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
平台应当尽快达成共识，成立自律联盟或行业公约机制，像个人求助领域那样，实现自我管理、协同治理，这是破解当前困境、平衡监管与发展的最佳路径。
2026年5月，《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正式施行。这部新规直指行业多年积弊，对全国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设下刚性约束，一场围绕零收费、严审核、去商业化、强公示的合规转型正在全面铺开。
目前，国内共有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运营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平台项目丰富、用户活跃、筹款数据稳定增长；有的平台则长期不更新，或筹款几乎没有进展；更有平台网页已另作它用。比如，中银公益的网页已成为一个在线影院，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已注销。
新出台的《办法》围绕平台指定、运行、服务、监管、退出全链条做出系统规范，实现从“信息平台”到“服务平台”的法定升级，也为目前29家指定平台划下不可逾越的制度红线。
《办法》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必须经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方可开展服务，实行名录制管理、全覆盖监管、无例外适用，彻底堵住未经指定擅自开展公开募捐服务的监管漏洞。
在准入门槛上，新规设置清晰量化标准：运营主体须为独立法人，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2000万元，网络安全保护等级不低于三级，无严重违法失信记录，具备完善的业务功能、风控机制与信息安全保障能力，从源头提升平台准入质量。
“零收费、纯公益”成为贯穿新规的刚性原则。《办法》明确规定，平台提供公开募捐信息展示、捐赠支付、使用情况查询等基础服务时，不得收取服务费、手续费、技术支持费等任何费用。第三方支付产生的必要成本，由平台与支付机构协商承担，不得转嫁给慈善组织或捐赠人。这一规定彻底切断平台依托公益流量直接收费的盈利路径。
募捐页面“全面去商业化”是另一项标志性变革。新规严禁在公开募捐信息页面插入商业广告、商业活动链接及无关互动功能，不得通过募捐页面进行商业导流、商品推销或用户转化，让募捐页面回归纯粹公益属性。同时明确平台不得代收捐赠财产，善款直接进入慈善组织专属账户，实现资金与信息分离，从制度上防范资金混用、挪用风险。
在主体责任方面，《办法》大幅强化平台审核与管理义务：必须严格核验慈善组织登记证书、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及募捐方案备案情况，对不符合条件的一律不得提供服务；健全信息内容管理、投诉举报处置机制，及时处理违规募捐与虚假信息；募捐信息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数据与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实时共享；每半年向社会公开服务情况，每年报送年度报告，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监管。
此外，新规完善平台退出机制，明确指定后60日内未开展服务、拒不履行法定义务、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等情形，将被取消指定资格并向社会公示，构建“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动态管理格局。
《中国慈善家》记者采访多家一线公益机构，均表示新规对一线机构日常业务影响不大。但也有经常和头部平台合作的机构筹款负责人告诉记者，平台审核明显趋严，项目包装、文案打磨、信息披露的投入增加，“这将倒逼机构精简支出、提升效率”。
29家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覆盖了互联网企业、媒体、金融机构、公益组织等多元主体。
“慈善中国”官网上公布的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
《中国慈善家》记者通过扫描“慈善中国”平台入口、实地核验运营状态、调取筹款数据发现，29家平台运营质量严重分化、差距悬殊，头部平台项目丰富、用户活跃、筹款规模持续攀升，尾部平台长期停滞、“僵尸化”运行，甚至出现名存实亡的异常状态。
