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只知道自己是潮州人。
我会说潮州话，但如果你再多问一些，
我就答不上来。直到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才逐渐开始探寻祖先的故事。”
这段引文出自周兄（Somchai Saejiu）的著作《泰国华人面面观》，在我出版第三本泰文著作《因为我想，所以我是华人》的时候，把它放在了开篇的位置。作为一个在泰国出生长大的潮州华人后裔，在读到这段文字的那个瞬间，几乎立刻被击中了。
我的母语是泰语，甚至第二语言也是英文，然而童年记忆中关于声音的部分，总有祖父母老屋中交错回响的潮州话，那时候的我并不清楚具体来自哪一处侨乡。间或其中的，也有带中国口音的泰语词汇冒出来。和许多像我这样的泰国华裔一样，我们是在长大以后，才慢慢从潮州话与泰国社会文化彼此交融的日常里，重新认识自己的泰国华人华裔身份。
过去两年多，我一直刻意回避去看在泰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引起广泛讨论的电影《姥姥的外孙》。今年五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上映后也迅速进入了泰国公众视野。身边的家人朋友陆续给我分享了影片片段、影评还有网络上的讨论。然而直到五月中启程前往中国讲座之时，我仍然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有勇气走进电影院。原因很简单，我不想面对自己可能无法抑制情感大哭的场景 。只是我的眼泪大概会与一些被影片中人物境遇和故事情节所触动的观众不同，这两部电影于我而言真正触及的，正是我们这些在泰潮州华裔共有的一种情感体验——我自己就是“姥姥的外孙”啊（虽然我至今没有明白为什么不是翻译成外婆而是姥姥），同时也会有对于“潮州人”这个身份的回应与重新解读。
《姥姥的外孙》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海报
我们这一批出生于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之间的泰国潮州华裔，虽然年龄跨度很大，却有着相似的成长经验。我们大多在祖父母的照顾下长大，因为父母往往长期在外奔波忙于生计。我们的祖父母与《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三位主人公属于同一代人，他们以潮州话为母语，即使出生在暹罗的南枝亦是如此。偶尔说起泰语时，则带着明显的中国口音。在泰国尤其是曼谷的华人社群中，潮州话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都仍是重要的日常口头交流语言，之后才逐渐被泰语取代。近些年来，泰国华裔社会虽然重新兴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但毫无疑问，这时的汉语已经是普通话了。
“我会说潮州话，但如果你再多问我一些，我就答不上来。”这种感觉从我父母那一代开始就存在，并一直延续到我身上。这到底为什么呢？
最终，在对中国文化强烈的兴趣和对祖先故事的好奇心驱使下，我还是走进了电影院。特意选了一个周末上午、观众不算太多的场次。电影中的对白全然是潮州话，而故事中相当一部分情节，又设置在我熟悉得几乎不能再熟悉的曼谷唐人街，也就是叫作耀华力路的地方。
我在曼谷华人社群出生、长大，而基于硕士论文出版的第一本书，内容也正是关于唐人街这片街区。所以当我开始准备写一些关于这部电影的文字时，最想分享的便是曼谷唐人街的故事。或许对泰国华人社会并不熟悉的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也曾对那里产生过一些好奇与困惑。淑柔的孙子来曼谷寻人的时候，在唐人街几乎可以全程用潮州话沟通，这并非夸张的叙事手法。所以潮州话与汉语普通话究竟在泰国华人社群中扮演过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语言在泰国社会的演变又怎样从另一个角度诉说了泰国华人的历史？
曼谷唐人街
本文作者Sittithep Eaksittipong（洪文发）的泰文著作《因为我想，所以我是华人》
