危害、建设和治理的艰难，告诫人们保护好水环境，传承利用好水利文化遗产，让古老的鉴湖焕发出时代新风貌，永世璀璨。本志还十分重视文化普及的要求，史料真实可靠，学术严谨，文史深厚，书法精美，图文并茂，可读性强，充分体现“存史、资治、教化”功能。
3.专志特点显著。关于这一点，首先可以从前文提及十九个方面的篇目名称上知悉，除第三章大禹治水、第四章越国水利和第十八章现代专题研究等少量章的名称没含有“鉴湖”字样外，其余十六章皆有“鉴湖”作为前缀词，而没带“鉴湖”字样的，其从内容上看也主要是与“鉴湖”相关，“大禹治水”主要讲的是一种治水的精神，后人治水就是“缵禹之绪”；“越国水利”的一些水利工程也为东汉马臻创建鉴湖提供地理环境、社会发展和工程技术基础。
4.人文精神凸显。《鉴湖志》大篇幅记述人文精神，仅从篇目上看，诸如第三章的大禹治水，第十一章的鉴湖文化及研究，第十三章的鉴湖园林景观与旅游，第十四章的鉴湖民俗文化与传承，第十六章的鉴湖名人，第十七章的鉴湖著述和第十九章的鉴湖诗词等，多方面把与鉴湖相关的人文精神记述下来，尤其是历代治理鉴湖的治水精神和遗产，足为后世提供精神力量。
张含英鉴湖题字
二、从《鉴湖志》到“鉴湖学”
从《鉴湖志》到“鉴湖学”，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志”与一个“学”之差，而是迈向系统性鉴湖研究。
1.关于《鉴湖志》与“鉴湖学”。如前文所述，《鉴湖志》从十九个方面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鉴湖的历史与现状，侧重于资料性，是对鉴湖的历史沿革、工程设施、管理机构等具体事实的记载与整理，是重要的基础性文献工作。而鉴湖学则是一门“立体记载鉴湖的系统”，其研究范畴超越了鉴湖单纯的地理、工程或经济等，鉴湖作为自然与人类共同创造的杰作，涵盖了政治、社会、文化、艺术、风俗等多重维度，鉴湖学就是以绍兴鉴湖及其区域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旨在系统整理、深入研究和科学保护鉴湖所承载的丰富文化遗产与历史价值。其研究对象与内容则包含：鉴湖本体（水源、河道、湖泊、堤、堰、闸、斗门、阴沟、桥等自然与工程要素）；制度与历史现象（创建、兴废与治理过程中的有关制度、区域经济变迁）、人文与社会生活（涵盖鉴湖周围人群的生活方式、民俗信仰、文学艺术、商业网络等活态文化）等。
《鉴湖志》虽然从篇章与内容上看，基本上涵盖了“鉴湖学”所需要研究对象与范围，但其综合性、系统性以及深入研究上尚有较多的空白需要填补。而建立鉴湖学学科的必要性在于，鉴湖文化的物化特征、精神象征和存在方式的复杂结构及属性，决定了相关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知识、整体的研究意识以及学以致用的学术价值观。这意味着研究视角将从分散的、专题性的“志”录，转向系统的、整体性的“学”理构建。这一学术转向体现在具体研究中，便是对鉴湖多重价值的深度挖掘与关联性分析。
“鉴湖学”研究是多方位的，如鉴湖的创建为什么会在汉顺帝永和年间？《鉴湖志》虽然也从鉴湖前的环境诸如水利状况、人口与经济等方面作了阐述，但这些只是宏观方面的原因。而鉴湖创建于东汉永和年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会稽郡还治山阴。自秦代建立会稽郡以来，郡治吴县（今苏州），直至东汉永建中，阳羡令周嘉等人因会稽郡辖境广大，属县偏远，上书求分郡而治。永建四年（129），析会稽郡北部发达地区十三县置吴郡，是为“吴会分治”。吴县为吴郡郡治，会稽郡治移回山阴县。郡治山阴，对于山阴县而言，涉及到驻县行政层次的升级、行政机构的增加，这直接影响境内的政治、经济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郡治行政执行能力的加强。会稽郡治山阴后的永和五年（140），马臻在任太守后不久就创建成鉴湖，这与郡治山阴提升境域行政执行能力至关重要，尽管在创建鉴湖过程中遭到山阴地方豪强势力的阻碍，以致于马臻最终弃首刑场，但鉴湖终究还是建成了。二是郡治还治山阴，也促进境域内城市人口的增长，并影响境域社会生产和民风习俗的变化。