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管教：一桩熟人社会里的「生意」|小宇|小超|杨凯|班主任|致命管教|赵涛|马岩

又是一起“管教“致死案。

在甘肃嘉峪关，14岁男孩小超的生命终结在了一场以“心理疏导”为名的暴行中。与以往那些偏远、封闭，甚至有官方背书的管教学校不同，这一切就发生在一所中学对面的老式卤味香酥鸡店内，发生在同学家长的口耳相传里。

2026年2月，该案一审宣判，主犯被判处死缓。目前二审尚未开庭。

判决书中记录了三名“管教者”如何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对9个孩子实施“管教”，将暴力一步步工业化。但我们更想知道的是，那条建立在焦虑与熟人信任之上的暴力链条究竟如何运作——恶意怎样堂而皇之地打着“为你好”的旗号，精准捕获了那些走投无路的父母，使得这些原本最该保护孩子的人，成了暴力逻辑上最坚固的一环。

文丨姜鸥桐

编辑丨雪梨王

在嘉峪关生活了50余年，付林几乎没有见过4月的雪。

但2025年4月11日这天，嘉峪关下雪了。雪下得轻薄，在坠落过程中融成了雨滴。天亮时，地面只留下一层浅浅的水痕。也就是在那个凌晨，付林得知了儿子的死讯。

拨通她电话的是赵涛——校门口那家老式卤味香酥鸡店的老板，付林认识他还不到两周。4月9日晚上，她刚把儿子交到对方手里进行“管教”。赵涛声音听上去有些紧张，说是“孩子吃东西噎住了”。付林下意识觉得不可能，凌晨四点，吃什么东西？紧接着，急救人员接过了电话，语气冰冷：“你家孩子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就是人已经没有了，听懂了没有？”

付林愣住了，大脑一片空白。

这是一场本可以被阻断的悲剧。根据一审判决书，自2023年起，没有任何教学资质，甚至有故意伤害前科的赵涛伙同杨凯、吴家闻，宣称能通过心理疏导和“劳动”管教那些不听话的孩子。近万元“管教费”背后，是一套极为简单粗暴的流程——深夜带往戈壁滩殴打，再带回招待所继续折磨，逼他们写悔过书或遗书。

从招收的第一个孩子起，“管教有效”的说法开始在家长间流传，受害的孩子也逐渐成了诱饵，继续诱骗其他同学加入。在一次又一次盲从和默许中，以管教为名的暴力逐层传导。包括付林的儿子小超在内，先后有9个孩子被送进这套体系。

而暴力链条被终结的代价，是小超14岁的生命。

下跪的孩子

付林第一次见到赵涛，是在小超同班同学李辰的家里。

那是2025年3月27日晚上，李辰刚结束了为期三天的“管教”，被赵涛送回家。付林在那间屋子里看到了一幕让她至今难忘的场景：14岁男孩穿着校服，“扑通”一声跪在父母面前，痛哭流涕。他磕磕绊绊地念着手里的悔过书，坦白自己逃课、偷东西的经过。

彼时的赵涛，站在一旁默不作声地打量着这一家人。李辰父母脸上的表情则有些复杂。在那个瞬间，付林隐约觉得，这对父母似乎对孩子的表现很满意。

这是付林第一次听说，在学校附近开香酥鸡店的老板，竟然还接手这种“管教”孩子的活儿。但那个晚上，她更在意的是那份悔过书——在李辰的“坦白”中，偷东西的主意是小超出的。这和付林了解到的情况完全相反。

几天前，小超和李辰在学校后街的商店偷了巧克力、饮料和糖。店主很快发现，并把电话打到学校。事后，付林打算带小超去商店道歉，小超却连具体是哪一家都说不清楚。最后付林只能带着他在那条街上一间间打听。在店主们的描述里，李辰似乎更主动一些。付林联系了李辰的父亲想要进一步了解情况，却得知孩子那几天“不在家”。直到接到李辰父亲电话那晚，她才见到这个刚被“管教”回来的孩子。