泰国真的存在唐人街吗？
提起曼谷唐人街，自然而然想到的是耀华力路，那里遍布挂着中文招牌的店铺和各式中餐馆，现在还变成了全世界游客去曼谷都要打卡的“网红景点”。然而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似乎印度人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街坊居住的还有泰国人，所以木生才学习了蹩脚的泰国话揽客。那么一个完全由华人居住的唐人街真的存在或存在过吗？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木生在泰国蹬三轮车谋生
唐人街（Chinatown）的概念最初是在西方社会背景下构建的，他们用这类词汇描绘一个少数族群人口稠密、与当地社会和其他族群几乎没有互动的区域。这个词不局限于描述华人群体，比如洛杉矶既有“小东京”，还有泰国城。于是放在曼谷和泰国的大背景下，“唐人街”定义可能就无法做到准确了。曼谷的耀华力路，也就是现在为大部分人所熟知的唐人街，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跨族群融合与互动的场所，同时泰国政府也从未将这部分划分或限制给任何特定族群。实际上，在曼谷的各个主要区域都有华人的踪迹，通过观察曼谷华人庙宇的分布就不难发现，他们延伸扩张到了唐人街以外的曼谷若干区域。可以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曼谷自身的城市化扩张，华人社区一直与当地社会紧密融合、和谐共存，哪里都有华人工作生活的身影，曼谷及其周边地区本身几乎就是一座巨大的“唐人街”。
曼谷耀华力路
与此同时，曼谷的唐人街耀华力路一直也包括容纳着各个族群。从耀华力路的南部望去，可以看到葡萄牙人建造的玫瑰圣木堂（The Holy Rosary Church），不远处就是葡萄牙驻泰国大使馆。如果有机会去参观多坐一会儿，或许有机会听到玫瑰圣木堂使用潮州话诵经的场景。再向西望去，就像新加坡一样，毗邻的便是被称为“小印度”的帕胡拉特街（Pahurat/Phahurat）。从这个意义上讲，曼谷的唐人街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承担着跨语言、跨社会和跨文化交流的中心作用。这些族群也并没有生活在彼此严格隔绝的区域，而是相互融合在一起。沿着三鹏路和耀华力路走一走，很容易看到印度人经营的店铺，尤以布料店为常见，与潮州人经营的店铺至今仍是竞争关系。这种华人社群与泰国社会其他族群之间的自然并存与联系随处可见，虽然冲突也是难免的，毕竟社会人际关系的本质就有合作和冲突两个方面。
电影中有一个情节让在场观众都揪起了心：一群想要占据南枝父女客栈的印度族裔，在提出购买出价被拒绝后选择在深夜纵火，直接导致了南枝和父亲的流落街头以及木生的牢狱之灾。 那时的屋子主要是木质结构，一家人赖以生存的客栈一夜之间付之一炬，租住在里面的人仓皇逃离现场，而木生省吃俭用日夜操劳攒下的回乡资本也化为灰烬。这个情节带来了电影的第一个小高潮，也推进了故事的发展。因为木生选择先救南枝父亲而耽误了取回拼命攒下积蓄的时机，诸多情绪之下对纵火的印度人拳脚相加继而锒铛入狱；同时南枝父女也种下了对木生的感恩之情，他们看到木生嘴上不饶人的背后却如此重情重义。不过当时现实中不同族群的冲突并没有电影中描绘的那么暴力，尽管因为文化差异和语言沟通的困难，误会和偏见是难免存在的，涉及欠款的商业纠纷也屡屡发生，但如果把这场为了驱逐房客的纵火案放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曼谷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解读就会意识到，如果有类似事件发生，往往是具有更大权势的本地地主所为，而非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引起的。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一群想要占据南枝父女客栈的印度族裔在出价购买被拒绝后，选择在深夜纵火。
