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南京六合区法院的这份判决书，既颠倒因果，也嗅到了几丝荒谬和恐怖：
把孩子推下水的人，正是岸上挂着救生圈的那个。
法院最终给马某定的罪名是欺骗他人吸毒罪，判刑五年，除他之外，三名社会人员同样被判刑。
刑法第三百五十三条规定得很清楚：
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关键的一句是后半段——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
马某的行为踩中了这一条几乎所有的加重情节，对象是未成年人，而且是六个！
还有，他的职业定位是什么？
从他的职业身份和岗位职责出发，他对依托咪酯的危害程度、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对欺骗他人吸毒罪的构成要件，理论上比任何普通人都更清楚，这是知法犯法！
毒品本身的性质，依托咪酯自2023年10月1日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后，非法吸食、贩卖、持有依托咪酯，一律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
这种被俗称为上头电子烟或烟粉的东西，对青少年神经系统的危害公开材料里随处可查：脾气暴躁、记忆空白、致幻反应，重则休克、窒息甚至猝死。
已有公开警示资料指出，最小成瘾者只有13岁，也就是说，马某选来凑数的，正是这种新型毒品最易成瘾、最易致害的群体。
刑法第357条的精神和最高法关于毒品犯罪的政策一贯强调：
对工作人员涉毒犯罪从重，对侵害未成年人的毒品犯罪从重。两个从重叠加在马某身上，再叠加6名被害人、依托咪酯这种新型毒品、刻意设局欺骗这些情节——这远远超出情节严重的最低门槛，即便顶到第353条的法定上限7年，也未必算重吧？
我的看法是当一个执法系统的内部激励，开始以数字而非事实为目标，它就会自动开始制造数字。
它最初制造的可能只是一些灰色——拼凑案件、刑讯逼供、放过该立的案、立不该立的案。
再往后，灰色不够用了，它就开始制造黑色——找无辜的人来凑数，而违法者反却活在阳光下，因为只有这样最容易、最便宜、最稳定地交出报表。
用一支事先备好的电子烟，把6个本来人生道路完全不一样的孩子，硬生生拉到了吸毒人员这一栏。
这才是最让人脊背发凉的事，不是有人犯罪了所以被抓，而是因为需要抓，所以制造犯罪。这是一种在逻辑上完全倒置的执法。
被打掉的不是社会上的毒品犯罪，被打掉的是几个孩子的人生。
纸上的判决再公正，也无法完全还原一个被无辜伤害过的青少年。
哪怕马某被判5年、10年，那6个孩子吸进身体里的依托咪酯不会被吸出来，他们脑子里那段被欺骗、被利用、被设局的记忆也不会被清除。
法律给了他们被害人的身份，但谁来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少年时代？
新京报报道里，“除马某外还有三名社会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
几点要问，完成查处任务这个说法，到底指向的是什么任务？是年终考评？是上级布置的某项专项行动？是某种内部排名？任务的下达者是谁？任务的具体形态是几人份的吸毒人员查处指标？这种指标，是马某一个人面对的，还是整个所、整个分局、整个区局都在面对的？
他周围的同事知不知情？还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工作方法？6名未成年人被查获那天，是只有他一个人到场，还是有同事配合？同事们看到了什么、上报了什么、隐瞒了什么？
他的传达任务者在这件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是从头到尾蒙在鼓里，还是默许、纵容、甚至授意？如果上级毫不知情，那就意味着他可以独立地、长期地、秘密地操控辖区数据，如果上级知情，那就涉及更广的渎职甚至共犯问题。
那6个孩子的吸毒人员信息，从录入系统到最终删除，走了多长的流程？
这个流程是不是马某被立案之后才启动的？是不是只有等到一份判决书出来，孩子们的清白才被追认？换句话说，司法纠错的成本，到底有多少落在被害人自己身上？
对类似下达和接受非法指标的整套链条，有没有同步的纪律审查和制度性反思？是只处理马某这个具体的人，还是真的去清理那条把任务压到他案头的传送带？
这些问题如果不被追问，那么判决书就是一份独立的文件，马某入狱了，他的位子很快会有人接替，那个位子上的人继续面对同样的考核压力，下一次也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
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是真的在用专业、勇气和良心换一个稍微干净一点的社会，这一点不能被这桩个案抹去。
但正因为他们辛苦，所以他们更不应该被一个把数字摆在事实前面的考核体系拖下水。
应当让一线办案的民警靠真办案得到尊重和回报，而不是靠凑案件完成任务。
一旦他们被允许自己创造工作量，弱者就会被当作工作量本身，被一个一个地塞进流水线。
未成年人在算计里，往往是最便宜、最无声、最不被反抗的原材料，这是为什么所有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无论施害者是社会闲杂还是特殊人群，都必须从重、再从重。
孩子们不该在这个体系里，被任何人当作可以召集过来的数字。
这是底线，这条线被人划在了什么地方，一个社会的良心就长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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