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反腐“标尺”看齐公职人员，有何深意？|公职|受贿罪|检察机关|行贿

民营企业的管理层尤其是负责人，应转变经营观念，切实增强企业自主反腐败的紧迫性和行动力。企业反腐不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更是企业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需求

文｜《财经》记者王丽娜

编辑｜苏琦

自5月1日起，民企人员贪腐行为，定罪量刑标准将看齐公职人员。

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解释二”）。

解释二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标准执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是民营企业人员贪腐中的高频罪名，定罪量刑标准提高后，将对民企反腐产生深远影响。

此次解释二出台背后，有何深意，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将如何适应新规？

新规背后，有何深意

这是时隔十年后，两高就贪污贿赂案件再次出台司法解释。解释二出台后，将依法加大对新型隐性腐败的惩治力度，落实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保护，完善积极退赃认定规则。

其中，有关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标准执行，引起公众关注。这几个罪名，是民营企业领域犯罪的高频罪名。

新规施行后，将明显提高对民营企业腐败犯罪的惩治力度。此前，2016年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五倍执行。挪用资金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进行非法活动”情形的数额起点，按照挪用公款罪“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以及“进行非法活动”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行贿罪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也就是说，解释二取消此前按照相应倍数执行的标准，对贪污贿赂刑事案件，改为同一数额标准执行。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张远煌，对《财经》表示，此次出台解释二，是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适用标准，实现贪污贿赂定罪量刑标准全覆盖，进一步严密惩治腐败犯罪的刑事法网。“此前，针对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定罪量刑解释较多较细，涉及私营部门如民营企业人员则比较粗疏。”另外，解释二延续刑法修正案（十二）的立法精神，即加大对民营企业腐败犯罪的惩处力度，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进一步深化民营经济刑法平等保护的立法精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监察与廉政治理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任建明对《财经》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加大反腐败力度，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因中国刑事立法对公权力腐败和非公领域腐败采取“二元规制”模式，同类的贪污贿赂行为，却因犯罪人员的身份不同，定性不同、刑罚不同，造成反腐败存在结构性的不足，影响反腐深入推进。

任建明以受贿罪举例，国家工作人员如犯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最高可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定罪标准也不同，如无其他情节，受贿罪关于“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入罪标准，分别是3万元、20万元、300万元。而此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关于前两档的定罪标准分别是6万元、100万元，关于“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则没有明确。

张远煌进一步指出，此次调整背后，蕴含三重政策层面的深意。其一是推动全面、科学反腐的需要。以往反腐主要侧重公权力领域，即查处官员腐败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腐败，反腐资源配置也主要集中在反公权力腐败上，非公领域投入明显不足，形成反腐败“一手硬、一手软”的结构性问题。实际上，公权力腐败与非公领域腐败相互关联，必须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科学施策，才能最大限度减少腐败发生的概率，否则严重降低反腐成效，且制约反腐持续深入发展。解释二释放同等重视查处公权力和非公领域腐败的强烈信号，有助于克服现行的反腐结构性缺陷，助推反腐良性健康发展。其二是促进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在制约和影响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多重因素中，腐败是突出因素之一。腐败使一些企业依赖“找关系、搞利益输送”，从而忽视产品质量、服务与技术创新，进而丧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为了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推进民营企业反腐，从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与促进公平竞争，在优胜劣汰中促进民营企业发展。重视民企反腐，着眼点不只是惩治违法犯罪的企业和企业人员，更是通过对民企员和知识型员工面临高发风险。民营企业腐败的罪名高度集中，触犯频率最高的四个罪名分别是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行贿罪（详情参考4月14日《财经》：）。

张远煌表示，民营企业腐败犯罪仍然处于高发态势。十余年的持续研究显示，“民营企业腐败犯罪占其实际触犯的74个罪名总数的30%以上，成为与集资类犯罪、诈骗类犯罪并列的民营企业人员三大犯罪类型，这也是高度重视民营企业反腐败的重要现实因素之一。”从民营企业腐败犯罪的主要高发群体看，始终集中在企业负责人和企业核心部门负责人等群体。民营企业内部的腐败风险点，遍布日常经营和管理的各环节。除一些大型、头部民营企业外，大多数企业缺乏完善的反腐内控机制，“这说明多数民企内部对腐败风险处于基本不设防的状态，这也是民营企业腐败犯罪易多发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民企腐败出现一个新特点。在贿赂犯罪方面，此前民企腐败以行贿犯罪为主，但近年来民营企业人员实施受贿犯罪（刑法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也呈增长态势，民企领域的行贿与受贿问题均较为突出。