影片以此推动情节发展，是可以理解的。而现实中那段历史背景下华人与印度裔族群之间的故事却常常是相反的走向。如果有机会像我一样和当时在那里居住过的华人聊一聊，就会发现，他们都深深明白，不论是华人还是印度裔移民，大家不过都是背井离乡为了一口生计到异国力图生存的可怜人。在那个年代，没有移民是可以真正拥有那些土地的。所以同一时期在泰华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常常看到对印度人的同情与关注，尤其是在那些描写平凡人日常生活的作品里。因为受到“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这样的书写在当时的泰国华人文学中相当普遍。
电影中虽然设置了与印度裔移民冲突的情节，但在学习汉语的一众孩子中，也有一名印度裔女孩的身影（右一），由一名中印混血的小演员（张迪雅）扮演。
文字语言与中华身份的传承
同时，解读在泰华人的文学作品中的潮州话元素，是我在观影之时的另一个思考。泰国的华文文学，尤其是描写华人社群相关的文学作品，初读之下会发现，尽管文字是用现代通用规范汉字印刷的，但如果要理解究竟在讲什么，就需要懂潮州话的发音了，同时也得对作品产生时代的泰国社会有一定的了解 。
比如1963年至1964年间连载于《华风周刊》的文学作品《风雨耀华力》中，就有诸如“坤磕叻祝迈”这样的句子，用普通话读来毫无意义，令人费解。然而，用潮州话发音时，它的发音与泰语“老师收到一封信”相似。而文中出现了若干次“丕”这个字，是因为用潮州话发音时，与泰语中的“哥”(พี่) 相似。
同时潮州话也对泰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代许多泰语词汇都有潮州话的身影。比如“座山”这个词已被现在泰语吸纳，用来指代经济富裕的人，但要用潮州话发音。那么“座山”究竟所指何意？在泰国潮州华人中广为流传的一首诗中有一句， “三山得一，个个有份”。这句诗言简意赅地传递出第一代在泰国的潮州人远渡重洋寻求财富所秉持的期望和来泰后共同经历，他们渴望在泰国过上稳定的生活，获得足够寄回乡供养全家的酬劳，最终有能力回到故土阖家团圆。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或者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永远留在了异乡土地上。
“三山得一，个个有份”如何理解呢？
第一个“山”指的是“座山”，意为富裕的人，是漂洋过海来暹罗谋生的潮州人的期待；第二个“山”是“唐山”，也就是在中国的家乡，对下南洋的华人来说，只要努力奋斗勤俭节约累积财富，就可能有机会回到故土；第三个“山”则是“义山”，代指那些到底没能叶落归根的华人最终葬在泰国的墓地，也是电影中木生所代表的更多千百万下南洋却未能回乡华人的归处。
《给阿嬷的情书》中另外有一幕描写了当时历史背景下在泰国学习汉语的境遇，一些华人孩子们在客栈里木生的房间内和先生悄悄学习汉语。最初南枝是反对的，因为担心惹上麻烦。而后被木生的话触动，加上父亲也站出来说“来了警察我贿赂”，从而默默允许了他们的教学，甚至加入了学习班，也为后来同淑柔的来往信件埋下了伏笔。果不其然， 第一次前来探查的泰国警察被南枝父亲塞在口袋里的钱挡住了步伐，第二次在“告密”下武装充分冲进了教学现场，还好早有防备的一屋子人拿起手工在做，并没有抓住现行。这个情节完全符合当时泰国社会华人儿童汉语学习的困境，也是本文最初我写到的潮州后裔文化认同困惑的开端——语言学习的切断与真空。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被突击检查的汉语学习班，假装在做手工
冷战时期，泰国政府并不鼓励学习汉语，因为他们担心汉语学习会被用来传播政治意识形态。甚至为了防止政治意识形态通过汉语教学传播，泰国政府在美国的协助下还自己编写了汉语教材，这类教材的目的旨在促进华人融入泰国社会与文化。华人社群建立组织的汉语教学受到严格控制，华校逐渐关闭。与此同时，华人社群的观念也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发生着转变，他们逐渐认识到学习泰语或就读以英语为重点的西方学校才能带来更好的经济收益和稳定的社会地位。所以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因为政治环境的压力和社会晋升机会的限制，泰国的华人学生通常只在华校读到小学高年级或初中低年级，之后便转入泰国学校。