腾讯公益、支付宝公益等平台依托流量、技术与用户基础，占据行业绝对主导地位，上线项目数千个，月筹款额动辄数千万元乃至上亿元，形成稳定的公益生态。尤其腾讯公益平台，单月筹款规模长期保持在3亿元以上，成为互联网募捐的主阵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平台长期“休眠”，几乎处于停摆状态。有的平台官网长期不更新，项目展示停留在数月前，筹款数据几乎没有变化；有的平台入口甚至无法正常访问，功能模块失效，用户无法参与捐赠；更有平台已完全改变用途，彻底脱离公益属性。
“中银公益”平台网页已跳转至在线影院。
例如，“中银公益”平台网页已跳转至在线影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早已注销，完全丧失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功能。《中国慈善家》记者联系其运营主体北京中银慈善基金会，对方回应称平台已于2026年初下线，目前正在办理主体变更手续，处于无运营、无服务、无维护的“三无”状态。
携程公益自2021年11月入选第三批指定平台以来，运营成效持续低迷，四年半时间累计筹款额仅5万余元，平均年度筹款不足1.2万元，单个项目筹款多为几百元。360公益平台仅上线13个项目，筹款完成率极低。
《中国慈善家》采访中了解到，29家平台中，有些定位模糊、投入不足，部分企业将公益平台视为品牌点缀，未配备专职团队、专项资源，一些中小平台缺乏技术、流量与风控能力，无法为慈善组织提供有效支持，难以吸引优质项目入驻。
2016年9月，民政部公布了首批13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2018年6月，中国慈善信息平台和基金会中心网主动申请退出，从平台名单中删除；2023年7月，民政部将百度公司运营的百度慈善捐助平台从平台名单中删除。
令人唏嘘的是，作为首批被指定的13家平台之一，百度曾一度被寄予厚望。“我们全力打造大众参与的放心公益、人人公益、身边公益、百度益下你就参与的平台。”百度如此介绍自家公募平台。彼时，公众对多家平台做过测试，腾讯、支付宝都在显著位置设置入口，很方便就可以进到平台。然而，主打搜索功能的百度，其运营的百度慈善捐助平台无论是移动端还是PC端，体验并不好。
早在2017年，民政部发布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和《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两项行业标准，就已初步确立平台“有进有出、有序退出”的制度框架。其中，基本管理规范明确要求，平台获得指定后30个工作日内未开通服务的，直接取消指定资格。平台拟主动终止服务的，应提前30个工作日提交退出申请，并做好捐赠人告知、在募项目接续、相关数据与材料移交等善后工作，不得无故中止运营。同时，平台每半年接受一次考核，考核结果作为保留、整改或退出的重要依据。
基本技术规范则从服务连续性、数据安全与信息留存角度做出约束，要求平台退出时须保障募捐数据、捐赠记录、服务日志等完整可迁移、可追溯、可长期留存，确保与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对接的历史信息持续有效，不因退出免除信息安全与历史责任。
有些平台上线后出现低效、甚至一些项目的合规性均存在问题，遭到入驻机构的大量举报。“一些低效平台挤占公共资源，甚至损害行业公信力，不管是对行业发展还是公司的战略定位，退出都是好事。”一位资深公益专家告诉记者。
新规对平台退出机制做出重大调整，进一步明晰主动终止与强制取消指定两类路径。其中，作为“强制退出”的情况，指定后“不作为”的时间从30日放宽至60日。
“在合规这个底线之上，监管部门要对平台多一些宽容，毕竟互联网筹款是新事物，要给行业学习、试错的时间，允许犯错，以善促善，不要急于让其退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创始院长王振耀表示，《办法》显然考虑到了这些，让主动退出有程序、被动退出有依据、善后处置有要求、数据责任可追溯。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办法》落地之后，合规成本提升、盈利模式清零、责任边界加重、优胜劣汰加速的趋势，将推动行业彻底告别粗放增长，走向规范化、专业化、集约化发展。
一位不具名专家告诉《中国慈善家》，新规对平台最直接的冲击是合规成本大幅上升。新规对注册资本、网络安全、信息审核、数据留存、投诉处置等提出硬性要求，平台必须投入专项资源完善技术系统、组建专职风控团队、升级安全防护等级、建立全流程管理制度。
“对于原本投入不足、轻装上阵的中小平台而言，合规成本远超其运营能力，维持指定资质的门槛显著提高，部分尾部平台已无力承担整改成本。”这位专家说。