那之后，赵涛给付林打过电话，劝她把孩子交给他管教，开价一万。付林和丈夫马岩拒绝得很干脆，“这么多钱，出去打工都要（挣）好几个月。一亩地的麦子种一年，才能赚1000多点，我家也就十来亩地”。夫妻俩常年以务农为生，种麦子、玉米，也种洋葱一类的经济作物。农闲时，马岩会外出打工，在市区干装修、搬家具。小超原本在乡里上学，撤点并校后，被划到了嘉峪关市区读初中。

这所中学有着悠久历史。当地教育局官方公众号称，该校历来重视学生的心理教育，并将其作为学校“创特色品牌、办人民满意的学校”这一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赵涛如何得到付林的电话，几方说法不一。付林说，从李辰家离开时，赵涛找她要电话，被她拒绝了，但李辰的父亲把电话给了出去。而在判决书中，李辰和赵涛的证言均称，是付林主动索要了赵涛的电话，打算把孩子送去管教。

实际上，直到现在，付林也没觉得儿子有太大问题。他只是看上去有些内向。升入初中后，更显得沉默。付林记得，儿子总喜欢把家里的废旧手机一点点拆开，再努力安装回去，或是用蜡烛燃烧、熔化瓶盖、棉线之类的小物件。和父母为数不多的沟通，是偶尔在写完作业后和付林撒个娇，借手机玩一会儿。

但在学校，这种沉默似乎被视作软弱。付林不止一次在小超的校服外套上看到鞋印。

小超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付林知道的唯一一个就是李辰。小超家在一楼，有时周末，李辰会来敲她家的窗户。付林探头，李辰就躲开；如果是小超探头，两人便一起出去玩。初一时，他们曾因为“好玩”而移走原本停在小区里的自行车，被车主找到学校。那之后，付林劝小超离李辰远点儿。小超回答，自己只有他一个朋友了。

赵涛和付林通电话不到两周后的4月8日，小超放学后没有回家。付林一边在家长群里联系老师和同学家长，一边骑着电动车，在附近的商店、街道和小区一处处寻找。当晚9点，她联系了学校附近的派出所，被告知失踪24小时才能立案。

第二天早上，班主任打来电话，说小超没有到学校。付林放下手头的农活继续找。下午两点左右，她到派出所立了案，一边找，一边等。当晚8点，赵涛打来电话，说是李辰把小超带到了香酥鸡店。

店就开在学校对面，步行只要十分钟左右。平时付林开车接送小超时会经过这里，但从没停留过。不久前路过时，她瞥了一眼，看见李辰正坐在店里帮工，低着头给鸡拔毛。

即便案发至今，付林依旧不清楚，8号当晚失联后，小超去了哪里、做了什么、见了谁。判决书时间线的起点，是9日下午，他与李辰在学校门口相遇。随后被李辰带到香酥鸡店。

案发后，付林解开了小超的QQ账号密码，发现李辰在4月8号中午曾约小超去商店偷酒。聊天记录显示，小超同意了。

最后一晚

2025年4月9日晚，是付林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小超。

挂掉赵涛的电话后，她赶到香酥鸡店。冷白色的灯光下，小超就坐在靠里的操作间里。他低着头不吭声，校服外面套着一件薄棉衣。付林想带孩子回家，却被赵涛拦住了。他站在靠外的吧台，跟付林说：“你带回家就是打，就是骂，你不会教育。留到这儿我给你教育。”

你怎么教育？付林连问了几遍。

赵涛神色笃定，反复给出一个词：心理疏导。

4月初的嘉峪关，北风依旧带着寒意。赵涛把付林拉到门口，离开小超的视线范围，声音压得很低：“心理疏导，其实就是连哄带骗，让小孩说出心里话。”他告诉付林，小超班里还有四个同学在他这儿接受“心理疏导”，其中一个是女孩。

正说着，隔壁炸货店的女老板走过来，向付林推荐赵涛，说自己的儿子在他那儿教育得听话懂事，如今顺利上了高中——这个被当作成功案例的孩子小宇，是赵涛“管教”的第二个孩子。根据判决书，2023年8月，小宇被赵涛和同伙先后诱骗至戈壁滩和酒店殴打了两天。第三天中午，小宇在香酥鸡店里写下遗书和悔过书后，被送回家里。其间，小宇的母亲，也就是那位女老板，向赵涛支付了3500元“管教费”。

