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好奇，外籍人士在我国犯下重罪、触及死刑标准，会不会享有特殊待遇？
抛开网络调侃的各类说法，客观来看，实际的司法差异十分有限，所谓特权大多只是误解，结合近期广州审结的跨国贩毒大案，就能把这件事讲清楚。
4月4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外籍毒贩陈森执行死刑。这名罪犯的案件跨度长达二十一年，案情细节极具参考性。早在2005年，陈森就已被我方抓获，2007年法院以相关罪名判处其无期徒刑。后续司法机关深挖案件线索，查实他还隐瞒了重大漏罪，涉嫌非法贩卖冰毒高达四吨。
这个涉案规模，远超我国贩毒死刑量刑标准，达到法定死刑底线的数万倍，犯罪情节极其恶劣，严重危害社会安全与公众利益。因为新增重大犯罪事实，原有判决依法撤销，案件程序重新审理，2010年陈森被正式判处死刑。
即便罪行确凿、证据完整，为坚守司法公正、落实审慎原则，该案历经长达十六年的死刑复核审查，层层核验证据、完善司法流程，直到2026年才依法执行死刑，全程严谨规范，全程经得起法律和事实的检验。
就在行刑次日，法国大使馆公开发文提出异议，以辩护律师未参与最终庭审为由，对我国司法程序提出质疑，同时再次呼吁全球废除死刑。但从法律层面来讲，我国死刑复核阶段以书面审查为法定形式，案件前期完整诉讼流程中，当事人及代理律师均拥有充分的辩护权利，相关辩护意见也早已依法提交归档，不存在程序缺失的问题。
法国早在1981年废除死刑，2007年更是将废死写入宪法。法律体系的差异可以理解，但不能以此干涉他国司法主权。部分国家取消死刑后，无法严厉惩治重刑罪犯，导致大量恶性犯罪人员流窜境外，在其他国家从事违法活动。
这名外籍毒贩长期在我国境内实施贩毒行为，危害本土社会秩序，消耗大量司法资源，横跨二十一年才完成全流程处置，无端增加了执法与司法成本。
很多人关心，外籍死刑罪犯在我国，是否存在专属司法便利。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外籍涉案人员所属驻华使馆，可以代为委托辩护律师，由使馆出具正式委托公函，律师凭执业证件与官方函件，即可快速完成会见手续。
相比普通外籍家属需要办理的双重认证等复杂流程，使馆协助委托的方式流程更简洁，周期更短，这也是外籍人员仅有的一项程序性便利。但随着我国司法服务不断完善，律师会见制度持续优化，普通案件的会见流程早已简化，这项有限的便利，实际作用已经大幅弱化。
如果外籍家属在国内遭遇涉案抓捕，想要快速委托律师，通过本国驻华使馆协助，确实是最高效的方式，能够省去繁杂的涉外认证流程。但放到死刑重案当中，再便捷的委托程序，也无法改变案件审理的核心标准，就像本案十六年的死刑复核流程，不会因为外籍身份而简化。
境外势力和驻外机构的持续求情、舆论质疑，会不会干预我国司法独立？从结果来看，不会改变最终判决，该依法惩处的罪犯，最终都会依法执行处罚。
但客观来说，为应对外部舆论质疑、杜绝程序争议，把案件办成无懈可击的铁案，司法机关会进一步细化审查环节，逐一对证据、流程、法条适用进行反复核验，拉长案件办理周期。
我国司法始终坚持独立公正，不会因当事人国籍区别对待，不会迫于外部舆论压力放宽惩处标准，也不会刻意加重处罚。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籍人员，只要在我国境内触犯法律，都必须统一接受我国法律的约束与制裁。
所谓外籍死罪的特殊好处，只是极小的程序性便利，不存在法外特权。法律的底线不会退让，司法的公正不会打折，任何妄图在我国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企图依靠外籍身份规避严惩的行为，最终都只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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