另外，新规明确禁止收费、禁止商业广告、禁止商业导流，彻底切断平台依托公益服务获取收益的渠道。此前，部分平台通过收取技术服务费、页面广告费、商业跳转分成等方式实现变现，如今这些路径被全面封堵，平台必须完全依靠母体资源投入维持运营，不再具备独立盈利可能。
在责任方面，平台从“信息发布”转向“全流程把关”。过去平台多定位为信息展示渠道，审核宽松、责任较轻。新规要求平台承担资质核验、内容审核、信息监管、投诉处置、数据安全等全链条责任，一旦出现虚假募捐、违规宣传、信息泄露等问题，平台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面临整改、暂停服务、取消指定乃至行政处罚等严厉惩戒。
“新规并非限制平台发展，而是淘汰劣质、规范行业、优化存量，推动行业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但短期之内，合规压力、责任压力、转型压力叠加，29家平台正经历一场触及根本的行业阵痛。”前述专家说。
目前，中银公益、融e购公益等平台已实质下线，还有几家平台筹款近乎停滞，主动申请放弃指定资格或被强制退出成为大概率事件。与此同时，头部平台凭借资金、技术、团队优势，快速完成合规改造，进一步抢占市场份额，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形成“强者更强、弱者出局”的格局。
面对新规带来的系统性变革，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如何调整定位、补齐短板、合规运营，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新规的核心是加强管理，让互联网公开募捐从粗放增长转向规范发展。”王振耀表示，中国慈善治理与西方市场主导模式不同，更强调政府引导与社会参与的平衡，既要避免一放就乱，也要防止一收就死。平台必须彻底转变理念，从“流量思维”转向“服务思维”，从“商业导向”转向“公益导向”，把保障捐赠人权益、服务慈善组织、推动慈善公开透明作为核心使命。
王振耀直言，平台发展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一是是否具备有效的激励机制；二是能否开发出打动人心的优质项目。他以腾讯公益为例，持续多年的配捐机制形成强大社会动员，数亿、几十亿的配捐投入激发全民参与，成为全球互联网公益的标志性实践，这正是借鉴了西方成熟的公益激励经验，契合大众行善心理。而百度等平台退出，本质是战略定位与赛道不匹配，缺乏持续投入的动力与专业化运营能力，最终只能主动收缩。
“我国没有西方宗教传统下的常态化捐赠习惯，公众捐赠更多源于情感触动与正向激励。”王振耀指出，平台要做好公益，要么有配捐等激励机制撬动参与，要么有优质项目直击人心。一些平台既无资源投入激励，也无能力开发项目，仅作为品牌点缀存在，长期低质运行、占用公共资源，在新规之下必然面临淘汰。
面对新规压力与行业痛点，王振耀建议，平台应当尽快达成共识，成立自律联盟或行业公约机制，“像个人求助领域那样，实现自我管理、协同治理，这是破解当前困境、平衡监管与发展的最佳路径。”
以水滴筹、轻松筹等个人求助平台的治理实践为例，过去个人求助曾面临虚假信息、合规争议、公众质疑等诸多问题，行业一度陷入负面舆论漩涡。但几家头部平台主动联合，制定自律公约、统一服务标准、规范审核流程、加强信息公开，持续与民政部门沟通对接、反馈诉求，逐步形成全社会认可的规范体系，最终实现年筹款超80亿元、覆盖全国的良性发展，成为社会治理的典型范例。
王振耀认为，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同样如此，29家机构身处行业一线，最了解运营痛点、技术难点、监管堵点，远比监管部门更懂平台实际运行逻辑。如果各自为政、分散应对，不仅会增加合规成本，还容易出现标准不一、执行偏差的困境。
他建议，平台之间应尽快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定期讨论审核标准、数据留存、投诉处置、项目管理等共性问题，形成统一的行业规范与操作指引，主动向民政部门报备、沟通，既传递行业合理诉求，也接受监管指导。这种自律机制不是对抗监管，而是搭建政府与平台之间的缓冲带、协调器，让政策落地更贴合实际，让平台运营更有方向，避免简单化、“一刀切” 执行带来的负面影响。
作者：温如军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AI合成、截图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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