4月23日，百度集团发布2025年反贪腐舞弊通报称，持续加强公司反腐反舞弊工作，2025年共查办处理违法违纪员工144人，其中33人被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在公布的26起案例中，有12例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

任建明指出，当前关于腐败存在一些认识误区，比如认为民企腐败的风险小、危害小，实际上并非如此。非公领域同样存在腐败风险，传统政治学理论将内部治理不够完善，多数民企尤其是中小企业仍存在家族式管理，关键岗位多由亲属把控，监督机制形同虚设，采购、财务等环节易出现腐败。一旦发生腐败现象，民企因自身无强制侦查权，取证能力薄弱，发现腐败线索后难以合法、完整收集关键证据。如果民企腐败不涉及对公职人员的腐败，需要刑事立案后才能由公安机关侦查获取证据，因企业留存证据不规范且缺乏专业的取证能力，导致一些案件难以受理、成案。

刘扬还观察到，民营企业遭遇腐败后，又存在一些顾虑，担心报案影响品牌声誉、客户合作，甚至一些企业自身经营存在不规范之处，害怕报案“引火烧身”，因此一些企业倾向私下或内部处理。

中小微企业，何以适应新规

新的司法解释施行后，将提高民企反腐标准，民营企业将如何适应新规？

关于民企反腐治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建议，完善法治保障体系，拓展背信犯罪规制范围，建立阶梯式退赃激励机制，构建行贿分化机制，精准适用羁押措施。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治理结构转型，构建完善的内控体系和合规激励机制。同时，创新监管治理，并推动社会协同共治。

刘扬律师建议，企业需完善岗位分权制衡，规范财务、采购等关键环节流程，做好全程留痕。加强内部合规普法，提升员工的法律意识。民企遭遇腐败时，应规范取证、依法维权，摒弃传统中的“私了”思维。

任建明曾调研民企廉洁建设，在调研中了解到民营企业反腐的痛点之一是，在立法和反腐配置方面，对民企反腐的支撑不足。“公职人员的职务违法犯罪案件由纪检监察机关专责查处，民企人员腐败属于经济犯罪，由公安机关负责查处，公安机关还担负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的重任。因此，企业普遍希望能得到更有力的反腐保障。”

一些民营企业开始积极面对腐败治理。任建明关注到，一些民企开始主动应对自身的腐败治理，部分民企还联合发起反腐败的协同行动。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企业反舞弊联盟和阳光诚信联盟，对有腐败记录的民企人员进行行业禁止或从业限制，以遏制民企腐败。任建明表示，中小微企业，发生腐败后抗风险的能力更差，因此建议结合不同企业的情况，创新监管治理机制，构建多元的外部监督机制，强化行业自律。

“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加强民企腐败治理的大趋势下，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既面临反腐压力，也迎来机遇。”张远煌表示。

张远煌解释，民营企业的管理层尤其是负责人，应转变经营观念，切实增强企业自主反腐败的紧迫性和行动力。企业反腐不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更是企业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需求。民营企业需要认识到，通过内部治理和流程优化，健全内控机制，减少贪污贿赂等行为，反而更能维护企业利益、增强信誉、创造商机，“这样才能把企业导航导好，避免暗礁，行稳致远。”

民营企业的规模不一，以中小微企业为主。在调研中，张远煌曾接触大量的民营企业，了解到一些民营企业缺乏反腐内控机制建设的条件和能力。

对此，张远煌建议，民营企业结合自身行业和规模，摸排企业内部风险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内控机制，优化相应的业务流程，切实压缩腐败发生的概率。“民企反腐内控机制建设，不应一味要求大而全，宜结合自身情况量体裁衣。”中小微企业可通过负责人重视、关键岗位和环节重点监督、奖惩分明等措施，增强反腐能力。另外，建议相关部门未来为民营企业提供反腐指南与咨询服务，同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帮助中小微企业健全内控和合规机制，服务保障民企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