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作家余华自曝糗事，说自己曾给儿子辅导了语文，儿子却“不及格”。
乍一听有些吊诡，啥？余华文学大奖拿到手软，一部《活着》能吃一辈子，是不是语文教育又出大问题了？
也有人调侃：“原来《活着》里最惨的不是福贵，是余华的儿子”。
事情没这么简单。先看看他的原话：
“我儿子在小学的时候，让我帮他辅导一下作文，包括语文那些，我辅导完以后，语文考试都不及格。从此以后，他就认为我不会写东西，我就再也不辅导他了。我们有自知之明。”
这里的“自知之明”是指什么？
自己高考落榜，语文分数本来就不高？还是时代发展了，考试跟以前不一样了？还是自己的那套写作逻辑，根本干不过标准答案？
他没展开，但是评论区炸开了锅。
有人再对语文教育开火，说什么迷信标准答案，扼杀天性和创造力，死搬教条，走入了死胡同。
有一个著名的案例，题目问“雪化后变成什么”，有孩子答“春天”，判错。正确答案是：水。
这个案例确实具有讽刺性，也深刻揭示了当下语文教育的弊端：重所谓标准答案，忽略个性，实际脱离了语文的本质。
语文的本质是什么？按照于漪说的，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一观点后被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成为我国语文教育的指导原则。
她反对“见分不见人”，强调语文课不仅要教识字、阅读、写作，更要通过文本浸润，塑造灵魂，培养人格，“教文是手段，育人才是根本目的”。
可现在，孩子说雪化了是春天，得了个红“×”，以后还敢说吗？还会想吗？
余华的烦恼，著名作家王蒙也遇到过。这位前文化部长多次公开表示，自己无法应对当前小学语文试题，甚至被孙子调侃“考试也及格不了”。
作家集体“碰壁”，是作家的问题还是语文教育的问题？
需要清楚，作家写作是一回事，阅读理解是另一回事。
很多时候，作家写出了作品，但是欣赏者拓展了作品的深度和广度，连作者都没有想到。
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基于自己的阅历、理解和审美，看到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的东西，这恰恰是文字创作的迷人之处。
某种程度上，也是汉语言文学的魅力所在。否则就不会有《名作欣赏》《作品与争鸣》这些刊物了。
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本是很好的做学问的态度，也是知人论世的方法。
见仁见智，横看成岭侧成峰，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理性辩证精神，这在“急于站队”“二极管思维”的网络时代难能可贵。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文字好坏有没有标准？阅读理解有没有基本章法？
作家可以天马行空、兴之所至，但是作品写出来，特别是给孩子学习，就需要一定的标准了。
问题同样来了，标准由谁定？怎样的尺度？这又是一个难题，大大的难题。
一些出题者死钻牛角尖，弄出的答案牵强附会，让人啼笑皆非。
他们还偏偏掌握话语权，在考场上就是生杀大权，广大师生只能按照这个去“硬讲”，“强解”，这是不是另一种学术霸凌？
作家韩寒也分享过：
一次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信里有一张试卷，选用了我的一篇文章片段，然后有八个选择题。我从未想过我的文章可以入选试卷，于是很细心地完成了考卷，结果发现我只做对了三个选择题。
江苏2007年高考作文题《怀想天空》，有一篇文章，第一位阅卷老师给了36分，第二位阅卷老师给出42分的成绩，综合判断得37分。
复查阶段，阅卷组组长何永康教授发现了这颗沧海遗珠，反复读了3遍，打出了54分的高分，比原来的分数足足高了17分！
这个是美谈，但是反过来，浩如烟海的卷子中，有多少天才作文明珠投暗、烟消云灭了？
那些被埋没的，不只是分数，还有思想；被辜负的，不只是努力，还是热爱。
在这种对创造力的打压下，语文已经变了。
背背背、默默默和抄抄抄。每个孩子的书案上都有《写作宝典》《作文秘籍》，老师也要求孩子背范文，套作文，以“稳”得高分。
全然忘了真正的写作必定是“我手写我心”，是“真情出至文”。
孔子主张“诗言志，歌咏言”，诗歌是用来表达内心志向的。一个孩子从小只学套作，只会模仿，揣摩“出题人想要什么”，可能会考出不错的分数，但永远学不会表达自己的真心。
长此以往，他甚至会丧失分辨“什么是对的”的能力。
语文可以教方法，但教不了灵魂；而没有灵魂的高分，只是分数的虚假繁荣。
余华们的作品可以入选课本，可以成为经典，但在考试面前，他们也得低头。
因为他面对的不是语文，而是一台庞大的、冷冰冰的考试机器。
当余华辅导儿子语文不及格，从笑谈变成常态，该脸红的，只是那个不会辅导儿子的父亲吗？
必须承认，语文考试需要标准。没有标准，无从谈公平。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标准”，而在于“标准怎么定”。
标准应该有弹性，给“春天”留一扇窗，应该允许更多“哈姆雷特”的存在。
教孩子真诚地表达，比教孩子套作拿高分，难一百倍，但值得。
等所有孩子都能写出“雪化了变成春天”，类似这样的话，却不用担心被扣分，语文才真正把春天还给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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