但付林记得，赵涛和女老板那天只字未提体罚一事。

在那一刻，付林确实动摇了。她清楚儿子盗窃、逃学，小超上初中后，她越来越不知道要怎么和孩子沟通。平时，马岩常在务农间隙外出打工，即便回嘉峪关，也是住在农村的老房里，很少和孩子见面，日常照护小超的责任几乎全都落在付林身上。她说自己不求小超有多好的成绩，只希望他能听大人的话，不做“出格”的事。

但母子俩很难沟通。付林知道小超沉迷刷短视频，就给他找来一些励志视频，比如原本叛逆的小孩在父母的严厉管教下潜心学习，最后挣了大钱。她发过去，再唠叨几句，小超往往敷衍着回应一句“你烦死了”，然后迅速结束对话。

“当时想着，其他几个孩子都被赵涛管得挺好的，城市里的父母都把孩子送过去，能出什么事呢？”实际上，赵涛提到的那几个同学，付林并不熟悉，她甚至没有除了李辰父母以外任何家长的联系方式。他们仅仅是在家长会上打过照面。

赵涛再次开价一万元。付林说，自己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赵涛退了一步，提出要把小超带回自己家里：“我给他做做思想工作，先看看孩子是什么情况。”

交谈持续了40分钟左右，付林没给准话，但心中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

夜色里，她独自离开了香酥鸡店。

真正让她放下戒心的，是第二天的电话。4月10日午后，赵涛告诉她，小超向自己袒露了心声。他说父母只想让他学习。每次想听音乐，总会没收耳机；想玩手机，也会被严格限制时间。他觉得自己没有自由——这是赵涛转述的，小超的声音没有出现在电话中。

付林对着电话愣住了。她想起小超的脸。在那些没收手机的时刻里，那张脸会一下子耷拉下来，很不开心。付林说，小超从来没有这么直接地向她表达过自己的想法，但却一股脑告诉了赵涛。“心理疏导”好像真的奏效了。

当天下午，付林借口孩子要交学费，向姐姐借了5000元。加上自己的积蓄，她在晚上六点半凑齐了6000元预付款，转给了赵涛。

从孩子失踪、妻子报警到交“管教费”，马岩完全不知情。那几天，他正在外地帮忙搬家具，忙得脚不沾地，根本顾不上家里的事，而付林也有意隐瞒。此前，家里大事都是由马岩做主，付林知道如果向丈夫坦白，后者大概率会不留余地地拒绝。

在当时，她觉得那就等同于失去了让儿子“变好”的机会。

付林把事情想得很简单——只需要两天而已。两天之后，小超就会在赵涛的疏导下，和同班同学一起“变好”。但比这一天先到来的，是小超的死讯。

路路通招待所的老板娘或许见过小超最后一面。带走小超的第一个晚上，赵涛、同伙杨凯便带着小超一起住进了这家招待所的310房间——此前几乎每次赵涛都会把“管教对象”带进这个房间。次日晚上九点，为了确认入住信息，老板娘来到房间，看见几个人正在打游戏。

午夜一过，暴行开始了。

判决书显示，4月11日零时许，赵涛、杨凯驾车将小超诱骗至北大河桥下戈壁滩，使用两根橡胶棒——一根带钉，一根不带钉，对小超的背部、腿部、前胸、腹部等部位进行殴打，逼迫其讲述曾经所犯错误。之后，他们又将小超带回招待所，继续使用橡胶棒对其头、胸、腹等部位进行殴打，并加以拳击、脚踹、膝撞。折磨一直持续到凌晨四点。

中途小超说不舒服，去了趟卫生间。杨凯说，看他出来后双腿已经发软了。但赵涛没有停手，半小时后，他继续用橡胶棒打小超的后背、臀部和腹部。又打了40分钟左右，小超开始呕吐，呼吸困难。赵、杨二人见不妙，赶紧拨打120。

