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在加沙地带南部汗尤尼斯一处营地，在一次严重虫害暴发后，一名市政工作人员对帐篷和通道进行消毒。跳蚤在夜里出没，幼童疼得哭泣，没有人能安睡整晚。
在持续不断的战争和空袭之下，超过140万人流离失所的加沙人生活在虫害、污水、食物短缺和无休止的等待之中。
夜里，老鼠像在跳踢踏舞一样窜进帐篷，从熟睡的孩子和努力入睡的父母身上跳过，有时还会咬到鼻尖或脚踝。它们翻找刚从公共厨房带回来的炖菜，啃咬面粉袋和衣物，最后这些东西都只能扔掉。帐篷外，它们聚集在瓦砾堆和废弃物堆旁。人们可以推想，瓦砾下面有尸体，废弃物里则还有别的食物。
跳蚤也会在夜里从毯子或成堆的衣物里爬出来袭击人。所有人都会被叮咬和瘙痒惊醒。幼童疼得哭泣，没有人能一觉睡到天亮。到了早晨，人们会发现细小的血迹。
这就是加沙地带：即便先不谈以色列每天的轰炸、死亡和葬礼，这里也没有避难之所，更没有片刻安宁。
巴勒斯坦人站在加沙城附近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帐篷间张望。35岁的亚斯敏说：“这里毫无隐私，我们的生活就是无尽的排队。”
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4月第二周发布的一份报告，加沙各流离失所者安置点的预警系统显示，在接受评估的1644处地点中，有1326处、也就是81％的地点经常能看到啮齿动物或害虫。大约145万人受到老鼠、臭虫、跳蚤、虱子或蟑螂的危害。这些人来自约170万居住在帐篷中的人口，受害情况有的是其中几种害虫同时存在，有的则几乎全都出现。
这些害虫都会传播疾病。儿童尤其容易出现过敏和皮肤病。而遭到轰炸、支离破碎且资源匮乏的医疗系统，尽管医护人员已尽力减轻痛苦，仍然没有足够的药膏来治疗这些症状。
3月，在加沙贾巴利亚难民营的临时帐篷里，流离失所的儿童和成年人挤在一起生活。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报告称，4月14日至19日，营地管理协调机制在拉法和汗尤尼斯的21处指定紧急避难所以及附近30处流离失所者安置点协调开展了熏蒸消杀。大约35000人、即6950个家庭，暂时得以摆脱虫害侵扰，人们希望这种缓解能持续超过几天。
报告写道：“以色列当局已批准进口实施该计划所需的关键杀虫剂、灭虫药品和设备。”但从获批到物资真正运抵，还要多久，没有人知道。
亚斯敏说，老鼠和跳蚤只是这场无尽噩梦中的一部分。“这里没有隐私。你总能听见我们生活中最私密的声音。我们的全部生活就是排队。早上，要去最近的学校或帐篷营地里的公共厕所排队。我还没说到等待本身的屈辱和那些气味。然后是排队买面包，排队领公共厨房的热饭，排队领取援助物资，排队给手机充电，排队买燃气，排队打水。而且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沿途都是散发恶臭的污水。”
6岁的亚齐德在留给我的一段即时通讯软件语音里说，在抽水和配水点排队接水，再把水桶拖回帐篷，是他的工作。由于网络太差，我们无法正常通话。他说：“我们的生活很艰难。”他的语气听起来像个成年人。
他是莱拉的儿子。莱拉是2008年至2009年那场以色列轰炸中全家遭袭后的幸存者之一。有时，会有运送净化水或清洁水的水车经过帐篷区。如果没有净化水，他们就只能喝不适合饮用的水。
亚斯敏说：“连把水烧开都成了一项大工程。打火机很短缺，一个要45谢克尔。即便有打火机，要点燃木板和纸板也得花时间。燃气短缺，燃料也短缺。所以路上几乎看不到汽车，只有驴车。”“过去那些路，如今到处是坑洞、石块、碎裂的沥青和混凝土。车轮会陷进坑里，也会撞上石头。我的背又疼又青。我的经期出血时间也比平时更长。赶车的人或开车的人都要我们用谢克尔现金支付，而且要小额零钱。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通过银行应用支付短途车费。如果手里没有零钱，有时我走两公里，也只能给对方20谢克尔。”
有些汽车靠食用油行驶。一些街区的发电机，尤其是在住宅楼还没有完全倒塌的地方，也靠食用油运转。人们早就找到一种办法，把塑料袋熔化后制成燃料。8岁的孩子会去捡塑料袋，换回几枚硬币。亚斯敏和莱拉都说，她们想离开这个地方，想移民，想过上像人一样的生活。
伊哈卜是一名学者，大约两年前已带着家人前往一个西方国家。他代表着另外数以万计与他同龄的人，年龄大约在40岁到65岁之间，这些人设法逃离了战争。
他说：“我失去了一切。家族中有200人遇难，其中大约40人是我的一级亲属，其余是二级和三级亲属。我失去了朋友，失去了社会关系，失去了一份好工作，失去了家，也失去了我的学历证书和相关认证。没错，我现在生活在安全的地方，我们也不缺食物，但我在这里的生活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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