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自己投资1500多万元、耗时近二十年改造而成的5000多亩良田，山东男子刘闽东始终无法释怀。他的公司曾与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河口管理站签订合同承包土地，合同明确其享有“优先承包权”，然而，当土地改良完成、合同到期时，管理站以建设“鸟类补食区”为由收回土地，拒绝其续包请求。刘闽东调查发现，这片“补食区”仍在种植水稻、使用农药，且土地经层层转包后，承包费涨至原来的30多倍。他质疑，所谓的生态保护项目是否只是违约收地、中饱私囊的幌子？
1500万元投资背后的“优先承包权”
2026年4月，山东黄河三角洲又快到了新一年的水稻春播，眼看别人都开始育苗，刘闽东却不再有地可种。来到自己曾花重金改造的水稻田，看着这片地上曾经自己一手架设的水利设施，刘闽东不禁想起，自己也曾是这里招商引资来的企业，“我真是没想到，我花了1500多万，终于把这里的劣质盐碱荒地改造成良田，而我却被一脚踢开，最后给别人做了嫁衣。”刘闽东说。
刘闽东提供的合同显示，2002年5月31日，垦利黄河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河口管理站（原垦利县孤岛林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以每年每亩15元的价格承包5000多亩盐碱荒地，期限20年。合同约定：“合同到期后，如甲方另行对外承包时，同等条件下乙方优先承包。”
“以前这地都是盐碱荒地，只能勉强种棉花，也没有水利、道路、电力。改造土地成本太大了，我们本来想说承包30年，但那时候有领导说合同只能签20年，但是我们改造以后就算合同到期了也能优先续包，所以我才投入这么多资金和心血。”刘闽东说，在随后近二十年里，公司累计投入1500多万元进行土地整平、改碱，新建桥涵闸、道路、沟渠，架设高压电，还挖掘了1050亩水库。改造后，优质良田占比达到60%。在双方承包合同即将到期时，剩余的40%土地他还在改造中。
2022年1月，刘闽东向黄河口管理站提交申请请求顺延合同十年，理由是投入成本尚未收回，但遭到拒绝。黄河口管理站发送给他的文件显示：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委会决定，到期土地将不再对外发包，主要用于退耕还湿、鸟类补食区建设等生态保护用途。
刘闽东不明白：“以前这都是没人管的盐碱荒地，哪里来的湿地，不都是我们我们相信合同里约定的优先承包权，投资巨额改造以后才成了水稻田。改造完了他们就要收回，敢情是骗我们投资的？”最重要的是，刘闽东发现，黄河口管理站所谓的‘鸟类补食区’疑点重重。
未改变土地种植现状的“鸟类补食区”
刘闽东调查发现，这片被宣称用于“鸟类补食区”的土地，实际用途并未改变，沟渠林带均没有变化。“这都收回第四年了，还是像以前种的水稻。鸟类补食区不允许使用大型机械和农药，现在这片土地依然是大型器械作业、大规模打农药。”说着，刘闽东出示了他2023年拍摄的这片地上使用农药与大型器械收割水稻的视频。
更令刘闽东质疑的是土地流转链条，他发现不单是土地用途，甚至实际种地的人都没有变化。根据刘闽东提供的有关协议显示，土地收回后被交由山东黄蓝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保护区管委会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管理，黄蓝公司又与张茂林签订《鸟类补食区管理项目项目经理聘任协议》，将其“聘请”为“项目经理”；再由张茂林与刘晓龙签订《土地承包协议》，将土地转包给刘晓龙。后刘晓龙又转包给郭峰、郭峰再转包给乔东海。
为了维护自己的优先承包权，刘闽东开始与黄河口管理站打官司，过程中这片土地的实际种植人乔东海曾手写一份证明：“2020年12月30日，我与刘闽东达成协议，刘闽东将其土地转包给我，直到刘闽东与孤岛林场（即黄河口管理站）承包合同到期后，我为了继续进行水稻种植，2023年我又与郭峰协商继续承包，我们口头约定承包费为每亩460元，我通过银行转账将土地承包费转给郭峰妻子李兴彩。”
相比刘闽东曾经的承包费，每亩460元的价格是原先的30多倍。
2024年，刘闽东先后向东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请求公开该地块被划入“鸟类补食区”的文件资料。却被答复：“未查询到你所申请公开的该地块被划入‘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补食区’的有关文件资料”。
刘闽东将这些资料提供给法院，2024年11月，垦利区人民法院一审却认为，黄河口管理站的上级单位、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委会有会议纪要显示，土地交由黄蓝公司用于建设鸟类补食区，这属于生态保护公共管理行为，并非商业性“对外承包”，因此不触发优先承租权条件，所以驳回了刘闽东诉求。
上诉后，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在2025年1月维持原判，并进一步指出：即使存在发包行为，400元/亩的承包费也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同等条件”；2024年7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成功申遗，黄河口候鸟栖息地位列其中，建设鸟类补食区是重要保护举措；鸟类补食区种植水稻可为鸟类提供食物，符合生态保护区规范。
失地人质疑“生态保护”名义下中饱私囊
刘闽东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提供的这里大量使用农药的视频，不能成为这里不是鸟类补食区的证据。根据2017年生态中国网报道，鸟类补食区要求“必须采用生态种植，进行严格的农药管制”。刘闽东质疑：“如果真的是鸟类补食区，为什么不执行生态种植标准？这到底是真的生态保护项目，还是假借名义的利益输送？”
2025年4月，刘闽东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再审申请书。2025年11月，刘闽东又向中央有关部门提交实名控告信，指控保护区管委会负责人“违规违纪、滥用职权、涉嫌贪污国有土地承包金”。他在控告信中写道：“被控告人所管理的到期土地大概有25000余亩，都是采取以上方式出租收取租金，如果按每亩400元计算，土地承包费达到上千万之巨。”
但是不论是再审申请还是控告信，刘闽东一直没收到任何回复。
而关于这片土地是否是鸟类补食区，笔者也向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申请公开东营市黄河口三角洲一带的鸟类补食区的具体范围，2026年5月6日，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工作人员电话回复表示，“鸟类补食区”并非国家层面通用的概念，省厅也需要与有关单位沟通确认，可能与相关管委会内部规划有关。关于“鸟类补食区”是否需在省自然资源厅进行备案，该工作人员并未具体回复。
截至2026年4月，这场纠纷仍未平息。刘闽东仍在通过各种渠道反映问题，而黄河三角洲的鸟类补食区建设仍在推进。在黄河入海口，候鸟年复一年迁徙，它们不知道脚下这片土地曾经发生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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