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3日，北京的霜气还未完全褪去，中南海勤政殿灯火通明。72岁的周素园被工作人员搀扶着踏进院门，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迎了上来，半开玩笑地说：“老先生，长征路上抬着走，如今总算自己能走进来了。”白发长须的周素园拱手作答：“主席，我这把骨头倒也经用，只是心里装的事还多得很。”两人对坐，一壶清茶，倒开了这位贵州老人的跌宕一生。
要弄清周素园为何未入党，还得把时间拨回到1879年。那一年他出生在贵州毕节的书香世家，原名周培艺。家中藏书颇丰，四书五经耳熟能详，加之天资聪颖，光绪年间便考中贡生。若按惯例，他大可以留在乡里等着走科举、入仕途的稳妥路，可偏偏1903年的一封荐书改变了命运。普安知州方雪岑欣赏他的笔力，聘他到师范传习所执教。此举让他接触到最前沿的新式教育，也让他开始思索“读书做官”之外的另一条路。
1904年贵阳师范的日籍教习冈山侮辱国人格，引发学生罢课。消息传到普安，周素园一封痛陈时局的长信火速驰往贵阳。信中那句“学可罢，交可绝，绝不可坏团体、伤感情”在学生中广为传抄。也正是写这封信，他第一次意识到：文字能击中人心，也能挑动时代的风口浪尖。次年，他本来打算参加官费留日考试，却在贵阳遇到鼓吹变法的李瑞棻。李瑞棻讲兴办实业、讲世界格局，周素园听得热血沸腾，干脆放弃留学，留在贵州路矿总公司写公文、筹创书局，算是把文章写进了现实的泥土里。
武昌城头的枪声响到贵州是1911年8月，周素园与同仁举起义旗，推翻清廷在黔势力。短暂的辉煌维系不到一年，革命失败，他被通缉，只能改名换姓四处漂泊。1921年方得平静，回黔军任秘书长，终究还是对旧军阀的倾轧失望，1925年索性“归隐”毕节，足不出户，读书著述。正是在这段隐居期，他接触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译本，越读越觉透亮，也越发生出“世道有救”的念头。
转折点落在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进入毕节，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急电地方军阀王家烈：“速转周培艺，勿令接触共军。”然而王家烈主意不定，命令最终成了一纸空文。达官显贵纷纷外逃，周素园反倒整理案头书卷，等着红军到来。3月初，他家中的木门被敲响，来者正是贺龙。茶杯还未放稳，贺龙直言需要一位深得民心的长者组织抗日救国军，周素园当即应允。一周之内，三千余乡勇报名。十多年未提笔的他在墙头写下“抗日救国”四字，街坊口口相传。
事情远没结束。红军准备北上，他得知消息后追到军部，非要随军。彼时他57岁，腿有旧伤。贺龙劝他留下治病，还塞给他金条做经费。周素园摇头：“我在黑暗里摸索半生，如今好不容易见到光，宁可死在队伍里。”贺龙回到指挥部拍桌：“抬也要抬走！”于是八名战士轮班抬滑竿，一路翻雪山、过草地。10个月后，他们抵陕北保安，周素园的胡须已全白，却精神矍铄。毛泽东见面时握着他的手：“周先生，不简单！”这一握，定下了他后半生与中共的深度同行。
“西安事变”爆发于1936年12月12日，只隔了他到保安十天。考虑到周素园与何应钦、王伯群等旧识，毛泽东请他写信劝旧部拥护抗日。老先生连夜挥毫，连写数封，辞锋恳切，后来张学良读后叹道：“此人不作官，惜哉！”信件的确为事变和平收场添了分量，这一点在多份史料中都有提及。
“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周素园被任命为高级参议。他颇想随部队上前线，却因为足疾频发被劝留延安。组织贴心，每月给他十元零花，还让馆子送饭。肖克夫人常来替他缝衣，他起初硬让，后来实在不好意思，便央求后勤把伙食降一档：“维持体力即可，别跟前线战士落差太大。”话虽朴素，却能看出他的自省。
时间来到1937年夏，他写下一封“若战死沙场，家人勿恸”的家书，交给秘书。临行前，他又对毛泽东说：“我行动慢，怕误事，回黔做统战也好。”毛泽东回信：“行止全凭先生自便，我等惟愿先生保重。”得到批准，他带着给西南军政要员的手函南下。先至重庆，三封信递给贺国光统统石沉大海，还被监视。国民党特务逮捕他的大女婿以示威胁，他只得辗转成都、昆明、贵阳，宣传抗战，写文章批评消极抗敌，引来更严的盯防。那篇《受血的教训以后》在《华西日报》公开刊登后，四川当局气得拍桌，却又拿他束手无策。
1945年国民参政会召开，他当选参政员，想与周恩来接上组织线，偏偏中共为抵制会议集体缺席，此事又成泡影。一晃到1949年11月27日，解放军进驻毕节。两天后，已70岁的周素园在屋中写下十七字电文，向毛泽东报喜：“别来十二年，衰生犹及见解放成功，不胜欣忭。”这份电文由新华社公开刊发，老乡们奔走相告，才知这位满脸长须的老先生竟与新中国领导人私交甚笃。
贵州解放工作千头万绪，他不顾体弱参加接管委员会，协调商会、教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凡有分歧，他就搬出自家院里的长条桌，泡壶茶，拉上双方当事人“摆龙门阵”。这种近似乡贤调解的做派，比任何公文来得更见效。省里要推举他做副省长，他却力辞：“我年岁大，走不动路”。最终以贵州省政府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出席会议，名义大、事务少，倒正合他专做统战工作的心思。
就在那年冬天，他来到北京，此时正逢抗美援朝打得最紧张。毛泽东当面向他介绍前线情况，顺口问：“贵州矿多，可否支援钢铁？”周素园当即献策：“铜仁、六盘水煤铁并丰，人手也不缺，就差铁路线。”主席点头：“事在人为，山再高也要打隧道。”说完，从桌上拿起一盒燕窝塞给老人：“滋补用，别推辞。”这番体贴让他几度哽咽。
至于入党问题，他的态度始终如一。早在延安时期，周素园便对友人说过：“党是刀口上舔血打下江山的青年人立起来的，我一身儒生习气，做事还扭捏，怎好抢这份光荣？”毛泽东曾表示愿意介绍他入党，他仍推辞：“非不愿也，实不敢当。”这种近乎古典士人的自谦，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
1958年1月，寒潮侵袭贵州。患有顽固肺病的周素园再度入院。2月1日清晨，他在医院病房轻声对家人说：“今生得见大局已足，党有后来人，我心安。”午后病情恶化，于黄昏时分辞世，享年79岁。讣电从北京飞来，多位中央领导表示惋惜。贵州省委送挽联：“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这副对联，既是对他半生行脚的概括，也是对那段烽火岁月的注解。
火化那天，山城细雨，送行的当地百姓自发排开长街。有人说，这位老先生一辈子写过无数檄文、教过多少学生，却在生命最后关头坚持不戴党徽。也有人说，他把自己当成一面镜子，随时提醒后辈：革命需要热血，也需要自省。无论如何，一位57岁仍愿跋涉雪山草地的儒者，早已把名字刻进了长征的里程碑——抬着也要抬走的那位老人，如今静静长眠在贵州高原，留下的是风干胡须后的故事，和一个“我不配”却令人肃然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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