急救人员到达现场时，人已经不行了。

凌晨5点40分左右，付林和马岩赶到医院。小超躺在那儿，穿着一件黑色保暖衬衣，身体和双手已经僵直。付林掀起他的衣角，大片淤紫从后背蔓延到大腿。抢救持续到早上七点，心电图始终是一条直线。医生说，救不活了，再抢救下去，孩子的胸口都被压坏了。

经鉴定，小超系全身多处钝器伤致创伤失血性休克，继发吸入性窒息，最终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信任的链条

直至案发后，付林才得知，“看着不凶，说话也不凶”的赵涛，和其他两名“管教者”均有前科。

其中，赵涛曾在2011年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杨凯和吴家闻则分别因抢劫罪和盗窃罪坐过牢。赵涛与杨凯，正是在服刑期间相识的。出狱后，他们在嘉峪关重聚，以赵涛为主导，逐渐形成了一种以“管教”为名的生意。

这套流程极为固定——通过熟人介绍，接触家长或孩子，将未成年人带离家庭和学校，带到偏僻的戈壁滩和招待所实施殴打、拘禁，再迫使其写下悔过书。“管教有效”的说法，得以在不同家庭之间被反复转述。从2023年夏天开始，这套模式被验证了9次。

第一个管教对象是王帆。2023年，王帆休学后，在赵涛的香酥鸡店里打工。得知孩子曾经有离家出走等行为后，赵涛主动向他的父母提出，说自己可以把王帆教好。就这样，他和吴家闻把王帆带到戈壁滩，殴打至凌晨，才把孩子送回家。

孩子所表现出来的基于恐惧的“听话”，被急于求成的家长误读为脱胎换骨。于是，一条基于熟人信任的恶意链条在嘉峪关的邻里间疯长。从2023年3月至2024年12月，赵涛共对五个孩子实施了管教，获利3万余元。

到2025年，流动明显加快。从3月至4月初，包括小超在内的至少四名初中生遭遇几乎相同的“管教”，付林说，他们都是同班同学。而这些殴打的日夜，都发生在20多公里外的戈壁滩，以及路路通招待所的310房间。赵涛事先与招待所老板打好招呼，称带来的都是“家里管不了的孩子”。

根据判决书，招待所老板说自己睡在一楼，晚上听不到三楼的动静。

暴力并非完全被遮蔽。判决书显示，一个孩子曾在被殴打后逃回家中，向父母讲述经过。但在赵涛作出“不会再打”的承诺后，当天下午，他又被再次送回管教者手中。

与此同时，赵涛也强迫孩子们之间互作诱饵，“要把他那里说得特别好，不能说挨打的事”。在这个闭环里，受害者被迫成了加害者的推销员。李辰就是听了同学说赵涛那里有“好吃的好玩的”，才走进那家店。而他最后带走了小超。

实际上，在中国家庭中，这种“惩戒外包”的心态已经盘踞了20年之久。从杨永信的电击疗法，到南昌的豫章书院，逻辑如出一辙。

这类机构的前身可追溯至上世纪设立的工读学校，最初面向有轻微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被纳入法律体系之中。北京师范大学学者苏明月在过往研究中提到，这一体系曾有相对明确的对象与边界。但此后，招生范围逐渐扩大，从违法少年延伸至逃学、沉迷网络等“难以管教”的青少年。近十年来，随着未成年人违法行为上升、处置手段有限，专门学校再次扩张，并被纳入更为正式的制度框架。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有119所专门学校，在校生8109人。到2024年7月，专门学校数量增至230所，翻了一倍。

一位戒网瘾学校投资者接受“谷雨实验室”采访时曾提到，政府公办的工读学校投入不足，装不下这么多“问题少年”，某些人乐见有民间机构来管束这些问题少年。戒网瘾学校可以做学校的生意，代替少管所的生意，维稳的生意，功能很多，“行业里的人很看好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不是危言耸听，他们亲口跟我说的”。