山阴县是会稽郡的一个大县，其地原为越国的腹地，春秋时称为大越，但在秦定江南降越君后，置会稽郡，更名大越为山阴，郡治在吴（今苏州）。而且为了防止越国再次称霸，“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适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西汉时期，境内人口也有多次迁徙。汉初会稽郡为吴王刘濞的辖地，七国之乱后，汉武帝害怕这里的原住民造反，便于元封元年（前110年）采用“虚其地”的办法，下诏“迁其民于江淮间”（《汉书》卷六《武帝纪》），迁出于越人约有七八万。到了西汉末年王莽始建国时，又出现了大越城城市人口的大逃亡。《越绝书》卷第八所谓“到始建国时，蠡城尽”，将城市人口说成“尽”，或许言之有过，但此时大越城人口极为稀少是完全有可能的，仅有一二万也说不定。进入东汉时期，随着社会逐渐稳定以后，境域内的人口才缓慢回升。直至东汉永建四年，郡治山阴后，人口迅速增加，任桂全先生在他的《绍兴城市史》一书中写道：“虽然这种回升仍无法用确属的数字来反映，但用与人口生存密切相关的柴米供应情况来衡量，或许也能看出这种回升的大概。通常情况下，人口越多对柴米需求也越大，反之亦然。”在绍兴的旧志中时有山阴人“采樵为业、进城卖薪”的记载，最为著名的有东汉太尉郑弘（？—86）“少贫贱，以采薪为业”，并留下“樵风泾”地名和“郑公风”的故事。《后汉书·郑弘传》注引孔灵符《会稽记》曰：“汉太尉郑弘尝采薪，得一遗箭，顷有人觅，弘还之。问：‘何所欲？’弘曰：‘常患若耶载薪为难，愿旦南风，暮北风。’后果然。故若耶溪风至今犹然，呼为‘郑公风也’。”若耶溪是大越城东南的一条主要运输水道，每天运往城里的柴薪早出晚归，足见当时城中需求之大。事实也正是这样，进入东汉之后，会稽郡城人口迅速增加，据《后汉书·郡国志四》载：永和五年，会稽郡人口为481196人。如果按赵冈先生17.5%的汉代城市人口比例计算，会稽郡城人口已经达到8.4万人。[1]总之，越国时期的水利设施建设如山阴故水道、富中大塘、南池、陂塘、吴塘及汉代的回涌湖等水利设施建设，为马臻创建鉴湖奠定基础；而会稽郡治山阴和人口的逐渐增加，为马臻创建鉴湖有了行政资源和人口资源条件。
清代绍兴城稽山门
再如鉴湖的功能和作用问题。鉴湖曾经是绍兴的一张名片，如今经常把“稽山鉴水”作为绍兴的代名词，这“鉴水”指的就是鉴湖，鉴湖水利工程的历史悠久，自唐以后湖面逐渐堙废，而大规模堙废主要在两宋间，但在南宋以前，鉴湖造就了山会平原长时间富饶的“鱼米之乡”。所以嘉泰《会稽志》有曾巩的《鉴湖图序》、徐次铎《复鉴湖议》和陈橐《上傅崧卿太守书》，万历《绍兴府志》还增加绍兴通判王十朋《鉴湖说》，大多叙述了“鉴湖堙废”的过程及其危害，“废湖为田”虽然农田有一定增加，但是也造成山会平原水旱灾害的增加，《鉴湖志》第六章第四节《废湖之害》中特别罗列了宋代绍兴地区的水灾和旱灾，其中水灾45次，旱灾17次，而就两宋比较，无论水灾还是旱灾，北宋明显大大少于南宋，水灾：北宋167年中7次，南宋143年中多达38次；旱灾：北宋1次，南宋达16次。[2]可见“鉴湖堙废”对山会平原的影响。不过“鉴湖堙废”对山会平原的构成危害和造成不利到了明代有所变化，因为明代嘉靖十六年（1537）绍兴知府汤绍恩主持兴建了三江闸，完成了绍兴平原新的水利调整，水旱灾害也得以减少。以至于张元忭在编纂的万历《绍兴府志》中如此说：“忭按曾（即曾巩）、王（即王十朋）、徐（即徐次铎）三公之议，非不凿凿可听，然在当时已窒碍不可行，至今又数百年矣。无论二千顷之膏腴，民命所赖，即庐舍坟墓于其上者，无虑千万家，若尽铲而为湖，是激洪水于平世也。且昔之为湖者将以蓄水耳，今既有海塘，有三江闸，谨修筑时启闭，可永无患，而又蓄此二千顷之水，徒以鱼鳖，兹土将安用之哉？”[3]因此，南宋时期“复田为湖”说逐渐销声匿迹。当然“鉴湖堙废”对山会平原曾经构成的危害和造成的不利给后世的启示，在尚未完成新的水利调整情况下，一次有较大盲动性和放任性的变迁，不仅损失区域内水利资源，也会给后世水利、生态环境和资源的需要带来巨大影响，此类教训值得后世借鉴。这正是“鉴湖学”需要研究的问题。
清代西鉴湖寓山
