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约确是老了罢。近来总是想起一些旧事，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雾气，却又分明地印在那里，抹也抹不掉。
沂蒙山的那片贫瘠的土地，我是生在那里的。所谓“生”，也不过是添了一张吃饭的嘴罢了。父辈们终年在那土里刨食，汗珠子摔八瓣，也仅仅够活着，仅仅是活着。至于“生活”二字，那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我们是不懂的。
我七岁才上育红班。这在城里人听来，大约要惊讶的；但在我们那里，却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城里的小孩四岁就进幼儿园，整整齐齐地排着队，唱歌，做游戏，像温室里的花。我们呢，野地里长起来的，七岁能分清左右手，已经是聪明的了。一年的学前班，算是从野地到课堂的过渡，就像把一棵草硬栽进盆里，能活不能活，全看造化。
我们村里的小学，是顶寒酸的了。四间教室，一间办公室，西边两个厕所，男左女右，规矩得很。后来添了一间宿舍，给外村的老师住。说是宿舍，其实也不过是放了一张床的屋子罢了。教室门口有三个小花坛，种着冬青和黄杨，皮实得很，旱不死涝不死的。偶尔也栽几棵地瓜花，红艳艳的，在这灰扑扑的院子里，竟显得有些扎眼。
院子中央有个大花坛，圆圆的，两米见宽，种着一丛竹子。这竹子在我们那里是稀罕物。北方农村，哪来的竹子呢？大约是某位老师从远处移来的罢。它倒长得旺，绿森森的，冬天也不落叶子，像是在跟这片贫瘠的土地赌一口气。
花坛前面立着一根旗杆，木头的，上面飘着国旗。上课时升起来，放假了降下来，小心地收好。这大约是学校里最神圣的东西了。我们每次升旗的时候，都把小手举过头顶，眼睛盯着那面红旗，心里却想着下课后的游戏。
办公室门口有棵杨树，树上绑着个铁铃铛，旁边挂着个铁钩子。敲铃的是值日老师，当当当，上课；当当当，下课。那声音单调得很，在我们听来却比什么音乐都好听。尤其是最后一节课的铃声，简直就是释放令，哗的一下，几十个孩子从教室里涌出来，把个小小的院子吵得天翻地覆。
我们那时玩的游戏，现在的小孩大约是不会了。“打宝”，用纸叠成方块，摔在地上，把别人的拍翻就赢了；“攻城”，在地上画个城，一拨人守，一拨人攻，衣服扯破了也不在乎；“下六”“下四”，在地上画格子，捡几块石子就能下一晌午。这些游戏如今想来，实在粗陋得很。可那时的快乐，却是真真切切的，不像现在，什么都有了，却什么也觉不出滋味来。
我只在村里上了三年。学前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就要到邻村去上了，五六里路，走着去。那时也不觉得远，几个小伙伴一起，打打闹闹的就到了。后来人越来越少，村里的孩子都直接去邻村上。我们这个小学，就渐渐空了。
空了就荒了。房顶漏了，墙塌了，窗户碎了。那棵杨树也死了，枯枝伸着，像一只要抓什么的手。只有那丛竹子还绿着，在一片破败里绿得有些凄凉。
我读大一那年寒假，推开那扇没锁的大铁门，走进当年的教室。黑板还在，可上面写满了不是我们写的字。墙上有铅笔留下的痕迹，歪歪扭扭的，大约是某次上课走神时的涂鸦罢。我看了很久，想认出自己的笔迹，却终于没有认出来。
阳光从房顶的破洞里漏下来，照在地上的一丛野草上。那草绿得鲜嫩，像是在嘲笑这屋子当年的主人，你们走了，我却来了。
我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一篇文章，说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散，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我们这些人，不也是这样么？被风吹到城里去了，吹到外地去了，在各处扎下根来，各人有各人的日子，各人有各人的艰难。只有这个院子留在这里，慢慢老去，慢慢腐烂，最后归于尘土。
院子终有一天会彻底消失的，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等到我们这批人老去，等到我们的孩子老去，也就再没人记得这里了。没人记得那棵杨树下的铁铃声，没人记得花坛里那丛倔强的竹子，没人记得那些尘土飞扬的课间，没人记得那些稚气的铅笔字。
这是顶自然的事。万物有生就有灭，有来就有去。只是……
唉，我说不清了。
中国人向来是健忘的。我们记得帝王将相的年谱，记得文人墨客的诗文，却记不住这些平凡的地方，平凡的人。可就是这些平凡的地方，才真正托住了这片土地；就是这些平凡的人，才真正活过，挣扎过，快乐过，悲伤过。
走出院子的时候，铁门又吱呀一声，像是在叹气，又像是在答应。
我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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