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在潮州会馆附属的普智学校读完小学高年级后，就不得不进入了泰国本地中学，不然他将面临着继续受教育也不可能找到工作的情况。并且由于高等教育只接受泰国名字的人注册，他们为了升学还不得不将自己的中文称呼改为泰语名字。即使在1975年泰中建交之后，汉语教学仍然受到了一段时间的严格控制，直到1989年泰国政府才开始逐步放宽对汉语教学的限制。这段历史和这个政策导致泰国华人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存在着汉语教育的空白，没有机会系统学习汉语。虽然许多像我父亲这样在泰国的潮州人后裔母语仍然是潮州话，毕竟他们从出生起在和父母以及祖辈的日常交流中都讲潮州话，但他们也几乎全部面临着不大会读字以及了解书面用语的困境。逐渐地，潮州话就变成了亲切熟悉却又无法深入领会的语言；“潮州人”也衍变为一个身份的符号，每个人说自己是“潮州人”，但似乎没有人完全理解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而那个潮州所在的中国，潮州话意味的家乡，若干年后才重新大大方方回到了泰国华裔的世界里，这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写在文末
我常常会怀念我的两位祖母，尤其是我的外婆。我在她的照顾下长大，至今我最爱的食物还是儿时她为我们一群小孩煮的那些潮州味道饭菜。然而就像所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故事一样，外婆在我有机会好好履行一个孙辈该有的责任之前就去世了。事情发生时我正在美国学习，甚至没能赶回来参加她的葬礼。这也是我在文章开头说自己不敢去观看《姥姥的外孙》这部电影的原因。而《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部宣发非常有限、全是新人出演的小成本制作在上映后掀起如此热潮，并且在海外华人聚居的区域比如泰国引起诸多讨论的原因，可能就是在于它深深唤起了人们跨越山海穿梭时空的共同情感。
这部电影虽然在时代巨变的几十年间发生，却并没有探讨高深的政治理念，把一些冲突也尽量淡化。而正是这样一群普通人的故事，恰恰书写了那一代远走异乡谋求生计的华人和无数这样的家庭是如何跨越山海依然紧密彼此相连的。他们是淑柔、南枝与木生，他们也是我们的祖辈和无数下南洋先辈的映照。同时难得的是，这部电影描绘了坚韧有力的潮州女性是如何同时扮演着潮州文化遗产的创造者和守护者（尽管她们常常被忽略）这样两个角色，她们在海外潮州人社会的保存与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这一点已经有非常出色的文章分析过了（参见沈惠芬《留守“阿嬷”：近现代华人跨国迁移史上的“番客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6年5月17日 ），作者是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姐，读她文章时外婆的样子仿佛就在眼前耳边。而整部影片以潮州话作为主要语言，不仅搭建了中国大陆潮州人与其他潮州社群之间的桥梁，于我这样生长于海外的潮州后裔而言，潮州话这个在泰国社会逐渐消逝的语言在这部电影里贯穿始终，重新唤起了我作为华人（潮州人）的记忆。
写到结尾的这里，恰好读到了新闻，泰国的True Vision将引进这部电影，6月18日起就在泰国院线开始上映，是海外市场的第一站。南枝淑柔老去，木生已归于山海，然而海外华裔和潮州人同家乡的情感联结从来没有断过。就像去年回普宁看到那若干并排而立高大辉煌的祠堂，每一间都有在泰华人的名字和资金支持。相信电影在泰国上映后，南枝淑柔的后人们可以用这样特殊的方式欢聚一堂（也可能是泣聚）。再看看儿时的街道，听着最亲切的乡音，回忆母亲与祖母温柔而强大的怀抱。
最后，如果这篇文章能让你对曾经的泰国华人社群多了一点了解，谨以此献给我的外婆（阿嬷）。
（作者单位：泰国清迈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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