又如对鉴湖的建成与境域内晋唐文化兴盛的关系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可揭示唐代诗人为何游历越州留下诸多诗篇的原因，通过此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挖掘人文资源，为绍兴的旅游经济服务；还有鉴湖创建与若耶溪水上交通研究，前文提到，若耶溪是绍兴古城东南的一条主要运输水道，也是鉴湖43条水源之一，是一条山溪性水源，在鉴湖创建之前，水流较为急湍，对郡治山阴造成水涝的溪流之一，同时作为运输水道，山民采樵卖薪为业者“常患若耶载薪为难”之事，遂有“旦南风，暮北风”的“郑公风”的传说。其实鉴湖创建后，上游的山水自然也会相对的平缓一些，这也可能是“平水”地名来历之一，正因为如此，到了晋唐时期，若耶溪成为文人墨客及僧侣时常出没的运输水道。
2.关于鉴湖的研究成果与利用。对鉴湖的研究和利用古代就有，这在绍兴历代旧志就有记载。前文提到的宋代曾巩的《鉴湖图序》、徐次铎《复鉴湖议》、陈橐《上傅崧卿太守书》以及王十朋《鉴湖说》都谈到鉴湖堙废生态环境改变导致其后水旱灾增加的危害。当代对鉴湖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成果累累。正如邱志荣先生在《鉴湖志》的“后记”中特别写道：“当代对鉴湖科学的研究成果，始于郦学泰斗陈桥驿先生，他在《地理学报》1962年第三期发表的《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论文，是鉴湖多学科研究的第一篇代表作。”[4]而1990年4月在绍兴召开“纪念鉴湖建成1850周年暨绍兴平原古代水利研讨会”上，数十名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交的以鉴湖为中心的浙东地区水利、航运、生态、文化、文物等领域开展的全方位研究，则为鉴湖的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其后，鉴湖研究不断深化和推进，研究成果丰硕，诸如《鉴水流长》《绍兴风景园林与水》《上善若水—绍兴水文化》《鉴湖史》《绍兴水利志》《鉴湖志》等，这些都为“鉴湖学”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开展全方位的“鉴湖学”研究，旨在对鉴湖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学以致用，无论是对一些重要工程技术的科学记载还是治水人物缵禹之绪的人文精神研究，都对后世起到经世致用、资政育人的作用。
在鉴湖历史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对绍兴古城城乡环境保护治理、园林景观与旅游、民俗文化与传承做了大量工作，诸如对河道整治、清水工程、五水共治，尤其是环城河、运河园、平水东江、大环河及鉴湖水环境治理以及周边园林景观建设，大大改善了城乡生态环境。同时生态环境变化、园林景观建设和民俗文化传承，也给绍兴带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展对鉴湖学的研究，其实也是“缵禹之绪”！
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室 李能成
2026年4月
注释
[1] 任桂全《绍兴城市史》第263—264页。
[2] 邱志荣、柴英龙、黄剑主编《鉴湖志》第155—157页。
[3] 万历《绍兴府志·水利志一》。
[4] 邱志荣、柴英龙、黄剑主编《鉴湖志·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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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李想
审核丨戴秀丽
总期丨第95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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