过往报道中，类似机构的手段也如出一辙，不外乎体罚、殴打，关小黑屋，甚至在肚皮上刻字。其间也发生过未成年人在矫正学校死亡的案例。但这不能阻止家长们追求“改造”孩子、使其驯服的执念。不止一次有家长提到，“我做的任何决定都是为你好““等变乖了就接回去”，而在豫章书院被曝光时，家长们痛斥到现场采访的记者：“你们害得豫章书院关门，我们的小孩没地方去，他到社会上杀人放火，你管吗？”

这些焦虑的成年人共享着相似的处境：孩子叛逆、逃课、沉迷手机。原本应由家庭提供的养育失调时，他们集体陷入了一种无力感。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指出，正是这种无力感让家长们慌不择路。在尝试沟通未果，在担心孩子走向失学甚至犯罪的焦虑下，很多人开始求助外部资源。焦虑和恐惧使得他们不再审视过程，只在乎“孩子变乖了”这个结果。

而犯罪分子也充分利用了家长们的心态。“他们的目的不是教育，是欺骗，因此一定会夸大所谓教育的效果，来为慌不择路的家长提供巨大的安慰。”宗春山发现，“当人处在焦虑状态时，往往不会经过充分的理性判断，很容易把个别经验当成普遍规律。”而在熟人网络中，这种基于个体经验的口碑会被不断放大，甚至掩盖其中的风险。

正是家长们无限放大的焦虑，以及制度与现实的缝隙，给赵涛这样的个体提供了土壤。

断裂的可能

信任的链条就这样被家长和孩子们一环环扣起。但在死亡真正降临前，这根链条并非没有从外部断裂的可能。

根据判决书记录的时间，学校班主任在一个月内，至少接到了四个学生家长的电话请假，请假时间从5天到一周不等。4月10日早上，付林请假时，和班主任明确提到了李辰、小超和赵涛的情况。然而，对于赵涛将小超带走的行为，班主任没有做进一步确认和劝阻，而是直接和付林说，按照病假请就行。

同样的缝隙也出现在路路通招待所里。招待所老板目睹赵涛在一个月内，连续带着四个陌生的孩子开同一间房。“我或妻子会给小孩家长打电话，告诉家长小孩入住的事情，并问小孩的身份证号码。”老板说。很显然，他听信了赵涛关于“带不听话的孩子来管教”的说辞，仅仅核实了基本信息。

2026年2月，一审宣判。法院认定赵涛等人在所谓“管教”过程中，多次对未成年人实施殴打、拘禁，构成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赵涛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杨凯被判处无期徒刑；吴家闻因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赵涛、杨凯共同赔偿附带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付林、马岩经济损失69164.49元。

开庭前一个月，检察官曾把付林和其他几个家长约到一起讲课。检察官告诉他们，把孩子交给他人管教，家长必须要反省自己的错误，“孩子一出生就是独立个体，谁都没有权力给孩子做主”。

“现在想想，青春期的孩子叛逆是很正常的。我们应该好好和孩子沟通，咋能送过去给别人管呢？”付林当时哭得很凶，以至于完全没注意其他家长的反应。案发后，她除了和李辰的父母联系、想要追究其过错外，没和其他家长联系。让她感到孤独的是，其他家庭很快就签下了谅解书，最终坚持奔走的，只有付林一家。

一审宣判后，杨凯、吴家闻提出上诉。付林夫妇则认为量刑过轻、赔偿过低，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并对附带民事赔偿部分提出上诉。但最终，检察机关未支持其抗诉申请。前不久，省高院法官联系付林，表示案件二审大概率将维持原判，同时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就附带民事赔偿部分接受调解，夫妻俩拒绝了。

最近一年，付林两口子很少再进市区。小超上学时，为方便儿子上学，他们在市区买了一套二手房。案发后不到一个月，房子被卖掉了，一家人搬回村里的老房，整日对着满院的农具发愣。过去一年，两人几乎不再下地干活，日子就靠卖房的钱一点点往下过，“孩子在的时候不一样，那时候有奔头，闲下来出去干一天活，挣一百多块，给他买点儿零食和生活用品。现在就算有活，也不想去干了”。